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國的統治者推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五代之初，吳越、閩、楚、南漢、荊南五個割據政權，打着尊奉中原王朝的旗号，實行保境安民。
一、錢镠的保境安民
《吳越備史》說：唐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王建稱蜀，淮南楊行密稱吳，南海劉氏稱漢，福州王審知閩，“皆竊大号，或通姻戚，或達聘好。”他們勸錢镠稱帝自主，但錢镠卻說：“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踞我于上耶：”意思是：你們叫我稱帝自主，這不是也叫我在炭爐上烤嗎？他的政策是：既割據東南，又不招緻中原王朝的征伐。“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與董昌書》)。
是以後梁王朝建立後，他奉正朔，歲時進貢，盡藩臣之職。當時吳扼于北，錢镠就派使節從睦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縣)、信州、虔州(州治在今江西贛縣)，經楚，荊南到中原。後來吳吞并了江西全境，錢氏改由海道，自登、萊入貢。錢镠被封為吳越國王，這是對中原王朝表示忠誠給他帶來的好處。
吳越的鄰國關系中，最大的敵國是吳。因為它和吳有着從江西、宣歙到太湖的漫長邊界。為了争城奪地，雙方厮殺了一、二十年之久。但是，随着江西歸吳，蘇州歸吳越的大勢定下來以後，雙方意識到：對手有實力，不可能僥幸取勝。戰争的損失過于慘重，對人民安居樂業不利，要危及政權的穩定。就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吳越在無錫之戰(919年)後，響應徐溫休兵息民的建議，停止了對吳戰争。吳越的繁榮，保境安民是一個重要因素。
二、馬殷的保境安民
楚和吳越一樣，從自身的安危出發，以奉中原王朝的正朔為政策，實行保境安民。《新五代史·楚世家》說，馬殷初王湖南，兵寡力薄，與楊行密、成汭、劉 為敵，十分憂慮，問計于高郁，高郁答：“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 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
高郁正确分析了馬殷所面臨的實際情況；淮南和湖南有漫長邊界，淮南強大一定會窺伺湖南的領土。事實上，淮南和湖南在鄂州、嶽州、吉州、虔州的摩擦、戰争不斷。高郁從這樣的分析出發，要馬殷借着“尊王”的旗号，保境自立。馬殷采納了高郁的建議，在複雜的方鎮割據鬥争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三、王審知的保境安民
在王審知割據福建之初，當時江西還未歸吳，錢镠集中精力在太湖地區與吳争奪，閩贛與浙的邊境可以說是安然無警。唯有閩粵邊境打過一仗。但是，如果王審知不奉後梁為正朔，則吳越、南漢可找到借口伐閩。也是依仗“尊王”這面大旗，求得較長時期的安定。
四、劉隐、劉 的保境安民
劉隐、劉 受後梁封得爵，用後梁年号。貞明三年(917)，劉 公開獨立，建國改元。在劉氏奉中原王朝為正朔的十年中，平定嶺南，擁有嶺南，赢得了安定的政治局面。
高季興、高從誨的保境安民。荊南地處四戰之隅，地狹力弱，如何維護自己的生存，是高氏父子最關緊要的大事。荊南不僅向中原王朝稱臣，還向吳稱臣。荊南這種所向稱臣的目的，一可以求得政治上的生存，二可以得到賞賜。但高氏父子并不安分，他們常陽奉陰違，利用沖突，從中漁利。
後梁末，高氏聲言助梁擊晉(河東李氏)，侵入後梁的襄州地界，兵敗後，與後梁斷絕關系多年，後唐莊宗死，高氏乘機于峽口截擊後唐從成都運來的寶貨，并出兵蘷、忠、萬三州；後晉時，高氏聲言助石敬瑭讨伐吳和後蜀，得到甲馬百匹的賞賜，而安從進反于襄州，又陰與之通。總之，高氏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權變多詐。是以高從誨有“高賴子”的稱号。而這一切，都是在所向“稱臣”的幌子下進行的。荊南的保境安民，有着自己的特點。
另一種是：和中原王朝處于對抗情況下的吳、南唐、前蜀、後蜀幾個割據政權，也曾執行過保境安民政策。其中以吳、南唐推行最力。
五、徐溫的保境安民
楊行密立足準南之後，北與朱溫抗衡，南與錢镠争鬥，處境是相當險惡的。他“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同時“搜兵練将，以圖霸道”，對付朱溫的軍事壓力。
徐溫執政以後，吳和四鄰關系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江西的洪州已被吳攻占，鄂州戰争也告一段落，吳的西境拓土基本完成；楚國的統治已趨向穩定，吳、楚邊界大體上定下來了，進而在西部出現了睦鄰的條件。
錢镠已完成了對兩浙的控制，吳與吳越的邊界也基本上定下來了。北邊準水邊界局勢進一步得到穩定。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徐溫着手推行保境安民，注意睦鄰的政策。他結束了對吳越的戰争，赢得了二十年的休養生息。他把保境安民的原則運用到處理複雜的鄰國關系中。
後唐明宗讨伐荊南，高季興害怕，表示要“舉鎮自附于吳”。按照五代時期軍閥之間趁火打劫的慣例，徐溫可以接受高季興的歸附，等待機會兼并荊南。但徐溫沒有這樣做，他說：“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後)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後)唐入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要别人臣服自己，而不能救他，讓他危亡，“能無愧乎！”他接受了高季興的貢獻，而“辭其稱臣”，聽其仍舊附于後唐，自保其國。
六、李昪稱帝建國後，堅持保境安民政策
他生長在五代戰亂之中，飽經流離颠沛之苦。他對兵禍之酷，軍閥之暴，是深有體會的。南唐經濟繁榮，國力強盛，而當時北方是後晉統治時期，社會混亂。在這樣曆史條件下，不僅将領們要求北伐，而且一些士人也主張北伐。但李昪卻認為“兵為民害深矣，誠不忍複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他還說“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讨伐之議，願勿提起。
為什麼李昪不主張北伐呢？南唐雖然經濟實力雄厚，兵也養得不少，但要進行大規模的北伐戰争，條件井不成熟。和後晉、契丹比，南唐缺少一支能征慣戰的隊伍。當年楊行密能在淮南站住腳，靠清口之戰的勝利；而清口之戰，如沒有朱瑾的騎兵，是很難打敗朱溫的。後晉的軍隊有作戰經驗，不是南唐所可匹敵。
南唐在長江下遊，後晉據中原地區，南唐在地形上也有不利之處。楚，閩、吳越和吳、南唐一向敵對。徐溫執政後，關系好轉，基本上和睦相處，但一旦南唐舉兵北伐，它們可能伺機襲取南唐領土。是以，北伐之議雖反映了要求國家統一的良好願望，但難以成功。
昇元五年(941年)南漢劉 遣使來金陵，策動南唐共攻楚國而分其地，李昪拒絕了。同年吳越大火，宮室府署楚毀幾盡，吳越王錢元瓘受驚而發狂，宋齊丘等人主張乘機攻取杭州，也為李昪所拒絕。他認為不能利人之災。派人到杭州慰問，送去物資，救濟吳越受災的百姓。一直到晚年，李昪還告誠李瑾：“善和鄰好，以安宗祏為意，不宜襲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
保境安民政策，使南唐繼續安定，社會經濟才有可能發展下去。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又為全國統一創造了物質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南唐及其他各國的“保境安民”和金國統一的曆史潮流是不沖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