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解放全国和时代的号召，东方的巨龙复苏，它有了崭新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革命事业的伟大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那段光辉而困顿的历史中，出现了无数的英雄战士，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自然要为那些革命功臣颁发属于他们的荣誉，而在这些荣誉之中举足轻重的一项，便是开国上将之衔。
开国上将，是万里无一的军中将才，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先锋，是足以流芳后世的称谓，能够榜上有名的人，都是共和国的重要财富。
对于这样的名位，国家和党都是无比重视的，有关此事的筹备和评定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在这其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1955年9月时，从一众优秀将领中择选出的上将名单已经基本完成，可是当预备名单被交到毛主席手上的时候，在简单浏览过后，他却动笔在名单上单独圈出了一个名字，甚至对该人名作了注释——此人骄傲自满，只需授中将为宜。
上将名单是经过层层筛选、细细审核的，提名之人无一不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为何毛主席会单独划掉这一个人呢？负责评选的小组也在迷茫的同时十分为难，他们只能静静地看着那个显眼的名字——王建安。
1908年的10月12日，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的山水之间，他的到来对于这个无比贫困的家庭来说并不是那么值得庆贺的事，在务农的父母辛劳持家下长大的王建安，是个非常懂事而早慧的孩子，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给村里的地主做短工，以帮助家庭减轻负担，出身和生活的压力并没有磨灭他的志向，哪怕只要有一点点闲暇的空余，他都会偷偷去学习、去认字、去读书，这种行为让他从文化种开始汲取属于自己的力量。
无论哪里的地主都是要剥削手下劳动力的，对于王建安来说也不例外，终于有一天，他无法承受那个高高在上的人的辱骂，一气之下孤身前往沧州有名的八极门李殿堂家学习武艺，待到手脚功夫成了，便回家直奔欺压自己的地主，一番暴揍之后，将他的住处焚毁、家中金银散布于乡里，王建安雷厉风行、敢做敢为的性格由此初显。
1924年，王建安不满于眼前的一方小天地，他离家前往大都市武汉，然而在这里，他并没有选择一份平常的职业，而是加入了军队，成为了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大头兵。
在当时的中国，百姓饱受军阀战乱之苦，那些怀揣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感染，军营中的王建安也是如此，那时的他心中更多的是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在权衡与思索下他毅然决然脱离了军阀的部队，于1926年的冬天回到家乡黄安，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
在家乡的日子是平淡的，但王建安却对之前接触过的共产主义愈发兴趣浓厚起来，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坚定自己的内心后，1927年的8月，年轻的王建安经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光辉历程的起点。
时间来到了1927年十月，在党的精神和指导下，黄安、麻城两地的农民和军队组织发动了“黄麻起义”，王建安在战斗中十分勇敢，带头冲锋，第一个登上了黄安西北城墙的云梯。
1928年，表现良好的王建安被升职为工农红军31师班长，并参加了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战斗。
此后的王建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无畏的战斗精神，随着杨家寨、阳平口和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等战斗的开展，他的职位也从班长到了排长，排长到了营长，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得到了最大的磨练，而更大的险阻还在后面。
长征开始后，王建安当仁不让地加入了这支翻山越岭的队伍，爬雪山、过草地，条件无比严峻，他依然咬牙坚持，从未言弃。
1936年军队到达陕北后，王建安便加入了抗日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但他的学习生涯短暂，因为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此时的中华已经岌岌可危，王建安无心再读书，他即将踏上沙场。
1938年，王建安出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在山东境内领导军队英勇抗战，对日伪造成沉重打击，而后的1939年便被调任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活跃在抗日前线，对这些妄图入侵自己家园的敌人毫不手软。
但八路军始终没有日军和国军那样优质的武器弹药配备条件，在整个抗战前期无可避免处于劣势的一方，作战时更多只能以游击为主，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主动攻势，但王建安并不是一个粗人，也不是一个笨人，他有着独到的军事理解，有着胆大心细的战略部署，在他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持续不断地与狡猾的敌人作斗争，联合同心的民众一起，无数次击破了伪军所谓的“扫荡”、“蚕食”等阴谋。
在1944年，抗日形势逐渐好转，王建安看准时机，带领麾下6个团的兵力，向伪军发起了猛烈的春季攻势，在讨伐战中一举歼灭了7000余敌军，以至于得到了《解放日报》的高度评价：“这场战争不仅对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我八路军，新四军正面配合的默契”。
在国共和作的大背景下，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环境中，这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而后宣布投降落下了帷幕，而在这个节骨眼上，阴险的国军早已偷偷调转枪头对准了曾经的战友，但这时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了。
抗战结束后的王建安再次带领部队开始猛烈地教育起内部敌人来，在山东讨逆战役、胶济路反击战和平安、鲁南等战役中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
时间来到了1947年，久经沙场的王建安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山东的战况已经走到了关键的一步，如何拿下首府济南这座重镇，成了中央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峰调任许世友作为王建安的副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虽然许世友在山东的名气毫不逊色于王建安，但这两个人的一些往事，却值得回味。
1937的时候，张国焘的左倾主义错误闹得沸沸扬扬，党内已经确立了以毛主席的思想为领导的方针政策，所以对张国焘几乎是一片骂声，并组织了批判活动。
这会儿王建安和许世友正是同学，一起在抗大学习，彼此之间关系紧密，但许世友性格十分耿直，在某一次听到别人对张国焘的辱骂时他大声反驳，与众人争辩。
此事之后的许世友打算离开延安去别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游击战，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叫上了几个朋友一起，这中间就包括王建安。
但王建安同样是一个耿直的人，他细想过后觉得这件事违反了党内纪律，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做，所以他向上级举报了许世友的行为，而后者因此被处以禁闭，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二人的友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次中央的调令将阔别多年的两人又凑到了一起，但在这大战的前夕，主帅和副手之间的嫌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老将，他们对革命和国家的信仰才是他们真正走到一起的纽带。
许世友在接到命令立刻出发赶往王建安的司令部，而王建安早已在指挥部门口静候多时了，他摆了一桌宴席为老友接风洗尘，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两人吃起来却倍感温暖，当年的旧事被他们不知忘到哪里去了，为新中国而通力协作，才是他们要做的大事。
随后，在两位大将的领导下，解放军部队对济南城展开了全线攻势，经过整整八天的艰苦奋战，他们没有辜负上级和中央的期望，顺利攻克重镇济南，活捉敌军主帅王耀武，一句震彻山东的话也逐渐传开：“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山东全境基本得到解放后，淮海战役即将在另一片土地上爆发，无法亲自带领军队冲锋陷阵的王建安依然积极活跃地向中央提出自己对于战局的建议，对于使用兵力上的优秀见解，他的提案被中央军委所采纳。
1949年2月时，两大战役均已大捷，王建安受命率部投入渡江战役之中，这位如猛虎般的将军英勇指挥作战，在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和敌军的阻挠后，他率部占领了杭州，成为了首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长官。
新中国在东方冉冉升起了，但国家内部此时百废待兴，更兼外部的强敌虎视眈眈，王建安无法作为功臣而休憩，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一只猛虎。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1952年，四十四岁的王建安披挂出征，率领志愿军第九兵团跨过鸭绿江再一次扑向了共和国的敌人。
战争是惨烈而残酷的，王建安有一颗无惧的心，但他的身体在长年累月的征战中留下了无数的伤痕，1954年，被病痛折磨的王建安带着遗憾，从前线归国。
1955年，他的名字被毛主席从上将评衔的预备名单中圈出划去，并附上那句骄傲自满的评语，但此时的王建安早已不是当年主席记忆中那个快言快语、耿直无度的汉子了，他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成长，蜕变成为了一位能肩负起共和国复兴重担的，真正的将军。
1956年，王建安接到了他迟来的荣誉，国家为他举办了一场单独的上将授衔仪式，除此以外更颁布了三枚顶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褒奖对于王建安而言是当之无愧的，他理应有此殊荣。
从战场上退下来的王建安将军成了一位老人，岁月的流逝不可避免地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王将军也感觉到了自己年纪的变化，他没有机会再披挂上阵、纵横疆场，但他的心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国家最需要的不再是战争和士兵，王建安同样深知这一点，世道太平了，自己也成为了高高在上的领导，但他是从苦难中走来的，他深知旧时代的官僚主义对劳苦大众的压迫，而现在这个崭新的国家是以人民为根基建立的，作为领导，绝不能脱离群众,要到老百姓中间去。
王建安将军无时无刻不牢记自己的使命。1979年，中央几位高级干部组织慰问团前往云南慰问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部队，而云南省委听到中央的领导们要来，着急忙慌地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接风，飞机上的一行人早早就收到了消息，王建安率先表示强烈反对，最后派人通知昆明方面一切从简：“不允许宴会，所有人一律坐普通面包车，代表团的餐饮自己解决，每顿绝不能超过四菜一汤的标准。”
王建安在维护勤俭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其他方面，却发扬了十分开明的作风，文革后，在党内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后，王建安在会议中常常表示和呼吁各级官员，提倡集体领导，抵制“一言堂”，在重大的方针决策上，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应该由讨论中产生，而不能由个人独断专行，充分表现了他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一面。
同样的，他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自从因为身体问题而无法奋斗在第一线后，王建安转而深入民间，去往那些最普通的群众身边。
他在福州做军队调查时，坚持要独身而去，部队的领导觉得实在不妥非要陪同，王建安自然一口拒绝，王建安和他们解释了几句后，耿直的脾气就发作了，他站在原地大吼，“你们非要跟着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但他并非不懂得刚柔并济的道理，在训斥过下级后，他又放缓了语气，温和地解释道，“我是领导，你们也是领导，站在大家面前，他们不敢说真话，但我们也是从普通士兵中来的，应该明白，如果想找到问题，就要搞清楚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后他在连队中和士兵们同起同睡，饮食、住宿一概是最低的规格，作为一名老指导员，他在短短的几天里，抽出时间给士兵们上课，努力摸清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短缺的方面上尽量落实。
据王建安的秘书统计，在他深入民间做调查研究的期间，一共向党中央和军委提交了十几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都是他深入最底层的部队、工厂和农村中所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问题，也是群众和士兵们最真切所关注的问题，这些报告对于国家的基层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从1977年到了北京以后，王建安一直都住在老式单元楼中，保持自己一贯的清廉作风，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
1980年的7月25日，老将军王建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他的这一生从黄土地而来，往黄土地而去，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而找寻方向，中年的时候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征战四方，年迈时依旧奔波于民间为了新中国的腾飞而奉献。
即便在去世之前，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仍然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朴素，然后把骨灰撒在家乡，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就好。”
王建安的家人在悲痛中遵照他的遗愿为他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甚至于他的众多朋友、战友都对此事一无所知、大感震惊。
王建安所宣扬和恪守的精神，让他被后人称为“五不将军”，正所谓是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会；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他的骁勇，他的廉洁，他的奉献精神，默默伴随了他的传奇一生，他为民族和国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于千千万万人中得到传承，他虽然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如其他无数的革命前辈那样，化作了天边闪耀的红色星辰，永恒地照耀着腾飞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