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即雍正即位元年三月，雍正皇帝追封孔子的先世为王。这一追封，就是孔子的五世先人，他们被封王爵，号“肇圣”、“裕圣”、“诒圣”、“昌圣”和“启圣”王。雍正皇帝的爷爷顺治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尊号已经无以复加，雍正却超越祖父，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晋改为王爵，可见雍正皇帝尊孔远胜于父辈。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雍正追封孔子五世先人，儒学的鼻祖孔子被拔高到另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时离
满清
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只有几十年。
马克思指出：
“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满清王朝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尊孔尊儒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是这一论断的历史硕果。对于从原始部落崛起的女真族后裔，满清的统治者们远比元朝的统治者聪明，他们从马背上走下来，努力汲取汉文化的精髓，试图给自己穿上一件华丽的汉化外衣。雍正皇帝作为一名有为帝王，其尊孔行为下的举措真的仅仅是因为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折服吗？
一、雍正皇帝尊孔表现上的“顶礼膜拜”
雍正皇帝对孔子的尊崇，可以说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地步。满清的皇帝固然会作秀，拉拢汉族士子和官僚，比如顺治皇帝就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但是雍正尊孔的表现，很难用作秀来解释，我们来看看他尊孔的举措。
一是为孔子避名讳。
古代只有对君主的名讳需要回避，但是雍正要求对孔子的名讳也进行回避。雍正三年，雍正下达了对孔子避名讳的命令，凡是地名、姓名都要加以改变。孔子名“丘”，凡是姓名为“丘”者，都要加偏旁为“邱”，故后来姓“邱”者实同为“丘”；而关于地名，有同“丘”者改为古体“丠”字，时有天坛“圜丘”，因为是皇家祭祀之地，礼部奏请不避讳，雍正同意。那么文字经书里面有“丘”咋办呢？古字“丠”读音还是没有回避，雍正说“丠”还可以读为“期”字音，以后除了四书五经外，通用“邱”字，但读“期”音。
二是改“幸学”为“诣学”。
古代皇帝出巡办事游玩等等行为皆称为“幸”，到学校考察督学等叫“幸学”。雍正二年，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他谕告礼部，因“
朕心有所不安
”，以后凡去太学，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清世宗实录》卷16，二年二月辛酉条），一应奏章记注。
三是行跪拜礼。
雍正四年，为天下的学堂亲书“生民未有”匾额，还为曲阜孔庙题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的对联，还为大成殿题榜额，为《圣迹图像》作序，亲自前去祭奠孔子。以前的皇帝在为孔子祭帛献爵的时候，是从不下跪行礼的，但是雍正皇帝想都没想就对孔子行了跪拜礼，事后他还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这么做是因为“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清朝通典》卷48《礼典》）。
四是提高纪念孔子圣诞规格。
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之日，雍正五年，雍正下令当年祭典孔子圣诞的典礼规格和康熙皇帝一样，这天禁止屠宰牲口，天下必虔诚斋肃。之前孔子诞辰祀典为“中祀”，自雍正后改为“大祀”。不仅如此，雍正八年，雍正皇帝还以孔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特设了两名三品、四名四品的执事官，这些执事官都在孔子后人中挑选，报礼部备案。对孔庙的建设就更不用说了，雍正八年，雍正皇帝从内宫拿出115万两银子兴修曲阜孔庙大成殿。
历代汉家王朝尊孔早成定制这点不难理解，顺治皇帝分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也就是一个表率，但雍正皇帝不仅仅加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单从以上四点来看，就已经超越汉家王朝的皇帝们，如此还简单的认为雍正在作秀，恐有不妥。比如他对孔子行跪拜礼，皇帝焉能随意下跪，汉家天子都做不到，他一个满族皇帝做到了，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雍正真正将孔子当做自己的老师看待了，不仅如此，他还要天下人都来尊孔，都做孔子的学生，是儒家文化的魅力太大，也是儒家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是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
二、雍正皇帝儒家运用上的“画地为牢”
以上只是雍正皇帝尊孔尊儒“提纲”，对于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才是雍正皇帝的目的所在。雍正皇帝把握住了源头控制，在教育和科举领域加强儒学宣教。然而，雍正皇帝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尤显“画地为牢”。
首先谈谈他对“礼义廉耻”的理解。雍正五年所出会试的论题有一个比较典型，足以说明雍正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的理解超出了一般人。这道会试题目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皇帝看过考生的试卷后，发表了自己对“礼义廉耻”的独特理解。
他认为儒家的“礼义廉耻”包容的范围甚广，所谓“礼”，进退周旋、俯仰揖让是为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是大礼，为礼的本意；所谓“义”，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小义，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是为大义；所谓“廉”，做官的不吃喝不拿取老百姓的东西是小廉，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不生盗贼，没有诉讼，贪官污吏无地自容方为大廉；所谓“耻”，要分不同的人作不同的要求，作为君主，应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使每一个人富足,没有一个成年男子不在他应在的位置上），作为人臣，则应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辅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作为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这是最基本的“耻”。
一个皇帝，对儒家的“礼义廉耻”有这般深刻的见解，可见雍正皇帝所思至深，殊为难得。
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在教育和科举领域渗透儒家思想的。
一是圈定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
雍正皇帝以前的科举考试，如乡试、会试试题都是出自于“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但是雍正皇帝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不仅要重视“四书”文，还必须做到“雅正清真”，其中的“真”字，就是讲解真切，符合儒家圣贤的原意。雍正十年，雍正皇帝敕谕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很显然，雍正皇帝通过进一步圈定科举考试范围，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八股科举更加深化了。
二是制定规范教育内容标准。
在圈定考试范围的基础上，雍正皇帝还不断通过规范科举教育内容标准制约文风。比如在科举考试考“四书”文时，完全以朱熹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要求士子按照朱熹注释的观点发表议论。后来，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还专门命人编辑了《钦定四书文》，进一步将科举内容标准化，如果士子不精通“四书”文，就不被承认有学问。
三是打击对抗儒家的思想行为。
以上两点对于学术和思想都意味着约束和限制，看似对儒家思想是更加深化的研究，但其实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出愚忠帝王的奴才。这样，必然出现对抗思想，希望摆脱雍正意识形态控制的樊笼。雍正四年，参与弹劾田文镜被罚往阿尔泰军中效力的谢济世，以批注《大学》被当权者说成“毁谤程朱”，雍正皇帝不允许他抨击程朱，认为他居心不良，讥讽朝政，进一步罚他在军营做苦力赎罪。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本人对儒家思想见解虽然十分深刻，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运用，却局限于“四书”“五经”，“画地为牢”，并且将儒家思想作为奴化教育的工具，从科举教育领域进行约束、限制和规范，这是他尊孔的主要局限所在。
三、总结
雍正皇帝在尊孔上的表现可谓“顶礼膜拜”，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避名讳，改诣学，改大祀，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儒家思想的具体运用上又“画地为牢”，专“四书”文，专朱熹集注，打击其他思想，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做法到底因何而起呢？
《清世宗圣训》卷四《圣学》中有一段雍正的话，他说：“
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中，他又有言：“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
雍正皇帝之言很坦诚的讲到了孔子儒家思想带给他作为皇帝统治者的好处，使得三纲五常有了伦序，这比较于以往只教化普民风俗认识更为深远。雍正是从“九子夺嫡”中胜出的拔尖皇子，四十五岁登基为帝，对于思想和学术的意识引导具有先天的敏锐性和成熟性，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自然比很多帝王统治者认识更深刻。雍正皇帝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精华见解也十分深刻，这说明他对儒家文化内心是真正的折服，否则，他做不到对孔子那般顶礼膜拜式的尊崇。
而另一方面，他终究是大一统帝国王朝的代表，他必须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让儒家思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即使是有最独特深刻的“礼义廉耻”解释，也不过是从皇帝的需要出发，使儒家思想更利于统治者的需要。他通过科举教育限定，“画地为牢”，制约内容和文风，打击对抗思想的出现，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愚忠的奴才，愚弄万民于股掌，维护所谓“万岁”之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