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的统治者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五代之初，吴越、闽、楚、南汉、荆南五个割据政权，打着尊奉中原王朝的旗号，实行保境安民。
一、钱镠的保境安民
《吴越备史》说：唐天祐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建称蜀，淮南杨行密称吴，南海刘氏称汉，福州王审知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他们劝钱镠称帝自主，但钱镠却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踞我于上耶：”意思是：你们叫我称帝自主，这不是也叫我在炭炉上烤吗？他的策略是：既割据东南，又不招致中原王朝的征伐。“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与董昌书》)。
所以后梁王朝建立后，他奉正朔，岁时进贡，尽藩臣之职。当时吴扼于北，钱镠就派使节从睦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信州、虔州(州治在今江西赣县)，经楚，荆南到中原。后来吴吞并了江西全境，钱氏改由海道，自登、莱入贡。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这是对中原王朝表示忠诚给他带来的好处。
吴越的邻国关系中，最大的敌国是吴。因为它和吴有着从江西、宣歙到太湖的漫长边界。为了争城夺地，双方厮杀了一、二十年之久。但是，随着江西归吴，苏州归吴越的大势定下来以后，双方意识到：对手有实力，不可能侥幸取胜。战争的损失过于惨重，对人民安居乐业不利，要危及政权的稳定。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吴越在无锡之战(919年)后，响应徐温休兵息民的建议，停止了对吴战争。吴越的繁荣，保境安民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马殷的保境安民
楚和吴越一样，从自身的安危出发，以奉中原王朝的正朔为策略，实行保境安民。《新五代史·楚世家》说，马殷初王湖南，兵寡力薄，与杨行密、成汭、刘 为敌，十分忧虑，问计于高郁，高郁答：“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 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
高郁正确分析了马殷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淮南和湖南有漫长边界，淮南强大一定会窥伺湖南的领土。事实上，淮南和湖南在鄂州、岳州、吉州、虔州的摩擦、战争不断。高郁从这样的分析出发，要马殷借着“尊王”的旗号，保境自立。马殷采纳了高郁的建议，在复杂的方镇割据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三、王审知的保境安民
在王审知割据福建之初，当时江西还未归吴，钱镠集中精力在太湖地区与吴争夺，闽赣与浙的边境可以说是安然无警。唯有闽粤边境打过一仗。但是，如果王审知不奉后梁为正朔，则吴越、南汉可找到借口伐闽。也是依仗“尊王”这面大旗，求得较长时期的安定。
四、刘隐、刘 的保境安民
刘隐、刘 受后梁封得爵，用后梁年号。贞明三年(917)，刘 公开独立，建国改元。在刘氏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十年中，平定岭南，拥有岭南，赢得了安定的政治局面。
高季兴、高从诲的保境安民。荆南地处四战之隅，地狭力弱，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存，是高氏父子最关紧要的大事。荆南不仅向中原王朝称臣，还向吴称臣。荆南这种所向称臣的目的，一可以求得政治上的生存，二可以得到赏赐。但高氏父子并不安分，他们常阳奉阴违，利用矛盾，从中渔利。
后梁末，高氏声言助梁击晋(河东李氏)，侵入后梁的襄州地界，兵败后，与后梁断绝关系多年，后唐庄宗死，高氏乘机于峡口截击后唐从成都运来的宝货，并出兵蘷、忠、万三州；后晋时，高氏声言助石敬瑭讨伐吴和后蜀，得到甲马百匹的赏赐，而安从进反于襄州，又阴与之通。总之，高氏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权变多诈。所以高从诲有“高赖子”的称号。而这一切，都是在所向“称臣”的幌子下进行的。荆南的保境安民，有着自己的特点。
另一种是：和中原王朝处于对抗情况下的吴、南唐、前蜀、后蜀几个割据政权，也曾执行过保境安民政策。其中以吴、南唐推行最力。
五、徐温的保境安民
杨行密立足准南之后，北与朱温抗衡，南与钱镠争斗，处境是相当险恶的。他“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同时“搜兵练将，以图霸道”，对付朱温的军事压力。
徐温执政以后，吴和四邻关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江西的洪州已被吴攻占，鄂州战争也告一段落，吴的西境拓土基本完成；楚国的统治已趋向稳定，吴、楚边界大体上定下来了，从而在西部出现了睦邻的条件。
钱镠已完成了对两浙的控制，吴与吴越的边界也基本上定下来了。北边准水边界局势进一步得到稳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徐温着手推行保境安民，注意睦邻的政策。他结束了对吴越的战争，赢得了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他把保境安民的原则运用到处理复杂的邻国关系中。
后唐明宗讨伐荆南，高季兴害怕，表示要“举镇自附于吴”。按照五代时期军阀之间趁火打劫的惯例，徐温可以接受高季兴的归附，等待机会兼并荆南。但徐温没有这样做，他说：“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事(后)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后)唐入步骑袭之甚易，我以舟师泝流救之甚难。”要别人臣服自己，而不能救他，让他危亡，“能无愧乎！”他接受了高季兴的贡献，而“辞其称臣”，听其仍旧附于后唐，自保其国。
六、李昪称帝建国后，坚持保境安民政策
他生长在五代战乱之中，饱经流离颠沛之苦。他对兵祸之酷，军阀之暴，是深有体会的。南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当时北方是后晋统治时期，社会混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不仅将领们要求北伐，而且一些士人也主张北伐。但李昪却认为“兵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他还说“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讨伐之议，愿勿提起。
为什么李昪不主张北伐呢？南唐虽然经济实力雄厚，兵也养得不少，但要进行大规模的北伐战争，条件井不成熟。和后晋、契丹比，南唐缺少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当年杨行密能在淮南站住脚，靠清口之战的胜利；而清口之战，如没有朱瑾的骑兵，是很难打败朱温的。后晋的军队有作战经验，不是南唐所可匹敌。
南唐在长江下游，后晋据中原地区，南唐在地形上也有不利之处。楚，闽、吴越和吴、南唐一向敌对。徐温执政后，关系好转，基本上和睦相处，但一旦南唐举兵北伐，它们可能伺机袭取南唐领土。所以，北伐之议虽反映了要求国家统一的良好愿望，但难以成功。
昇元五年(941年)南汉刘 遣使来金陵，策动南唐共攻楚国而分其地，李昪拒绝了。同年吴越大火，宫室府署楚毁几尽，吴越王钱元瓘受惊而发狂，宋齐丘等人主张乘机攻取杭州，也为李昪所拒绝。他认为不能利人之灾。派人到杭州慰问，送去物资，救济吴越受灾的百姓。一直到晚年，李昪还告诚李瑾：“善和邻好，以安宗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
保境安民政策，使南唐继续安定，社会经济才有可能发展下去。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全国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唐及其他各国的“保境安民”和金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