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北京一位摆摊大爷接到了毛主席亲自签署的任命状，被委以重用。他高兴的同时又感到疑惑：“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呢？”
一年前，这位老大爷还在为生计发愁，不得不去德胜门卖破烂。
每天一大早，他便带着夫人到德胜门小市上摆摊，占位置。周围的人看到后都会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这个说：“七爷摆到我这里来。”那个说：“七爷靠近我一些。”
看得出，他在大家心中还是挺受欢迎的。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对他冷嘲热讽，冷不丁地来几句：“没想到当年的贝勒爷，竟沦落至此，混得也不怎么样嘛。”
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语，他都会一笑了之，丝毫不放在心上，也许正是因为这般和气的性格，才会让他在人群中受欢迎。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此人的身份。没错，这位摆摊的老大爷，就是爱新觉罗·载涛，因为排行老七。所以人称“七爷”。他是光绪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溥仪的叔叔。
那么，好奇的是，这样一位名满京城的晚清皇叔，为何会沦落为摆摊大爷？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的他，又为何会被委以重任？
难道这位晚清皇叔，身上有着一些异于常人的本事？又或是拥有一些高贵的品质？
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载涛，1887年出生在醇亲王府，别号野云。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原有7个儿子，三个早年夭折，余下四个即二子载湉，也就是光绪皇帝，五子载沣，六子载洵，和排行老七的他。
图 | 载涛
拥有如此身份，载涛和其他普通的八旗子弟相比，无疑是位高权重了许多，加上后来侄子溥仪当上了皇帝，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来越显贵。
当年位高权重的他，做过军咨大臣，也做过禁卫军训练大臣。
军咨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而训练大臣，其主要职责是“保卫京城”。不过说来也让人感到好笑，载涛这位军咨大臣，竟没有打过一次仗。
当年，隆裕太后忧心国事，害怕大清的江山不保，于是便问载涛：“你是军咨大臣，那我问你，咱们的兵现在怎么样？” 载涛听到后吓得连忙摇头，直接坦白地说不知道，他虽然带过兵，但没有打过仗啊，这要怎么说呢？
其实，载涛没有打过仗，不是因为他对军事无感，相反，他一向对军事抱有特殊的兴趣。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都知道，满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擅长骑射，经常要与马接触。而载涛的父亲醇亲王是清朝贵族中公认的杰出军事将领之一，一生都在带兵打仗。
受到父亲的影响，载涛虽然看过去只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但心里也渴望能够驰骋沙场，因此，他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十几岁开始，载涛便学习骑马射箭，甚至还到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过。他不仅骑术精湛，还掌握了养马，相马的本领。
说到载涛相马，那可是出了名的，任何一匹马从他面前走过，他就能很快说出这匹马有几岁，除了辨别马的年纪，载涛还能准确分辨哪些是骑马，哪些是驭马，哪些是驮马，哪些是耕马。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大清亡了，昔日里那些皇亲国戚一下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开始要为生活而奔波，载涛也不例外。
那时候，他卖掉了后海豪华的涛贝勒府，带着一家人搬到老胡同里的小宅生活。虽然生活开始变得窘迫，但骑马这项爱好却没有断绝。
在西扬威胡同里，有个远近闻名的马号，那就是载涛的养马之地。当时，这个马号里养了五匹马 ，两匹是拉车用的，一匹是他夫人骑的，而剩下的两匹，则是专门给载涛骑的。
说来也挺有趣的，载涛骑的那两匹马中，有一匹还是他在街上捡来的。
那个时候，载涛发现有一匹马病倒在街头，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其他人看到后都会特意绕过这匹马。但载涛不一样，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匹好马，于是便将它带回了家，经过一番精心照顾后，这匹马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除了养马相马，载涛在赛马上也有不小的造诣。据说，他当年还和张作霖赛过一次马。
那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得胜进京，他听说载涛对马颇有研究，在赛马上还有一定的造诣，于是便派人传话，找载涛赛马，一比高低。
赛场上，张作霖盛气凌人，丝毫没有将载涛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自己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甚至还扬言说要让载涛几步，但结果却输得惨败。
载涛的马一直遥遥领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次赛马过后，张作霖说要在“大帅府”宴请载涛，载涛没有多想便同意了。这时，有些好心人提醒道：“上次比赛你赢了，恐怕这次是个鸿门宴，我觉得不去为妙。”
载涛听到后却果断地说：“怕什么，既然我答应了人家，就不能失信。”
那天晚上，“大帅府”灯火通明，十分热闹。酒过三巡后，张作霖还是说明了真意，他想请载涛出山，帮他主持政务，提出的条件，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拒绝。
图 | 张作霖
但载涛却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才疏学浅，不能担此重任，还是算了吧。”就这样，载涛拒绝了张作霖的邀请，回到了家中，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偶尔养养马，骑骑马。
对载涛来说，骑马相马是他的一大爱好，除了这个爱好，他还有其他的爱好，比如骑车。
载涛酷爱骑自行车，他从十几岁开始骑车，一直骑到八十岁。
那个时候，自行车在北京还算是稀罕玩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载涛在皇宫里看到一个民间艺人表演骑车术，他被如此精彩的表演所吸引，生出了骑车的兴趣。
最初，载涛骑车只是觉得好玩，有趣。
他常常会骑着车满城转悠，各种胡同街巷，都熟悉得很，一串一串的，简直如数家珍。
为了在骑车的时候有人陪着玩，载涛还让家里人都学骑车，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男人还是女人，小姐或是丫鬟，都要学骑车，而且每次都由载涛亲自教导。
三十年代，北京街头上出现了用电滚子带动的自行车，这种新颖的东西，一下子就引起了载涛的注意，让他着迷，他也请人在他的自行车上装了一个电滚子，结果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突突”来，“突突”去，引得一大群人来围观。
当然，载涛除了酷爱骑车，还爱买车。要是家里有人学会了骑车，他都会慷慨解囊，赠送一辆新车。
后来，骑车不仅是载涛的生活乐趣，也成为了他出行的交通方式，他坚持每天都骑车上班，既不乘坐公共汽车，也不乘坐小汽车。
如此酷爱骑车的他，也给自己许下了一个诺言，那就是到了80岁就不再骑车。1966年，载涛七十九岁，这是他骑车生涯的最后一年。
有一天，他找到儿子，说想要看看自己能够骑多远。那天早上，他和儿子骑车离开家，直到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才回来，家里人问他们去哪里了，载涛回答道 ：“跑了一趟十三陵！”这次骑车，是载涛最后一次骑车。
在那些贝勒爷中，载涛可以说是兴趣相当广泛，老北京人都知道，载涛年轻时爱玩，会玩，当时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玩家”。
他喜好养花，养鸟，养鱼。在那个山老胡同的小宅里，到处都是载涛种植的花卉，有牡丹，石榴，夹竹桃等。
这些花卉并不是简单养养，载涛可没少在它们身上花心思。
浇水，施肥，剪枝都是由他一人完成的。隔三差五，还有弄一些马粪，用水泡着，给花施肥。要是遇到了不懂的问题，还会向别人请教。
那时的那处后院，花盆和树木中间，夹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鱼缸，里面有龙井鱼，望天鱼，红头鱼，水泡眼等品种繁多的金鱼。
养鱼可是一件繁琐的事，不过载涛却有这个耐心。换水，养红虫，捞漂，吸鱼便，他都亲力亲为。要是有哪条鱼生了小鱼，他还会一条条地挑选，留下自养，或是送给朋友。
看了这么多载涛的兴趣爱好和惬意生活，大家不禁会想，他的生活也没有落魄啊，怎么会上街摆摊呢？
其实，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载涛卖掉了涛贝勒府，然后用这笔钱在山老胡同购买了一座小宅，也就是他养花养鱼，骑马骑车的地方。
当时，这笔钱如果交给普通老百姓，是完全够花的。但载涛不一样，他有5个儿子，加上儿媳妇，孙子，孙女，已经很多人了，更别说他还养着跟随多年的管家。
这样算起来，将近三十多口人，这可是一个大家庭。三十多口人就有三十多张嘴，这些人都指着载涛吃饭。
一开始的时候，日子还算过得去，但由于长时间的巨大花销，那笔卖房的钱也很快就用完了。时间一久，载涛不得不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那个时候，载涛不好意思自己卖，于是便悄悄地把“估衣匠”叫到家中，让他看着给个价钱。“估衣匠”常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精明得很，他们知道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急着用钱，所以每次都会将价格压得很低。
一来二回，载涛也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心想：“如今生活本来就很困难，这样下去就更难了。”于是，在一天晚上，载涛对夫人说：“要不，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找估衣匠了，自己到街上摆摊。”
夫人一听，虽然没有拒绝，但多多少少有些不好意思。
载涛正是看出了这一点，耐心地对夫人说：“我们既没偷，又没抢，只是贩卖自己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光明正大，有什么可耻的。”
夫人听到后终是点了点头，她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载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家子的人，很辛苦，自己应该多多谅解，多多帮助，渡过难关。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挑拣出一些用不上的旧物，打点装包，同夫人一道，骑着自行车到德胜门附近的小市摆摊，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七爷”上街摆摊。
那么，有人想过没有，为什么载涛会选这么一个地方摆摊？其实，这里面也透露出载涛的智慧。
那一带，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达官显贵的府邸，后来在晚清，最显赫的恭，醇，庆三大王府就在附近，因此，这一带的店铺都比较特殊。
总之，凡是在这一带经常露面的，一般都有些来历，而载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摆摊。
那个时候，上早市，就必须得早起，不然就占不到好位置，行情也会不好。对载涛来说，每天起早上早市，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夏天的时候还好一些，要是到了冬天，那就只剩下痛苦了。
冰冷刺骨的西北风，直往脖子里钻，吹到身上，就像用刀子刮似的，那滋味，可是相当不好受。但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载涛还是忍了过来，当时的他，已经接近花甲之年。
那么，载涛摆摊卖旧物的生意怎么样呢？其实是不错的。
这里面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载涛在卖旧物的时候，误将一个明代花瓶当成普通花瓶卖了出去，结果买主捡了一个大便宜，顿时心花怒放，每天都会到载涛的摊前转悠，看看还能不能遇到这么好的事。
后来，这件事传了出去，一时间，载涛的那个小摊子瞬间火爆了起来。很多人都想过来碰碰运气，以至于每天早上比载涛还要去得早。
面对这种情况，载涛也是颇为无奈，他可不想再发生之前的那种事。摆摊的日子虽然艰苦又窘迫，但好在帮助这家人度过了最苦难的几年。
那么，文章开头说到的“被毛主席委以重任”又是怎么回事？他凭什么可以得到毛主席的重用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拥有较强的民族意识，是一个宁死都不卖国的末代皇叔。
载涛虽出身皇族，却具有极强的民族意识。“不发国难财”是他的人生原则。他本有很多次出山的机会，可以实现荣华富贵，但他都一一拒绝。
第一次出山的机会，是在1932年。那时候，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那些前清的贵族得到新消息后，纷纷投奔伪满洲国，捞个一官半职，但载涛却没有，不仅如此，他还相当反对这种行为。
当年，溥仪托人带信，专门派人到北平去请载涛出山，前往东北伪满洲国任职，以壮大他的雄风。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载涛这位以前的军咨大臣，堂堂皇叔，到了东北，一定会是官职显赫。但载涛却坚决不受命，他坚定地说：“我宁死都不会做一个亡国奴。”说完，便将溥仪派来的人打发走了。
一次不行，溥仪就来两次。没过几天，他又派了一位名叫“田中”的日本人来游说载涛，但结果还是一样，被轰了出去。
图 | 溥仪
这是载涛第一次出山的机会，至于第二次，则是在日寇投降前夕，华北伪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那个时候，载涛当年的老朋友，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王揖唐鉴于时局多变，想请载涛出山帮他一把。
有一天，王揖唐来拜访载涛，两人刚一坐定，王揖唐便开门见山地说：“涛贝勒在政界，军界方面的才能大家都有目共睹，如今我也老了，干不动了，想请你出山帮我。”同时还声称每月都会付予高薪。
有了这笔钱，载涛一定可以摆脱生活的窘迫境地，但他没有这么做，依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王揖唐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个时候找他，无疑就是想要找个垫背的，另外他还和日本人有关系，那就更加不可能做了。
想到这些以后，载涛站起身对王揖唐作了一个揖，然后笑着说道：“你就饶了我吧，我可坐不惯那些小汽车，还是骑着我的自行车比较舒坦。”
王揖唐一听，也不再自讨没趣，带着人离开了载涛的家。
第三次出山的机会是在解放前夕。当时，蒋介石派高有唐来京拜见载涛，请他出面帮忙挽救危急，承担一些重任，哪怕只是出来呼吁几句。但载涛却一点面子也不给，坚决不受命。
后来，蒋介石亲自到北平，宴请各级军政险要和社会名流，载涛竟然也在受邀名单中。当他拿到请柬的那一刻，看也没看，随手丢在一旁。
毛主席了解这些以后，对载涛颇为欣赏，加之其本人又有才干，所以才会对他委以重任。
1950年6月，李济深向周恩来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即批准了这个建议。
图 | 周恩来
大会期间，周恩来邀请载涛向政府提出议案，为新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当时载涛既激动，又紧张，一边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而感动，一边又不相信自己能够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于是便找到李济深商量。
李济深听完后笑着说：“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嘛，比如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这番话，让载涛茅塞顿开，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认真地写出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
毛主席看到这份议案后，大为满意，对载涛更是欣赏有加。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自签署了对载涛的任命状。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当载涛接到这份任命状的时候，非常激动，同时他又感到疑惑：“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呢？”
想着想着，载涛不禁流下了眼泪，这一刻，他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感慨道：“有生之年一定要报答毛主席的知遇之恩。”
自从成为马政局顾问以后，载涛每天都会满面笑容地骑着他的自行车去上班。
有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北房东南角塌了一个大窟窿，要他赶紧回到修一修。
挂断电话以后，周围的同事都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载涛笑着对众人说：“我家房子塌了，让我回去修一修，我怎么修得起啊。”说完后便请假回家修房子去了。
后来，毛主席得知了这件事，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块钱，交给章士钊先生，让他专程给载涛送钱去。
图 | 毛主席和载涛
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面临着无数困难，一条条补给线被切断。为了保证补给，朱德亲自打电话给马政局，让他们立即向朝鲜战场输送大量军马。
要知道，当时马政局只是炮兵下的一个局，平时只负责给炮兵输送一部分军马，然而这次整个部队需要大量军马，供给根本没有达到要求，这该怎么办？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筹备更多的军马，载涛等马政局的同志迅速赶往新疆，内蒙古等地，四处征集军马。
最后，他们一共筹集了25000多匹军马送往朝鲜战场，解决了当时的难题。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得到了最光荣的归宿。
纵观载涛的一生，虽然经历了不少坎坷，但他始终坚守底线，不忘民族气节，更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