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9日，美国纽约，两位半个多世纪没见的老战友终于又将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他们中的一人是张学良，彪炳史册的东北“张少帅”；
另一人是吕正操，新中国开国上将，解放军铁道兵总司令。
张学良在已故国民党中央银行前行长贝祖诒遗孀贝太太家中，一见到吕正操，这名已经九十岁的老人隔着老远就伸出了自己的手。
吕正操快步向前握住了自己曾经的老首长的手，年至耄耋的两个人的眼眶都有些湿润了。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十几年，他们仍然记得当年在东北是如何一同奋斗的。
张学良与吕正操
吕正操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尽管他出生时日寇还没有发动“九一八”事变，但东北大地已经陷入战火多时，各地民不聊生。
为了避免孩子在战火之中遭遇不测，母亲多次不得不将年幼的吕正操藏在柴火垛中。童年的吕正操所见皆是遍布疮痍的大地，所听皆是隆隆炮声与人民痛苦的呻吟。
因此，他在自己17岁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东北军中，将自己的名字由“正言”改成了“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就去打日本鬼子。
由于曾经上过四年小学，略识得几个字的缘故，吕正操在东北军中很快混出了一些名堂。当时张学良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卫队旅，重用识字的青年，吕正操便经由一名做军医的亲戚介绍进入了卫队旅中。
吕正操
因为一手好字，他很快被张学良注意到，并推荐到东北讲武堂读书。在这里他不仅读书习字，更学得了统率军队的本领。毕业后他顺利成为了张学良身边的少校副官，受到他的重用。
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经历让吕正操培养出了更加坚定的爱国情怀，但作为少校副官，他只需要负责讲武堂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这不是吕正操的愿望。
因此，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去部队带兵。张学良是认可并且器重他的，1929年春天，吕正操加入东北军16旅中担任中校参谋处长。
上过讲武堂，又有一颗坚定的心，吕正操很快就在军队中打出了名堂。1932年的热河抗战中，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并取得了一定的作战成果，被提升为647团团长。
张学良
年仅28岁却能成为一团之长，吕正操的军旅生涯如此顺利，既有他自己的努力与天赋，也要归功于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吕正操对张学良的感情十分深厚，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说过：
“张学良不仅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张学良与吕正操的分别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久，那是吕正操记忆非常深刻的场景。1936年10月，他被调到西安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工勤。两个月后，张学良便与杨虎城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
25日下午，张学良一反常态地穿上了戎装，郑重告诉他的老部下：自己将要送蒋介石回南京，3天后便回来。吕正操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料定蒋介石绝不可能放张学良回西安。
然而张学良也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此前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就说：
“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将成为万世不赦的罪人！”
多年后吕正操仍清晰记得这番话，谈起时仍然满是怀念和敬仰。可惜事实果然按照他们所料地进行了下去：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了南京，自己也被扣在了南京，再也没能回到西安。
两人一别便是足足54年。期间两人曾经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着联系，但因为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严密控制，他们信中有很多都不能署名。
直到1984年6月，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从香港来到北京时特意来看望了吕正操，给他介绍了张学良在台湾生活的情况，谈到了张学良说过的一句话：
“在大陆我有两个部属十分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
通过张闾蘅，两人又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
万毅
1991年，张学良通过张闾蘅，给吕正操传来了重要的消息：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前往美国探亲，希望吕正操可以到美国见面。
4月30日，张闾蘅再次催促道：
“您再不去，他不是被各种应酬拖垮，就是被夫人拖回台北。”
吕正操心中无比想要前往一会，但他耐心等待了中央的安排，在5月25日才启程飞往美国旧金山。
因为消息不通的原因，他并不知道张学良已经前往纽约，只有赵一荻因身体不适留在了旧金山。因为这个缘故，两人再见的时间又延后了4天。
近半个世纪没见，两人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他们谈这半个世纪的经历，谈几十年来世界风云的变幻。张学良还提到了自己的信仰
：“我可迷信了，信上帝。”
吕正操随口接过：
“我也迷信，信人民。”
说罢两人都笑了。
两句话的不同，也道明了两人分开的原因。曾经是张学良部下的吕正操，正是因为信仰人民才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成为我国唯一一个没有红军经历、功勋却足以担得起“上将”这个军衔的将军。
早在东北军中任职时，吕正操就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1934年春，时任647团团长吕正操驻扎在北平，与北平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孙志远等人接触密切，对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都产生了敬佩的情绪。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同部队中的党员同志们一起，将自己率领的这支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宣告脱离国民党军，开始了自己在冀中的抗日之旅。
就在这一年的5月4日，他已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有无奈之处。1937年4月，趁着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将647团拆分到了一一六师和一三零师中。
万福麟
原属东北军647团的将士们无不愤慨，其中有很多人表示要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
吕正操派人向中共北方局请示，北方局给出的意见是：
“服从改编，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
这一年9月15日，吕正操率领的六九一团主力在前方与日军交上了火。此处三面受敌，对六九一团很是不利，急需援军的到来。
然而该团二营的战士们却被安排看守弹药库一直没能归队，大大削弱了六九一团的战斗力。
而这，就是万福麟企图借助日军削弱六九一团的阴谋。
大敌当前，国将不国，还有人搞这种小心思，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和悲凉。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六九一团尝够了掩护“嫡系部队”、自己殿后，担负最重道德战斗任务的危险和痛苦。
10月10日六九一团一营刚在梅花镇消灭了日军一个骑兵连，次日面对增援的日军，万福麟却要求吕正操放弃一营追赶大部队。吕正操坚决不同意，率领部队血战，在黄昏时分接应一连突围成功。
这件事彻底冷了将士们的鲜血。突围当晚吕正操便召开营、连长会议，大家一致认同
：“南下追赶国民党军主力只有死路一条，应当立刻回师北上。”
就这样，六九一团北上与中共中央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改名称为“人民自卫军”，开始在当地的抗日游击战斗。
张学良戏称吕正操为“地老鼠”就是指他在冀中抗日时采用“地道战”等形式抗击日寇。冀中抗日的经历，是吕正操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之一，他在这里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一代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
自1937年10月改编过后，由于在当地实行减租减息等利民政策，当地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纷纷积极加入自卫军之中，原本一个团的兵力迅速发展到五千余人，下设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特种兵团。
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政治工作组织系统，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并在晋察冀军区见习受训，接受了建立冀中根据地的任务。
他们先对当地地主武装、土匪汉奸等下了手，解决了当地多个压迫百姓、阻挠抗日的汉奸武装。
对地主武装则采取“分化上层、争取下层”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改造了大部分的武装，将两万余人编入了人民自卫军中。
收编各地杂色武装的同时，人民自卫军对日军所侵占的城镇和铁路沿线发动了攻势，并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地区的第一次“扫荡”，收复高阳县城。
汉奸
以此为中心，冀中行政公署正式成立，吕正操担任了主任一职。随着同年5月整编工作的继续、9月大清河北军分区的成立，冀中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
聂荣臻曾经说，这是我军第一个平原根据地，将为其他地区平原根据地的建设提供经验。
成功建立的冀中根据地不仅仅拥有这个“第一”的荣耀，还如同一把尖刀插进了日本本以为已经牢牢控制的华北地区，让想要坐拥“粮仓”的美梦破碎。
为此，华北日军从各地先后调集了2.6万人，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仅仅半年的时间中，便对刚有规模的冀中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攻，企图全面控制冀中平原地区。
聂荣臻
而吕正操领导着改编后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以内线袭扰、外线作战的方针对日军发起了反围攻作战。
五次反围攻作战，五战五捷，击毙、俘虏日军数千人，另击毁日军坦克数辆。最重要的是，彻底粉碎了日军将冀中根据地扼杀于“襁褓”之中的计划
。
在一次次反围攻作战中，冀中根据地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完善，军队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提高。
多次围攻不利后，日军展开了自己最“擅长”的“扫荡”，第三纵队在五次反围攻后，迎来了三次反“扫荡”的考验。1939年10月上旬至12月底，日军调集近两万人兵力进行了三次大“扫荡。
吕正操与夫人
吕正操一边指挥主力部队跳到日军扫荡圈外，一边命部队突击日军运输线，或铁路线上敌人的据点。
冀中根据地在反“扫荡”上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毛主席亲口称赞他是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
1940年，晋察冀军区迎来了规模前所未有的正面战斗——百团大战。1940年1月是格外不太平的一个月份。吕正操正率领着警备旅参与南下支队，准备到冀南地区讨伐国民党顽军朱怀冰、庞炳勋、石友三等部。
恰在此时，日军又调集七千余兵力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留守冀中的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在辖区内分散活动，与敌人进行艰苦作战。
至5月底共作战216次，以伤亡1500人的代价击毙日伪军3400人，再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百团大战
多次在冀中失利后，日军于下半年开始推行“囚笼政策”：
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冀中抗日根据地分散成许多孤立的小块，将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围困至死。
为破日军的“囚笼”，吕正操和程子华一同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总共分三个阶段。8月20日至9月20日第一阶段战役中，吕正操率领冀中军分区毁公路、铁路五百多公里，炸毁二十多座桥，收了一万三千多公斤的电线，击毙日伪军1300余名。我军为此付出了400人伤亡的代价。
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战役中，冀中各地民兵和百姓冒着被飞机低空扫射的风险大规模破坏铁路、公路及附属建筑物。为支持抗日斗争，他们的目标是：
“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
程子华
在三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中，吕正操沉着而果敢的指挥使得他成为冀中百姓心目中“守护神”。
有的时候他一天要参加四五次战斗，却仍旧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日本人也多惧怕吕正操的大名，直到他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的时候，还有日军报纸称抓住了
“冀中军区的吕正操”
，试图以此来提振士气。可见吕正操在冀中打出了怎样的赫赫威名！
多年后有人问他对这段经历的看法。将军笑了笑，说：
“其实，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当被问及是否打过败仗时，将军说：
“敌人来了，打不过就跑嘛，这就是敌进我退。”
充足的信心、正确的战术，这些都是吕正操在冀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法宝。
或许正是因为在冀中根据地的经历，让吕正操从此开始“信仰人民”。他深深记得当时冀中的百姓们有多苦
：“日寇在冀中实行法西斯侵略暴行”，但是这些“不但没有使我们的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怒男女老友对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
吕正操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道：
“环境越是艰苦复杂，人民对敌斗争的办法越多、越巧妙、越灵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吕正操在抗日前线
1985年6月，吕正操曾经专程同夫人一起回到冀中，探访自己的“第二故乡”，探望久别的乡亲们。他特意在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老房东们促膝长谈。
8天的时间里，他走过了十二个县，十一个村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说：
“一直系念着冀中这块曾在此浴血奋战的热土，始终不忘那些曾和我生死与共的冀中人民。”
谈起吕正操的这段经历，张学良的羡慕之情更浓。当日中午两人吃饭的时候，吕正操谈起了自己在敌后抗日打游击的过程，并说
：“你走后东北军就乱了，我赶回部队接受共产党的指示，留在敌后打日本。”
张学良倒也不觉得这是“背叛”国民党，而是叹道：
“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藉。”
对于一名少帅来说，没能亲自上阵杀敌，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在纽约期间吕正操同张学良会晤三次，两人谈了许多事情，谈得最多的就是抗日战争。吕正操向曾经的东北张少帅介绍了东北军抗日的优良战绩，他叹道：
“蒋介石见哪里危险，就派东北军去哪里。上海作战时蒋介石让东北军的吴克仁当后卫，他们渡江时淹死了好多，很惨。”
吕正操和张学良（右）
事实上这支很惨的部队，最后连抚恤都没有得到，反而是被取消了番号，剩余的战士全部被遣散了。
这段经历对谁来说都称不上愉快，张学良更是深知自己与蒋介石之间的问题所在：一开始他就主张抗日，蒋介石偏不让；后来他又发动了“西安事变”强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这种心胸不宽的人，又怎么会善待东北军呢？
张学良心中的愧疚也并不难懂。因为不费一兵一卒，甚至一场仗都没有打就在“九一八”之后让出了东北，曾经意气风发的张少帅，成为了全国嘲笑的“不抵抗将军”。
在吕正操看来，这纯粹是给蒋介石背黑锅。他宽慰道：
“打日本人东北军替您打了嘛。”
东北军中的许多将士的确在抗日期间过得很惨。例如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重庆的时候被戴笠的特务抓住，后来与杨虎城将军一同被害。
张学良与杨虎城（右）
原本他在狱中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跑出来，但是黄显声坚持自己光明正大，
“他们怎么抓我的，就怎么放我。”
可惜一语成谶：抓他的时候是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害死他的时候依然给不出任何理由。
黄显声早年在锦州时就同共产党员有联系，说起来比吕正操还要早一些。与黄显声相比，吕正操要幸运得多。
他不仅早早改编，不再接受国民党的指令，还在冀中打出了自己的风采。抗日战争结束后，依然在为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1946年初，吕正操回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7月开始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专管铁路工作。
黄显声
为了提高当地运输能力，吕正操专门开展了“死机复活”和“死车复活”活动，在辽沈战役之前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达近万公里，占据了东北线路的98%，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在解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吕正操在抗美援朝时再次兼任军事运输司令员，组织铁路部门成立志愿援朝大队，多次到现场指挥抢修铁路和物资运输工作。
为了应对美军的狂轰滥炸，抢修部队自创了一套特殊的抢修方法和应急措施，被炸毁的铁路随时就能修好，炸毁一段铁路另一端就可以用以“替补”，保证了前方的物资供应。
吕正操不仅实际操作出色，还善于学习。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便对苏联的“包乘制”和日本的“轮乘制”进行了对比试验，并写了一篇《论乘务负责制》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这篇文章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吕正操（右二）陪同毛主席视察
1958年，吕正操接手铁道部长一职。在任期间他主持修建了成昆线等西南三线铁道工程。成昆线有“世界地质博物馆”之称，修建难度极大，但战略意义同样极其重要，毛主席甚至说过成昆线修不好他睡不着觉。
为此，吕正操带领铁道兵三十万人参加“大会战”，使得成昆线在1970年1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西方媒体将此形容为“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可见其难度与意义！
除了工作之外，吕正操最喜欢的就是打网球。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网球，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能找到打网球的场地，在打谷场上拉开一张网子，他就能打得很开心。
晚年的时候，他笑称自己一生就三件事：
“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
2009年10月13日下午14时45分，这名百岁老将军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他是新中国开国上将中最后一个告别我们的人，也宣告了那个时代的彻底结束。
当我们回顾老将军的人生历程时，或许会为他的果断和勇敢而感动，或许会被他抗日的经历刺激得热血沸腾，或许会为他和张学良跨世纪的友情而感慨。所谓“传奇”，不外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