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时局动荡的时代，往往也是奇人异事辈出的年代。
乱世之中，他们或许不是站在舞台最中央的表演者，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
1
杨度这个人的一生可不简单，他中过举、当过满清四品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
他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孙中山。当时两个满怀救国抱负的人相互欣赏，成了好朋友。
但是两人的救国主张却
截然相反。
孙中山先生认为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不能对其抱有幻想，应该通过革命推翻这座腐朽破败的大厦，
实行共和制。
杨度依然对帝制抱有希望，他认为流血牺牲的革命过于激进，应该实行温和的改良，主张
君主立宪制。
两人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于是约定：如果自己失败了，就要给对方帮忙。
历史告诉我们，杨度最后失败了
。两人的这个赌约也在后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度认为，改变时局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开明的君主，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已不堪大用。
于是将目光投注到袁世凯身上，认为袁世凯就最合适的人员，他会在自己的辅佐下成为一代明主。
杨度
杨度和袁世凯还有一段渊源。
一次杨度和当时一些名士在松筠庵谈论国事，不免口感舌燥，当天在场众人身上都没带多少钱，杨度便慷慨的脱下了身上昂贵的狐裘，让人拿去当了，用典当来的钱买了酒肉，与大伙继续慷慨激昂。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拿着一个包裹敲开了杨度的家门。杨度打开包裹 一看，竟然是自己昨天典当出去的狐裘。
来访的人告诉杨度，这是他家主人特地命他送来的。而这位主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从此在杨度心中留下了好印象。
杨度希望推举袁称帝，正好挠中了袁世凯心中的痒处。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为了给袁世凯造势，召集
孙毓筠、严复
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
筹安会
。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呼吁来影响社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很快大街上出现了很多请求袁世凯称帝的请愿团，甚至有
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
。当时北洋政府承诺只要在君主立宪的票上写上“赞同”，再投入投票箱，就可以领到几百元的车马费。这一闹剧的始作俑者便是杨度。
袁世凯在营造的天选之人的人设下走上了“称帝”的蠢路，
杨度也因此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梁启超、蔡锷等昔日旧友纷纷与他割袍断义。
在巨大的压力下，仅仅当了38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了，作为推行帝制的罪魁祸首，杨度上了革命党人追杀的名单。
面对世人的千夫所指，对面自己空怀救过之心却不被人理解，此时的杨度心灰意冷选择遁入空门，取法号“虎陀禅师”。
如果杨度的脚步就此止步，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就只是一个身败名裂的“帝制党”祸首而已。
然而杨度并未就此止步，从他的法号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不甘。
袁世凯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度结识了梅兰芳。梅兰芳知道杨度是有名的大才子，便向杨度请教佛法。
梅兰芳说：“学习佛法能去妄念静思虑，如此便可将戏唱得更好”。
随后梅兰芳抿了一口茶，随口说道：
“但若人人都去礼佛，那社会也就不成为社会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梅兰芳的一句无心之言，杨度听来犹如醍醐灌顶，头脑豁然开朗。
热血难凉的杨度决定不再避世。
这是恰好家中来了两位的客人，他们孙中山的信使，来请杨度出山帮忙解救危局。
1922年，广州军阀陈炯明兵变，而当时的大军阀吴佩孚随时会南征攻打孙中山的部队。
孙中山背腹受敌，危急时刻，他想到人脉极广的杨度。
于是派人找到杨度，希望他帮忙解围。
接到孙中山的救助后，杨度立刻开始行动。
一方面他请自己的同窗好友夏寿田游说直系将领王承斌，另一方面他亲自到保定找曹锟，希望通过游说曹锟来阻止吴佩孚南下。
因为和袁世凯的这些旧部非常熟悉，杨度成功阻止了吴佩孚南下，帮孙中山度过了难关。
从此杨度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对于自己以前的错误，杨度并不回避，他说：
“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不久杨度又接触能够引起他共鸣的思想。
孙中山
3
在与一位名叫胡鄂公的湖南老乡的交往中了解到了共产主义。
胡鄂公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的中央委员，他对杨度说：“你主张无我，又主张大同，这个思路和共产主义很像。我介绍你看点马克思的书吧。”
从此杨度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开始了解共产主义。
杨度初识李大钊是在孙中山上海的寓所。
后来在北京胡鄂公家中，杨度和李大钊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杨度对李大钊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皇帝下台了，但是大总统却走马灯似得换了五六个。虽有中央政府，但毫无权威，各省各自为政，大小军阀林立，战乱不断。实行共和制十年来，为什么时局还是如此混乱？”
李大钊用深思了片刻，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坦荡无私的伟大革命家，但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唤起民众。
”
“长期以来，孙先生多在
社会中上层
进行革命活动。武装方面，过于依赖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但是
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
。以往认为历史是由王侯将相创造的。其实不然，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李大钊的一番话，让杨度犹如重开心智一般，心中透亮。
杨度表示愿意接受李大钊的领导，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事。
李大钊委派给杨度的任务是利用自己与北洋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
在和李大钊的交往中，杨度见到了周恩来，当时那个浓眉大眼、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对他说
“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这句话犹如一股暖流，拂过杨度的心头。
1927年4月5日，杨度应邀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席间他遇到了北洋政府要员汪大燮。
寒暄中，汪大燮无意间透露：“
张作霖大帅已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
。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张大帅决定要去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
杨度急出一身冷汗，忙推说有事，中途退席。
回到他，他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家中，让章士钊干净通知李大钊转移。
章士钊立刻将消息告诉了李大钊，但是李大钊认为张作霖不敢和外国使团起冲突，没有马上转移。
第二天杨度派杨公庶去查看情况，发现张作霖已经包围了俄使馆，于是李大钊全家在内的36人被捕。
杨度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冒险会见张作霖。
他向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交给地方法院审理，试图是他们不至于被军法速决，争取时间，再座进一步营救。
并且，他还将北京的房子卖掉，换了
4500块大洋
，
全部用来营救
李大钊。
在杨度的奔走下，许多仁人志士参与进来，杨度甚至打算与铁路工人策划劫狱。
遭到了李大钊的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也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残忍杀害。
杨度悲痛万分，经过与妻子徐粲楞商量，他
卖掉了北京家中值钱首饰，卖掉了青岛的房产，将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
挚友的鲜血让他彻底看清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同时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精神也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
李大钊
4
1928年初，杨度离京来沪，靠卖字画为生。
由于他的才名实在是大，许多人纷纷慕名而来，高价求其墨宝。
他还
被杜月笙看中
，杜月笙非常尊重杨度，
将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一栋房子专门拨给杨度居住。
杜月笙
杨度挣的钱，除去家中日常开支，全部捐给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为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国民政府独裁，鲁迅、郁达夫、夏衍等人建立了“自由大同盟”。
为营救被捕的革命者或者救济他们的亲人，郭沫若等成立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这个组织还成立了大名鼎鼎的大同幼稚园，专门用来抚养烈士遗孤和革命者子女，其中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红
三兄弟曾被该幼稚园抚养过（见附件）。
杨度的种种义举被地下党组织看中。
1929年春，陈赓秘密来带杨度家中，希望杨度能够利用自身地位和影响为共产党提供一些有用情报。
杨度非常愿意为之。
他利用和杜月笙的关系，在上海广泛交接各界人士，收集到许多国民党高层的情报。
1929年秋天，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当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
将母亲送回长沙，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
。
由于从事秘密工作，杨度的身份不对外公开，只有
少数几个人
知晓。起先杨度的上线是潘汉年，后来变成了夏衍。
杨度的家人早就知道他在为为共产党做事。地下工作形势紧张，杨度有时就让女儿杨云碧帮他打掩护，时髦的女儿就提个箱子给父亲传递文件。
杨度发挥的作用还不止于此。
因为是杜月笙的座上宾，居住的房子也是杜月笙的房产，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搜查，杨度便抓住这个优势，
将自己的住所变成了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
1931年夏天，由于
顾顺章叛变
，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科成员董建吾（见附件）身份暴露，为了躲避搜捕，他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一直到风声过去才转移出去。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为了救国救民，杨度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受过不少讥讽嘲骂。
他晚年知错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
杨度逝世后，据说，周恩来曾派地下党员秘密前往临祭送葬。
杨度不希望儿女涉足政治权利，他鼓励孩子们走实业救国之路。
前文提到了长子杨公庶就被他派到德国学习化工。
杨度和两个儿子
马克思哲学认为：
人的认识和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
在清末民初，旧中国遭受了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冲击。
往前数中国的千年历史，
毫无经验可循、毫无样板可依。
所以心怀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开始探寻各种救亡方法。
他们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而杨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是一个真正心怀救亡的人，对于强国救亡之路他敢于尝试，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再到共产主义，他一路摸索，跌跌撞撞，最终选对了方向，并且为之倾尽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