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下午3时许，位于天津新港工程局大楼的第十七兵团司令部内，司令官侯镜如正在凭窗“听战”，此时东北野战军攻击天津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枪炮声隆隆。听着听着，陆军中将侯镜如突然感觉不对劲了，因为枪炮声明显渐息，侯司令官好歹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当即知道不妙：
坏了，天津肯定守不住了，陈长捷怕也是凶多吉少！
侯镜如立即喊来通讯参谋，口述电文紧急发往北平和南京，电文大意是：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侯镜如心里很清楚，一旦天津市区被东北野战军完全攻克，下一个肯定轮到塘沽，再不跑真心来不及了，所以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傅作义和老蒋的回电，因为没有命令擅自撤退就是“临阵脱逃”，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结果一直苦等到晚饭吃完，北平和南京都没有回电，此时整个塘沽地区的蒋军官兵均已明白目前的处境了，各部队慌乱不堪，都盼着早点上船开溜，偏偏兵团司令部就是没有撤退命令下达，从军官到士兵，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最着急的是第87军军长段沄，然而他跟侯镜如关系一直不睦，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问询，就吩咐手下请来了兵团参谋长李荻秋。
李荻秋刚刚到了军部，段沄劈头就问：“司令官得到指示没有”？兵团参谋长脑袋晃得拨浪鼓一样：我也不知道！
一、黄埔一期侯镜如中将的谜样人生。
河南永城人氏侯镜如，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校军两次东征期间表现得非常抢眼，思想也非常要求进步，次年经周公介绍入党，1926年在第一军编成内参加北伐，任该军第14师的团参谋长。
1927年协助周公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跑了盘踞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这个革命资历可以直追开国大将陈赓。可惜的是，1931年以后因种种原因与党失去联系，不得已潜回老家闲居。
1932年在黄埔同窗袁守谦的引荐下，出任吉鸿昌第22路军所部第30师的参谋长，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1935年铨叙陆军少将。抗战期间侯镜如杀寇作战有功，一路晋升为军参谋长、师长和军长，至1943年已经是中央军第92军的中将军长。
这个第92军的前身是胶东军阀刘珍年的基本部队第21师，后来被老蒋吞并，刘珍年被杀（详见笔者之前的文章），黄埔一期的李仙洲奉命接手师长职务，所以侯镜如跟李仙洲的关系那是相当不错的，基本是李仙洲每次一升官，侯镜如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1938年第92军刚组建时，李仙洲是军长，侯镜如是所辖的第21师师长；1943年李仙洲晋升第38集团军总司令，侯镜如当上了第92军的军长。值得注意的是，李仙洲当军长时，该军当时还下辖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师，那就是号称“赵子龙师”的第95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的罗奇，在《大决战》的塔山之战中，侯镜如和罗奇这两位当年的师长再次联袂亮相。
（早年侯镜如）
第92军曾先后划归第五、第六战区指挥，1945年9月在武汉接受日军投降，随即空运北平，再负责华北日军的受降事宜，侯镜如兼北平警备司令，一来二去成为了傅作义的部下。正是在北平任职之初，侯镜如与黄埔时期的老师、中共“军调”代表周公，以及老同学陈赓将军重逢，期间还与陈赓把酒相谈甚欢，此事在陈赓回忆录中有所提及，但没有说明谈话具体内容。
至少在抗战胜利前后，侯镜如肯定不是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党员，他已经在另外一个阵营混得风声水起，也不可能公开宴请陈赓，因为那样有违地下工作的原则。
二、辽沈战役期间侯镜如执掌“东进兵团”。
1948年9月初，当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辽西战场时，在范汉杰的拼命求援下，老蒋严令卫立煌和傅作义分别派兵出援，沈阳方面准备派出的当然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而华北傅作义接到的命令是：
放弃热河省会承德，以驻守那里的中央军精锐第13军，加上驻北平之傅部王牌第35军，汇同锦西的第54军共同组成“东进兵团”。
然而傅作义对此部署并不坚决执行，只怕自己的看家老本遭受损失或者脱离掌握，所以行动磨磨蹭蹭而且是借口林林总总。再后来傅作义又搞出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老蒋无奈，只好朝令夕改决定不放弃承德，另以第92军和第62军为基干组建第十七兵团，以侯镜如任司令，刘春岭、林伟俦为副司令。
1948年10月11日，鉴于锦州已被东北野战军包围，原隶属范汉杰指挥的驻锦西、葫芦岛第54军划归第十七兵团指挥，不久再改称为援锦的“东进兵团”，以侯镜如第十七兵团部兼“东进兵团”司令部（剿总直辖之独立第95师、从山东烟台调来的第39军归东进兵团临时指挥，但不在第十七兵团作战序列，这一点要搞清楚）。
（范汉杰剧照）
由于蒋军各部行动迟缓，锦州守敌又连续求援，最终到达锦西、葫芦岛地区的部队计有：第62军三个师、第39军二个师、第92军一个师、“华北剿总”直辖之独立第95师，加第54军所属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侯镜如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差事，自己在华北悠哉悠哉呆得好好的，凭什么跑到冰天雪地的关外来？
而且这个所谓的“东进兵团”根本就是个大杂烩，他的嫡系部队只有一个师，什么54军阙汉骞、62军林伟俦都不那么听招呼，更可气的是，老蒋还派来独95师的老师长、黄埔一期的同学、“总统府战地督察组长”罗奇来督战，这到底听谁的？
心里不舒服，脚下动作当然很慢，塔山阻击战10月10日打响，侯镜如率领的兵团部和嫡系部队第92军之21师，直到10月11日下午，才从唐山“乘火车”施施然赶到。
（阙汉骞剧照）
在我东北野战军两个纵队的顽强阻击下，敌“东进兵团”连续猛攻四天，也未能突破我塔山防线，反而是损兵折将。老蒋不满意了，10月16日下令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接管东进兵团的指挥权，10月21日再以刚刚到达东北的杜聿明替换之。
换句话说，侯镜如这个“东进兵团司令官”，只干了五天就靠边站了。
侯司令倒也乐得清闲，从此后出工不出力，反正出问题也无需负责任，直至坐看锦州被东野攻克范汉杰被生俘。1948年10月26日，杜聿明已根本不敢反攻锦州，又唯恐腾出手来的东野大军南下进击锦葫地区，遂经请示老蒋同意，下令各部从陆海两路分别逃跑，这个为援锦而组建的“东进兵团”也就作鸟兽散而黄摊子了。
三、侯镜如才是津塘防守区的最高指挥官。
其实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原本是准备歼击滞留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的敌“东进兵团”，后临时改变作战计划挥师北上，赶赴黑山、大虎山地区寻歼廖耀湘“西进兵团”，这才让敌人的“东进兵团”得以溜掉。其中侯镜如率领兵团部、第21师和损失惨重的独立第95师，仍然退回津塘地区，旋即被傅作义任命为“津塘防守区司令”。
傅作义在平津战役打响前摆开的是“一字长蛇阵”，并划分为张家口、北平和天津三个主要防守区，防守区司令分别以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和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兼任。其中津塘防守区原本下辖第62军、第86军、第87军和第92军，兵力可谓雄厚，也就是说，侯镜如才是天津和塘沽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从葫芦岛撤回津塘地区后，侯镜如始终是寝食难安，一方面，是东北败局已定，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华北也非久留之地；另一方面，11月6日起淮海战役也已打响，如果蒋军在华东战败，华北的局势将更加芨芨可危。
所以他笃定主意，死死留驻和控制塘沽出海口，发现情况不妙就立即逃离，为此，他给老蒋和傅作义分别发出急电，要求以主力控制塘沽海口。不过西柏坡的战略是“文章从西线做起”，所以傅作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归绥、张家口等地，对侯镜如的要求未加重视，反而要求侯部“
于塘沽西北及天津以北地区活动，侦明解放军动态
”。
侯镜如对此大为不满，对着左右心腹埋怨傅作义：“傅长官用兵一向比较灵活，为什么这次把部队游来游去？目前，应尽快把部队的防御部署确定下来，尽一切力量加强工事，否则，仓促应战，结局不堪设想”。傅作义根本不搭理他，还把第92军、第86军、第62军等部队纷纷调往北平或西线战场，几乎让侯镜如成为了光杆司令。
这还不算，期间傅作义还调来自己在晋绥军的老兄弟陈长捷，出任“津塘防守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同时将第184师、第326师、第333师交给陈长捷担负天津守备任务。而侯镜如的兵团部和独立第95师，以及新建的第92军第318师（该军三个主力师被调入北平），则被挤到了塘沽地区，“津塘防守区司令”瞬间实际变为“塘沽守备司令”了。
侯镜如大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他深知傅作义对中央军将领的严重不信任，好在塘沽可守可跑，总比困守天津市区强多了。1948年12月上旬，傅作义将第62军、第86军重新调回天津，划归陈长捷指挥，同时明确第十七兵团只负责死守塘沽出海口，给侯镜如唯一的增援，是命令第87军从唐山进驻塘沽归建。
换句话说，当东北野战军准备围攻天津之前，“津塘防守区”副司令陈长捷反而掌握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兵力，在天津市区负隅顽抗，而他的上司侯镜如只能率少数兵力专守塘沽，经过傅作义和陈长捷的一番折腾，最后留给侯镜如兵团的兵力实在不多：
计有从唐山调来的第87军（青年军第208师改编）、独立第95师、第92军第318师、交警第3旅、河北保安第5团、津塘水上保安队，满打满算不超过五个师50000余人的兵力，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地方保安部队。从兵力配备中可以发现，侯镜如所部的主力无疑是未曾遭遇过打击的第87军，实力占到了塘沽守军的半数以上。
第87军的前身是青年军第208师，原驻北平监视傅作义，因制造“七五惨案”被傅作义强烈要求调离，最初移驻河北唐山，平津战役打响前改番号为第87军（青年军的各师，其实都是类似于“整编师”的军级编制，下辖三个旅），思想反动，建制完整，因为之前还没有真正参加过大战。
第87军新任军长是黄埔四期的段沄，曾经也是独立第95师的师长，那是罗奇的人，也是老蒋的亲信将领，再加上手里有部队，对侯镜如不是那么服气。当侯镜如布置防务时，段沄推三阻四，说什么也不愿意顶在前面，最终只能由独95师和交警3旅担任塘沽正面防御，独95师在塔山伤亡惨重根本没有恢复元气，从师长到士兵颇多不满。
显而易见，第十七兵团此时的作战序列中，只有第318师是侯镜如的嫡系部队，这也注定侯司令要受点夹板气了。
四、大战在即段沄和手下却集体要求跑路。
我“平津前线指挥部”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根据西柏坡的指示本来是准备先打塘沽的，进而封闭退路全歼津塘之敌。不过奉命统一指挥三个纵队攻塘的邓华将军，经过抵近观察和发动试探性攻击后，发现塘沽的地形非常不利于我军围歼敌人，并且侯镜如已经摆出了随时从海上逃跑的架式，最多是个击溃战，并且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邓华将军遂向野司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闻讯前来考察前线的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实地研究后也支持了这一意见，最终东野报请西柏坡同意，改为先打天津后夺塘沽。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原定攻击塘沽的2纵、7纵和9纵，奉命调防去参与围攻天津市区的战斗，另以钟伟第12纵队（第49军）主力负责监视塘沽之敌。
东野名将钟伟，仅以两个师的兵力就彻底镇住了塘沽守敌，并且解放军每天在阵地前沿展开宣传攻势，点名要侯镜如交枪投降，弄得侯镜如烦不胜烦。而就在天津战役打响的前三天，第87军军长段沄带着所部三个师长，突然来到兵团部。
（刘亚楼剧照）
侯镜如问你们来做什么，段沄貌似恭谨地说：“司令官，塘沽战斗吃紧，师长们要向你请示”，侯镜如耐着性子问各位有何高见啊，一向骄横跋扈的青年军将领们就嚷开了，一个师长说：“塘沽已成死岛，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请司令官表个态”，另外一个则说：“我们代表本部官兵意志，请求司令官下令撤退”。
侯镜如这才明白，原来这伙人是“逼宫”要求上船跑路来了，憋屈了好些天的侯镜如终于火了：“行了，行了，我是司令官，我对校长和傅长官负责，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防守，不是撤退！你们集体要挟，究竟是何用意”？
段沄和几个师长确实是想拔脚开溜，但是又不敢承担“违令撤退”的罪名，本打算裹胁侯镜如一起逃跑，现在对方摆出了司令的架子，也不敢公然造次，只好灰溜溜地说：既然司令官有了指示，那我们先回去了。
侯镜如看着老几位的背影，气得大骂：“什么东西，我这个司令官简直没法干了”。
（影版大决战）
参谋长李荻秋一边安慰上司，一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眼下，塘沽各部军心涣散，一旦阵地被突破，大家争相抢船，结果必然是一团糟，谁也跑不了。不如将现有船只分配给各部队，预先将笨重物品搬到船上，并根据部队配置分配海口，必要时，可在海军掩护下先撤至海面或长山列岛，候船南运”。
侯镜如认为可行，遂请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相商，马司令同意陆军的办法，表示海军可以助战和协助撤退。谈着谈着，马司令突然闻听前沿的枪炮声突然响起，立马起身告辞，光速离岸登舰，显然是担心钟伟的部队真打过来，想走可就走不成了。
五、侯镜如终于下达了逃离塘沽的命令。
天津攻坚战役，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打响，战至次日黄昏，天津市区已被我东野大军完全攻克，东野炮纵的炮火开始向塘沽延伸，第十七兵团司令部和第87军军部附近都落了炮弹，军长段沄和三个师长都快急疯了，于是请来了参谋长询问情况。
当李荻秋表示侯镜如并未收到撤退命令时，段沄急了，说自己已经得到了老蒋的直接命令，然后拿出了“总统府参军处”发来的电文：“
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
”，然后气急败坏地对李荻秋说：“希望你们建议司令官当机立断，不可坐实良机”！
李荻秋心里明白，这肯定是老蒋之前的电文，段沄是拿来拉大旗做虎皮的，皮球最终还是踢到傅作义那里，所以未置可否悻悻离去。话说回来，老蒋越过剿总司令部、兵团司令部直接插手军级部队的指挥，造成作战时令出多门，如此混乱的指挥系统，焉有不败之理？
李荻秋回到兵团部以后，把跟段沄等人会面的情况，以及第87军将领的提议转达给侯镜如，侯司令官一脸的不耐烦：“不要理他，要撤，也得等傅长官发了令才行”。而侯镜如不下命令，前线部队就得硬着头皮抵抗，到了1月16日的夜里，东北野战军攻击部队已经突破敌前沿防御阵地，正在向纵深发展。
心理崩溃的段沄终于挺不住了，直接给侯镜如打来电话：“不得了，不得了啦，今晚不撤，明天就撤不了啦”！结果侯镜如还是重复那句话：没有傅作义的命令坚决不能撤。
直到1949年1月17日的上午，第十七兵团司令部才接到北平方面转来的撤退通知，而且是原文转达南京的命令，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此时北平和谈进入深水区，傅作义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已经没兴趣关注这支部队的死活了。
侯镜如总算等来了正式命令，一声“登船”之后，塘沽数万守军开始蜂拥挤上码头，人喊马嘶纷纷挤上船只，混乱程度实非言语可以形容，最后上船的是地方武装保安第5团的团长，他哭丧着脸向侯镜如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完了！
六、钟伟率领东野第12纵队胜利解放塘沽。
为了不让塘沽守敌全部逃掉，东野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亲临一线，指挥第35师、第36师主力展开追歼作战，两个师的指战员打垮了敌人的后卫部队，夜幕降临之际，全部突至海边。第36师108团最先冲进新港，俘虏了来不及登船逃跑的所有敌人，而第106团则在附近的一个渡口，发现敌运输舰一艘、拖船一艘刚刚离岸，106团一营长韩守方大喝：“把船开回来”！
敌舰船不予理睬，企图继续加速逃离，韩守方随即下令开炮警告，机炮连的迫击炮一次齐射，就使敌人吓破了胆，急忙喊话：“别打了，别打了，我们马上开回去”，于是两艘船上的1500多人都当了俘虏。
战至1949年1月17日的深夜，塘沽追歼战胜利结束，东野12纵共歼敌3400余人，缴获各型火炮44门，轻重机枪125挺，步马枪1773支以及军资无算。
（侯镜如全家福）
当然，在敌人掌握海空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塘沽守敌的绝大部分还是跑掉了，其中第87军直接逃往上海，后来被编入了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结果上海战役中又被第三野战军基本歼灭，这个段沄倒是挺能逃，一路逃上舟山群岛，但是第87军的残部已不足一个师。
无奈之下，老蒋只好将交警第九总队改编拼凑成一个师补充给第87军，于是该军下辖第221师、第222师两拨残兵败将。对于段沄的忠心耿耿和“巧奔妙逃”，老蒋还算满意，视察舟山时还曾经特别召见和嘉勉，1950年段沄调回岛内任“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成为孙立人的副手，一时貌似很是春风得意。
彻底反转的尾声：
黄埔四期的铁杆嫡系段沄字“湘泉”，因为是个湖南人，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湘军元老程潜的女婿，程潜将军在湖南起义后，逃台的部属多受株连。1952年8月，辛辛苦苦一路逃上岛的段沄，却突然被保密局特务逮捕，罪名是“知匪不报”。
段沄被关押了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在没有什么确凿证据也没有判决书的情况下，于1954年2月3日与其胞兄段复、妹夫谢小球、堂兄段徽楷一起，通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死得不明不白，下场可谓悲催。
而侯镜如则逃往福建，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期间在他的默许和支持下，留在北平的嫡系部队第92军主力，包括第21师、第56师和第148师共三个师，在军长黄翔（黄埔七期）的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整建制编入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
最后一个第318师由塘沽出海南逃，最终也在福州投诚，而侯镜如先是离职转赴香港隐居，后于1952年返回大陆，历任国务院参事和
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从解放战争后期侯镜如的表现，以及其嫡系部队第92军的结局来看，他的政治立场是肯定有所变化的，但是准确时间点，则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2002年，在纪念侯镜如诞辰100周年的会议上，有关部门的评价非常耐人寻味：“
侯镜如同志的一生，是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和洗礼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尽心竭力、赤诚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对真理、对光明孜孜以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