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打仗自古以来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以现在的角度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于当的红军而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难题，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民国政府的拨款，还整天被蒋介石围剿，既要打仗，还得解决吃饭的问题。有的读者会说：“红军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么”。红军对这个政策也是控制得很严的，不会随便靠这种方式解决生存之道，打一次土豪所得到的粮食，即使全部充当军粮，这么多人吃饭维持不了几天，另一方面是把田地分给天下没有土地的劳苦大众耕种，粮食也分给了老百姓，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时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涸泽而渔是没有办法坚持到革命的胜利。
因此解决几万红军的后勤问题，绝对是一个综合性难题，因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穿衣吃饭，还有枪支弹药、医疗卫生、文化宣传，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和有效的运营制度，根本无法运转起来，红四方面军有幸得到这么个好“管家”，他就是郑义斋。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为开展工作，邓少文改名郑义斋，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1932年，郑义斋离开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
在鄂豫皖苏区，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红四方面军千里转战来到川陕，从部队的后勤给养到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全苏区的经济发展全都靠他统筹规划、运筹帷幄，和在鄂豫皖苏区一样，郑义斋成为名副其实的川陕苏区红色“大管家”。
郑义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入川后，一万多人每天的吃饭是首要问题，一天少说要消耗一两万斤粮食，随着部队的扩大，每天的粮食消耗不断上升。各部队首长一见面就冲着他要粮食。郑义斋为了粮食问题焦头烂额，到处奔波调查研究，寻找办法。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
以往部队每打下一处地方，总是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就地分给穷苦百姓，自己随身携带的粮食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天。部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不可能背着粮食行军打仗，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就给后勤部门的粮食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
建立苏区后，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在面积不大的苏区里，部队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粮站，就能有效缓解部队粮食供应问题。
通、南、巴是山区，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里，每年的粮食收成绝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里，穷人则一无所有。为了度日，老乡们在房前屋后、岩壁陡坡等不能种植粮食的犄角旮旯种一点红苕、土豆，荒年时就不至于饿死。
现在，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全都分给当地百姓，他们也是收藏在家里，到时部队无粮还要向老乡买。郑义斋向总部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给最穷的人家分一部分粮食，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立多个粮站和转运站，站与站之间距离不要太长，同时在各基层苏维埃组织一支运输力量，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
这样部队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也使闯入苏区的敌人得不到粮食而处于困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实行。在郑义斋的指导下，总经理部形成了一个粮食供应体系，有总站、分站和具体的供应点。
红四方面军好几万部队在川陕两年多，几乎天天打仗，因为有了粮站供应体系和运输队，也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即便是像反“六路围攻”这样持续十个月的大仗，部队也维持了基本粮食供应。郑义斋的粮站供应体系为战斗胜利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解决粮食困难，根子还在生产。长年的战乱，导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芜，有些地方，基本上不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读《白鹿原》时，书中上就有这些情节。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郑义斋带头发动群众，号召“人人动手，开荒种粮”，于是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都开始种瓜种豆，想尽切办法解决粮荒。
徐向前、陈昌浩非常重视郑义斋的建议，指示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
川陕省委也为此专门下达相关指示，号召苏区群众“多种粮食、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经过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苏区的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得到缓解。
食盐也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经过仪南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但是有的盐场主在逃跑之前，为了不让盐井落到红军的手里，蓄意将盐井破坏掉。
郑义斋一得到消息，立即带人赶赴盐场，修复设备，组织恢复生产，同时动员地方党组织组成运输队，把所有存盐运往后方，既可以供应给军队食用，又可以把食盐当商品与当地群众换粮、换布之用。
关于盐，郑义斋和徐向前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郑义斋与徐向前是老战友了，两人关系很好，有一次，郑义斋在徐向前处商量工作，到了饭点，徐向前留郑义斋吃饭。伙食非常简单，只有一碗米饭，两盘青菜，蒸了几个土豆。郑义斋吃了一口菜，一点盐味都没有。他立马意识到苏区极度缺盐，红军缺盐非常严重，连总指挥的盘子里也没有盐，自己作为红军总后勤部长，郑义斋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三天后，郑义斋设在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送来了一批盐。郑义斋见到这包盐就如同见到黄金一样，捧手里反复掂量。针对这包起盐同时拟订了非常详细的分配方案，特别交行留一小包，立刻派警卫员立刻给徐向前送去。不一会儿警卫员就回来了，那包盐竟然没有送出去，还带回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内容大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卤水盐，把盐留给郑义斋自己。
看着徐向前的信，郑义斋心里一阵难过。想了一会，他再让警卫员将盐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院长周光坦从得知这包盐的来历后，非常感慨，把这盐的故事告诉了住院伤员们，伤员们感动成万分，一部分受伤较或快伤愈的伤病员当场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队，经检查，共批准了十六名伤员返回部队。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成为川陕苏区的美谈。
红军入川前，川北的经济凋敝，根本没有像样的工业，勉强称得上工业的，也只是那几家军阀和资本家自己创办的小型兵工厂，而民间的那些工业，只是一些制作小型农具、酒、火纸、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郑义斋的筹划下，首先创办的是各级军需工厂。
郑义斋将军工企业分为方面军、军、师三级军械修理厂、所，军、师修械所负责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炮，军、师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军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军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郑义斋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当地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请来安排在军、师修械所和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
自从攻占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的军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太兴奋，连夜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一起赶往达县，亲自组织搬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机器是要人来操纵的，有了机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纵机器的技师，机器可以搬走，要搬动技师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
郑义斋同达县党组织一起，给原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反复宣传我党的政策，积极动员工人们、技术人员参加革命，为红军制造枪弹。最终，连厂长何阳洲在内的几乎全部原来的军工人员都进入了根据地，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得到了壮大。在郑义斋领导下，红四方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等地建立了红军的军工厂、修械厂、纺织厂、斗笠厂，连造船厂都有，苏区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将鄂豫皖根据地迁过来的军工厂，设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湾，原有工厂一百余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修配枪械和装配弹药，成为苏区军工生产的基础。
宣达战役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我军军工厂规模迅速扩大，人数达到一千余人，一百三十八台机床，工厂厂房分布于苟家湾十余座民房内。
1934年3月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苟家湾兵工厂迁到草坝锣坪，建成了一家红军锣坪军工厂。工厂厂房占地面积达二十四万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间。工厂由原刘存厚军工厂厂长何阳洲任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全厂分设兵器制造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
从反“六路围攻”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这家的兵工厂共翻造子弹一百多万发、产生手榴弹一百多万枚，修理了两百余挺机枪和两百余门迫击炮，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此外，还有各类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
正是在这些不起眼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
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
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
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
郑义斋将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进行了统一筹划，给三个工厂分工，分别制作冬夏军服，大力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原料布匹的货源，组织在全苏区设多个点收购土布，同时也通过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
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总共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全部充实到该厂，增加了四十七台织布机，一百余工人。这家厂还能生产宽幅和窄幅两种布匹，可以为被服厂做军衣提供原料。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个个都衣着光鲜的原因之一。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苦草坝建了染整厂，有一百余名工人，主要任务是把收购来的和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和细布进行漂染，然后送到被服厂做军服，一部分送苏区造币厂印制布币。
1933年7月，还在通江县蹇家山建立弹花厂，有弹花工三百多名，工厂编成营级单位，下设连、排，弹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厂缝制被子和棉衣。
1933年春，还在通江苦草坝建立斗笠厂，1934年初迁通江碧溪场，与碧溪织布厂和铁工厂合并一个工厂，编成了三个连，每个连一百五十余人。经过两年多生了两万多顶斗笠。
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岭建立皮件厂，工人七十余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枪背带、马辔头、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在郑义斋领导下，川陕的军需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保障了红军军需供给，为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
“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产。”
红军总经理部、保卫局配合各县经济公社，在通江钢溪河、南江大黑滩等地，建立了钢铁厂和煤厂。当时规模最大的通江钢溪河铁厂有八个分厂，两千多名工人，两年时间生产铁近两百万斤。南部的盐场，江口的水烟和酒，旺苍的煤矿，南江、通江和万源有煤铁厂，大大小小的纺织厂、造纸厂、木工厂、草鞋厂、缝纫社、篾工厂、织布厂散布在整个苏区，已经有近万工人。
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奖励开办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各类人士来投资，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各种资本都可以自由经营。只要严守苏维埃法令，允许商店、工厂自由营业，而且加以保护，利用他们来供给苏区的需要和发展苏区的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虽然苏区战火连天，但私营工业和销售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除了工业企业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也逐渐起步。
红军所在的地区崇山峻岭，交通非常闭塞，各县区乡之间的交通只有羊肠小道，全靠人力肩挑运输。有水路，只有几条主要河流可以通行，而且最大只能通行一吨左右的木船，整条河流滩多水急，非常危险。每一年还有枯水期，枯水期就得停开好几个月。
交通运输条件太落后了，无论是红军的行动还是经济发展、物资交流运输，都带来了严重不便。因此，川陕苏维埃政权刚建立，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群众，配合红军战士，建设交通路线。
在统一规划下，修建了巴中、南江、通江、巴中、江口阆南的四大交通干线，把这些区域连成了一体，为苏区内外物资运输的流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33年初，红军和当地苏维埃，先后在通江毛浴镇、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门外，修建木桥，最大桥为全长一百多米，宽两丈余的毛浴红军浮桥。桥分三层，最下面用慈竹捆子与木船，中间用木方，最上面铺上木板，所用来捆绑的纤藤全部用石灰水煮过，非常结实。
1933年12月，反“六路围攻”开始，为有利于部队机动，巴中道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各级苏维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交通站，接近河边一带的地方，马上把船工集中，制造大批的船，动员群众在各地多架一些桥梁，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长赤、红江、江口等县苏维埃组织群众修筑了多条通往区、乡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烟溪场到涪阳坝的干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坝、南江八庙垭到大河口到涪阳坝的横山便道等。
其中最著名的为从通江到江口的“汉中大路”，有些路段还铺上了石板，成了石板路。红军在南江北极乡还在石头上刻了一条标语：
“自古崎岖路，向阳坡培修大道。”
经过红军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以巴中、通江为中心的川陕四大交通干线在苏区形成，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广元、万源、宣汉、达县，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营山、渠县。
当时的红军作战基本都在苏区境内进行，所需要的粮食、弹药、给养以及伤员运输，都必须在苏区内部解决，于是川陕省以及各县乡苏维埃，组织了十余万人的庞大运输队伍，几乎与作战部队规模相同，运输队按军队编制编为班、排、连或小队、中队、大队，十人为小队，三十人为中队，一百二十人为大队。由于成的男子都当红军去了，妇女和年纪稍大的人成为运输队的主力，十几岁的孩子也参加了运输，在政府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地主和富农也参加运输队。
为解决运输队长途跋涉面临的吃住问题，各县苏维埃沿着主要交通线，每隔几十里就设有交通站和招待处，有点像今日的兵站，为了解决过往交通运输人员食宿问题，耏一是免费的。从通江到巴中差不多一百七十里路，中途设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长赤到南江也设有七个交通站和招待处。
过往的运输队数量实在是太大，招待处厨房灶火根本停不下来。南江的周腊梅，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在招待处帮忙做饭，她回忆道：那时候厨房里都是开流水席，每天都有人来往，人来了就得吃饭，吃完饭继续赶路，人流量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煮的饭差不多一千斤大米，我军所设的招待处里，也有一百多个床铺，主要提供给部队和苏维埃人员经过时住宿，经常在半夜三更时还有人敲门来投宿。
邮政与通信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川陕省苏维埃交通委员会下设红色邮政局和电报局，区、乡设代办所，负责各级机关报、部队和民间邮件、电报、报刊的传递工作。县邮政局一般有一名局长和一名文书，13名左右送信传令兵和交通员。
通信排长何朝开回忆说到送信人员必须做到：急件必须随到随送，一点都不能耽搁，如果纸封有写有“火速火速”字样，即使是深更半夜也要即时送到；部队打到哪，邮政和通信人员必须将标语、传单张贴到哪里；既是邮政员，又当战斗员，送信时身挎步枪一支，马刀一把，手榴弹数枚，随时随地准备参加战斗；严格保密，包括自己的亲人也不准看信件，身上随时带有火柴，敌众我寡时立即销毁文件。
经济建设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红军中懂得这门学问的人很少。郑义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从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又从事财政和金融工作，是红军中少有的经济专家。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
他对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只注意向没收地主资本家财物提出批评，要求他们注意经济建设，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为了教育干部重视这个问题，郑义斋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不仅能指出苏区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郑义斋立刻担负起组建川陕苏区金融事业的重任。郑义斋在鄂豫皖就兼任苏区工农银行行长，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承接了鄂豫皖工农银行的建制，仍旧由他担任行长，工农银行在苏区所有的县均设有分行，实行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五军、九军、三十军奉党中央之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开始了异常艰苦的西征，郑义斋任西路军总经理部部长。由于寡不敌众，命令多变，西路军遭受惨重损失。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总部召开军政委员会，郑义斋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送路费。在路上被敌人包围。郑义斋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为了掩护战士张开清驮上金子突围，郑义斋却身中数弹，警卫战士一起全部壮烈牺牲。当年，郑义斋还不满三十六岁。共和国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学高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