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黨上司下的工農武裝解放全國和時代的号召，東方的巨龍複蘇，它有了嶄新的名字——中華人民共和國。
革命事業的偉大是千千萬萬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那段光輝而困頓的曆史中，出現了無數的英雄戰士，于是在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自然要為那些革命功臣頒發屬于他們的榮譽，而在這些榮譽之中舉足輕重的一項，便是開國上将之銜。
開國上将，是萬裡無一的軍中将才，是解放戰争、抗日戰争的先鋒，是足以流芳後世的稱謂，能夠榜上有名的人，都是共和國的重要财富。
對于這樣的名位，國家和黨都是無比重視的，有關此事的籌備和評定工作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但在這其中卻發生了一件令人費解的事。
1955年9月時，從一衆優秀将領中擇選出的上将名單已經基本完成，可是當預備名單被交到毛主席手上的時候，在簡單浏覽過後，他卻動筆在名單上單獨圈出了一個名字，甚至對該人名作了注釋——此人驕傲自滿，隻需授中将為宜。
上将名單是經過層層篩選、細細稽核的，提名之人無一不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為何毛主席會單獨劃掉這一個人呢？負責評選的小組也在迷茫的同時十分為難，他們隻能靜靜地看着那個顯眼的名字——王建安。
1908年的10月12日，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黃安的山水之間，他的到來對于這個無比貧困的家庭來說并不是那麼值得慶賀的事，在務農的父母辛勞持家下長大的王建安，是個非常懂事而早慧的孩子，他在年紀很小的時候便開始給村裡的地主做短工，以幫助家庭減輕負擔，出身和生活的壓力并沒有磨滅他的志向，哪怕隻要有一點點閑暇的空餘，他都會偷偷去學習、去認字、去讀書，這種行為讓他從文化種開始汲取屬于自己的力量。
無論哪裡的地主都是要剝削手下勞動力的，對于王建安來說也不例外，終于有一天，他無法承受那個高高在上的人的辱罵，一氣之下孤身前往滄州有名的八極門李殿堂家學習武藝，待到手腳功夫成了，便回家直奔欺壓自己的地主，一番暴揍之後，将他的住處焚毀、家中金銀散布于鄉裡，王建安雷厲風行、敢做敢為的性格由此初顯。
1924年，王建安不滿于眼前的一方小天地，他離家前往大都市武漢，然而在這裡，他并沒有選擇一份平常的職業，而是加入了軍隊，成為了直系軍閥吳佩孚手下的大頭兵。
在當時的中國，百姓飽受軍閥戰亂之苦，那些懷揣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感染，軍營中的王建安也是如此，那時的他心中更多的是千千萬萬和自己一樣的勞苦大衆，在權衡與思索下他毅然決然脫離了軍閥的部隊，于1926年的冬天回到家鄉黃安，加入了農民協會和赤衛隊。
在家鄉的日子是平淡的，但王建安卻對之前接觸過的共産主義愈發興趣濃厚起來，在經過了深思熟慮和堅定自己的内心後，1927年的8月，年輕的王建安經人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這是他光輝曆程的起點。
時間來到了1927年十月，在黨的精神和指導下，黃安、麻城兩地的農民和軍隊組織發動了“黃麻起義”，王建安在戰鬥中十分勇敢，帶頭沖鋒，第一個登上了黃安西北城牆的雲梯。
1928年，表現良好的王建安被升職為工農紅軍31師班長，并參加了建立鄂豫邊蘇區的戰鬥。
此後的王建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積極的工作态度和無畏的戰鬥精神，随着楊家寨、陽平口和鄂豫皖蘇區反“圍剿”等戰鬥的開展，他的職位也從班長到了排長，排長到了營長，在艱苦的環境中，他得到了最大的磨練，而更大的險阻還在後面。
長征開始後，王建安當仁不讓地加入了這支翻山越嶺的隊伍，爬雪山、過草地，條件無比嚴峻，他依然咬牙堅持，從未言棄。
1936年軍隊到達陝北後，王建安便加入了抗日紅軍大學進一步深造，但他的學習生涯短暫，因為随着抗日戰争的全面爆發，此時的中華已經岌岌可危，王建安無心再讀書，他即将踏上沙場。
1938年，王建安出任八路軍津浦支隊指揮，在山東境内上司軍隊英勇抗戰，對日僞造成沉重打擊，而後的1939年便被調任山東縱隊副指揮，王建安活躍在抗日前線，對這些妄圖入侵自己家園的敵人毫不手軟。
但八路軍始終沒有日軍和國軍那樣優質的武器彈藥配備條件，在整個抗戰前期無可避免處于劣勢的一方，作戰時更多隻能以遊擊為主，無法組織起大規模的主動攻勢，但王建安并不是一個粗人，也不是一個笨人，他有着獨到的軍事了解，有着膽大心細的戰略部署，在他上司下的抗日軍隊持續不斷地與狡猾的敵人作鬥争，聯合同心的群眾一起，無數次擊破了僞軍所謂的“掃蕩”、“蠶食”等陰謀。
在1944年，抗日形勢逐漸好轉，王建安看準時機，帶領麾下6個團的兵力，向僞軍發起了猛烈的春季攻勢，在讨伐戰中一舉殲滅了7000餘敵軍，以至于得到了《解放日報》的高度評價：“這場戰争不僅對山東的抗日根據地很重要，而且他讓我們感受到了我八路軍，新四軍正面配合的默契”。
在國共和作的大背景下，在全國人民同仇敵忾的環境中，這場反侵略的民族戰争随着日軍的節節敗退而後宣布投降落下了帷幕，而在這個節骨眼上，陰險的國軍早已偷偷調轉槍頭對準了曾經的戰友，但這時中共上司下的人民軍隊已不是可以輕易撼動的了。
抗戰結束後的王建安再次帶領部隊開始猛烈地教育起内部敵人來，在山東讨逆戰役、膠濟路反擊戰和平安、魯南等戰役中勢如破竹，一路高歌猛進。
時間來到了1947年，久經沙場的王建安被任命為華東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山東的戰況已經走到了關鍵的一步，如何拿下首府濟南這座重鎮，成了中央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上峰調任許世友作為王建安的副手，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指令，雖然許世友在山東的名氣毫不遜色于王建安，但這兩個人的一些往事，卻值得回味。
1937的時候，張國焘的左傾主義錯誤鬧得沸沸揚揚，黨内已經确立了以毛主席的思想為上司的方針政策，是以對張國焘幾乎是一片罵聲，并組織了批判活動。
這會兒王建安和許世友正是同學，一起在抗大學習，彼此之間關系緊密，但許世友性格十分耿直，在某一次聽到别人對張國焘的辱罵時他大聲反駁，與衆人争辯。
此事之後的許世友打算離開延安去别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想法組織遊擊戰，一個人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叫上了幾個朋友一起，這中間就包括王建安。
但王建安同樣是一個耿直的人，他細想過後覺得這件事違反了黨内紀律，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做，是以他向上級舉報了許世友的行為，而後者是以被處以禁閉，雖然這隻是一件小事，但對二人的友誼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這一次中央的調令将闊别多年的兩人又湊到了一起，但在這大戰的前夕，主帥和副手之間的嫌隙，似乎是一個不好的征兆，但王建安和許世友都是在血與火中成長起來的老将，他們對革命和國家的信仰才是他們真正走到一起的紐帶。
許世友在接到指令立刻出發趕往王建安的司令部，而王建安早已在指揮部門口靜候多時了，他擺了一桌宴席為老友接風洗塵，雖不是山珍海味，但兩人吃起來卻倍感溫暖，當年的舊事被他們不知忘到哪裡去了，為新中國而通力協作，才是他們要做的大事。
随後，在兩位大将的上司下，解放軍部隊對濟南城展開了全線攻勢，經過整整八天的艱苦奮戰，他們沒有辜負上級和中央的期望，順利攻克重鎮濟南，活捉敵軍主帥王耀武，一句震徹山東的話也逐漸傳開：“虎嘯濟南府，活捉王耀武！”
山東全境基本得到解放後，淮海戰役即将在另一片土地上爆發，無法親自帶領軍隊沖鋒陷陣的王建安依然積極活躍地向中央提出自己對于戰局的建議，對于使用兵力上的優秀見解，他的提案被中央軍委所采納。
1949年2月時，兩大戰役均已大捷，王建安受命率部投入渡江戰役之中，這位如猛虎般的将軍英勇指揮作戰，在解放軍順利突破長江天險和敵軍的阻撓後，他率部占領了杭州，成為了首任浙江軍區司令員長官。
新中國在東方冉冉升起了，但國家内部此時百廢待興，更兼外部的強敵虎視眈眈，王建安無法作為功臣而休憩，因為他是一名軍人，一隻猛虎。
抗美援朝戰争爆發後的1952年，四十四歲的王建安披挂出征，率領志願軍第九兵團跨過鴨綠江再一次撲向了共和國的敵人。
戰争是慘烈而殘酷的，王建安有一顆無懼的心，但他的身體在長年累月的征戰中留下了無數的傷痕，1954年，被病痛折磨的王建安帶着遺憾，從前線歸國。
1955年，他的名字被毛主席從上将評銜的預備名單中圈出劃去，并附上那句驕傲自滿的評語，但此時的王建安早已不是當年主席記憶中那個快言快語、耿直無度的漢子了，他在幾十年的軍旅生涯中成長，蛻變成為了一位能肩負起共和國複興重擔的，真正的将軍。
1956年，王建安接到了他遲來的榮譽，國家為他舉辦了一場單獨的上将授銜儀式，除此以外更頒布了三枚頂級勳章——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這些褒獎對于王建安而言是當之無愧的，他理應有此殊榮。
從戰場上退下來的王建安将軍成了一位老人，歲月的流逝不可避免地在每一個人身上留下痕迹，王将軍也感覺到了自己年紀的變化，他沒有機會再披挂上陣、縱橫疆場，但他的心幾十年來從未改變。
新中國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時候國家最需要的不再是戰争和士兵，王建安同樣深知這一點，世道太平了，自己也成為了高高在上的上司，但他是從苦難中走來的，他深知舊時代的官僚主義對勞苦大衆的壓迫，而現在這個嶄新的國家是以人民為根基建立的，作為上司，絕不能脫離群衆,要到老百姓中間去。
王建安将軍無時無刻不牢記自己的使命。1979年，中央幾位進階幹部組織慰問團前往雲南慰問當時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部隊，而雲南省委聽到中央的上司們要來，着急忙慌地準備了豐盛的宴席接風，飛機上的一行人早早就收到了消息，王建安率先表示強烈反對，最後派人通知昆明方面一切從簡：“不允許宴會，所有人一律坐普通面包車，代表團的餐飲自己解決，每頓絕不能超過四菜一湯的标準。”
王建安在維護勤儉的問題上寸步不讓，但在其他方面，卻發揚了十分開明的作風，文革後，在黨内吸取了錯誤的經驗教訓後，王建安在會議中常常表示和呼籲各級官員，提倡集體上司，抵制“一言堂”，在重大的方針決策上，每個人都有發言權，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見解，結果應該由讨論中産生，而不能由個人獨斷專行，充分表現了他民主和實事求是的一面。
同樣的，他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自從因為身體問題而無法奮鬥在第一線後，王建安轉而深入民間，去往那些最普通的群衆身邊。
他在福州做軍隊調查時，堅持要獨身而去，部隊的上司覺得實在不妥非要陪同，王建安自然一口拒絕，王建安和他們解釋了幾句後，耿直的脾氣就發作了，他站在原地大吼，“你們非要跟着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但他并非不懂得剛柔并濟的道理，在訓斥過下級後，他又放緩了語氣，溫和地解釋道，“我是上司，你們也是上司，站在大家面前，他們不敢說真話，但我們也是從普通士兵中來的，應該明白，如果想找到問題，就要搞清楚他們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
而後他在連隊中和士兵們同起同睡，飲食、住宿一概是最低的規格，作為一名老指導員，他在短短的幾天裡，抽出時間給士兵們上課，努力摸清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在短缺的方面上盡量落實。
據王建安的秘書統計，在他深入民間做調查研究的期間，一共向黨中央和軍委送出了十幾份報告，報告的内容涵蓋了方方面面，都是他深入最底層的部隊、工廠和農村中所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問題，也是群衆和士兵們最真切所關注的問題，這些報告對于國家的基層建設有着重要的意義。
自從1977年到了北京以後，王建安一直都住在老式單元樓中，保持自己一貫的清廉作風，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三年。
1980年的7月25日，老将軍王建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他的這一生從黃土地而來，往黃土地而去，他年輕的時候為了生活而找尋方向，中年的時候為了國家和民族而征戰四方，年邁時依舊奔波于民間為了新中國的騰飛而奉獻。
即便在去世之前，對于即将到來的死亡，他仍然隻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樸素，然後把骨灰撒在家鄉，那片養育自己的土地上就好。”
王建安的家人在悲痛中遵照他的遺願為他舉辦了一場簡單的葬禮，甚至于他的衆多朋友、戰友都對此事一無所知、大感震驚。
王建安所宣揚和恪守的精神，讓他被後人稱為“五不将軍”，正所謂是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組織遺體告别會；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請負責同志護送遺體火化。
他的骁勇，他的廉潔，他的奉獻精神，默默伴随了他的傳奇一生，他為民族和國家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将于千千萬萬人中得到傳承，他雖然已離開了這個世界，但如其他無數的革命前輩那樣，化作了天邊閃耀的紅色星辰，永恒地照耀着騰飛的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