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汪涌豪：让文化擘划丁蜀的未来

宜兴丁蜀因为自然禀赋优越，历史底蕴丰厚，加上区位优势与经济实力，被国家住建部评准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但大多数人熟悉它还是因为紫砂。

由上世纪七十年代蠡墅村羊角山古窑址考古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从事制陶。羊角山地属丁蜀黄龙山支脉，天目山蜿蜒在它南边，南溪河自西迤逦而来，纳入厔、桃两溪后，沿西氿穿城过蜀山，再经东氿流入太湖。唯画溪由湖?山区经汤渡转向鼎山，到太湖西岸，更名为蠡河。蠡河两岸的渎区丘陵富泥矿，矿源坡度适宜建龙窑，所以这里尤多古窑遗址。

与古窑址相伴生的，是乡民耕稼陶渔演绎出的如花似锦的沸腾生活。盖宋以前，蠡河与蜀山间已形成古街巷的盛世繁华，应运而生的大小窑户在这里前店后坊，自产自销，奠定了制陶业的基础。及至明代，随“匠户制”的解体，制陶业得以迅速发展。到清末，更勾串起丁蜀人的烟火日常，弥散入南、北、西向三条老街，尤其古南街商号鳞次，店铺栉比，最是热闹。其流风余韵，从民国时桥背上尚存的德义楼茶社、桥北堍新华楼京剧票友社，仍可窥见一斑。值得一说的是，楼下还有那个年代稀见的消防队“洋龙宫”。至于中西服缝纫店、诊所和书店，更是百样无缺。当然，类似紫砂同业公会等行会组织是少不了的。就这样，丁蜀成了集烧制营销为一体的商贸中心。蜀山龙窑出产的各类紫砂，经蠡河入太湖，很快扩散到大江南北。

作为名闻世界的陶都，众多与制陶相关的产业分布在丁蜀镇区的“一带一路”上，“一路”指从古南街到紫砂一厂二厂、黄龙山、葛鲍聚居区、青龙山公园、前进龙窑及陶博馆，每一处都充满着故事，足以吸引人眼球；“一带”则指从蠡河到陶批站码头、白宕河及汤渡画溪河、莲花荡一带，这一横贯老城的水系经过整治改造，已露出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美景，图中流淌不息的船只上的行客，心心念念，既在紫砂，更在这方水土上能工巧匠们创造出的富庶生活。

只是后来的故事有些不如预期。随着分工的日趋细化，从掘土采泥、澄练制坯到装窑烧窑，这里的制陶者开始更多把关注重点放在工艺技术的更新，那流荡在器物上独有的老重与敦稳，以及制壶人的气性与神韵，不知不觉被遗落了，以致虽从艺术陶、日用陶到工业陶和建筑园林陶，新的企业不断崛起，机械化生产更吸引来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将年产值与销售额推高至数十亿；并且，为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立了实训基地，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初、中、高级工艺美术师；又举办制陶比赛，参赛者动辄千余，但紫砂特殊的气性并未因此得到更大发扬，产品价值的提升通道也未就此打开。看看明人周伯高的《阳羡茗壶系》、周嘉冑的《阳羡茗壶图谱》，还有清人张堂的《阳羡名陶说》、朱石梅的《壶史》，可知“方非一式”与“圆不一相”从来是紫砂制作的理想。而现在，要么千壶一面，要么随意捏合，甚至以怪异取胜，那样的有古法而没古意，已使得一种悠长的传统虽不至中绝，而终究湮没不得彰显。孕育了紫砂的这片土地是何等的神奇而富有想象力，但正如现在古南街，虽名人故居、商铺和作坊尚存，算保留了一丝活态的传统，但整体已日显破败，那能够呈现紫砂学艺、制作和贩销全过程，及师徒传承的工坊式社会关系，更是日见凋零。从发展的眼光，这样的凋零或许是必然的，但其背后有些东西是不是该同时消失呢？

丁蜀人终究是爱紫砂的，而非仅仅将其视作糊口的手艺。有鉴于丁蜀的制陶产业特而未强，许多产品处于技术链、价值链的中低端，高附加值产品少，规模型企业不多，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市场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水平不高，尤其产品的质量与品牌管理亟待增强，一如丁蜀的城镇魅而未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散落在日渐破败的寻常巷陌中，尚未得到合理规划和有效开发，并且未形成与紫砂影响力相匹配的全链条、多功能的旅游业；丁蜀人更是富而未发，虽生活优裕，整体活力却远未释放，带连着城建改造的群体性投入和参与意识不强，渠道也不够通畅，积极性远未得到有效的激发。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开始改换思路，广引四方人才，设计了许多针对性的升级方案。眼见有的已取得明显效果，非常期待能有更深彻的改变。并且，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越来越感到实现这种改变的关键在文化。

真欣慰丁蜀人有这样的认识。本来，江南富庶之地，自古崇文重教的丁蜀人并不缺少文化。相反，耕读传家，成为传统。这一点，只消看晋人周处《阳羡风土记》以下，一直到北宋《续风土记》《义兴志》《国山记》等历代地方志就可见端倪。以后明人编纂了4次，清代续修了5次。直到1921年仍有《光宣宜荆续志》成书。综历代所修、今得保存的10余部志书，除乡都、坊厢、街巷、市镇、山川、水利等归“舆地”，城池、公署、仓库、教场、表坊、桥梁等归“营建”，户口、田赋、徭役、贡课、土产等归“食货”外，总有详细记述庙制、社学、学署、书院的“学校志”，隆重表彰勋德、儒林、理学、文苑的“人物志”，更不要说竭情发扬记、序、诗、歌、词、赋、碑碣等的“艺文志”了。要之，举凡风俗、节序与民事，无不浸染着文化；欲言其事与理，必突出文化。

这样的文化既留存于器物，更见诸人事。前者，可看光绪年重建的蜀山大桥，南北两侧用整块条石刻成的阳文联句——“不霁何虹，天倩娲皇来补石；此山似蜀，人思坡老为题桥”与“宣歙溯来源，两岸静涵荆水绿；浙湖通要道，一弓长抱蜀山青”。出自咸丰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记名御史的周家楣之手，雅驯贴切。周氏还著有《期不负斋政书》10卷、诗文5卷，可惜今天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桥重建，刻石被勉强保留，但砌在了水泥桥边的河帮岸上。后者，如丁蜀洑东有一个叫兰右的自然村，倚靠盛产兰花的兰山。相传周处逐蛟龙到此，眼着蛟龙遁入太湖，急叱令兰山阻拦，所以兰山也叫“拦山”。村里有望族崔氏，一门四进士，举人廿余人。族人素以“耕以立本”“读求进身”为世传家训，虽广置田产，遍及大港、白泥到前龙广大的地区，又往来浙皖赣，营商有成，但始终记得立德行善，修桥、建义仓外，还热心兴办学堂。直到近现代，有崔鹤鸣为陶瓷实业家，所兴办的工厂悉数捐献给了国家，成为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当然，这块出过4位状元、10位宰相、300多位进士的土地，山川钟灵，河水毓秀，“一邑三魁”“一门九侯”与“四代英杰”在在有之，远不止崔氏一姓。

这样再说回到制陶和紫砂。宜兴“四名家”如董翰、赵梁、时鹏、元畅，“三大妙手”如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皆非仅仅为匠人。明代紫砂以几何器型占主导，清人变创出自然器型的新格调，其间文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陈鸣远的成功，就与其善交文人，并引其入设计，致一时文人雅士争相延揽大有关系。此外，如杨彭年、何心舟等大家与文人合作亦多。“曼生十八式”的作者陈鸿寿本身就是著名书画家。他们将制壶技艺与翰墨风雅相结合，既以古法捏造，又重创意天成，终使书画、金石与陶艺合为一体，造就了紫砂壶艺的辉煌时代。丁蜀诸制壶大师如顾景舟、徐秀棠等能深体前辈宗匠的用心，凡所制作，嘴鋬口底足盖配置适宜，外轮廓线的缓冲过渡舒展饱满不论，尤能脱略器形的方圆高低肥瘦，从形神气态上下功夫，加以其人多擅书画，不但题刻富金石味，还能揉入多种文化元素，终得以使根植于自然风土的技术成为艺术。而那些紫砂器，经拉坯成型，既借风和阳光催化固型，更借文化而拥有了生命，得到了升华。它们不施彩釉，清明古雅；自然平和，永不褪色，经过岁月的滋养，越发呈现温润柔和的质感，既不夺茶香，又无熟汤气，实在能比德古君子，当得起文人雅士的绝佳代言。

制陶制砂给人的回馈就是这样，既神奇又充满寓意，进而还诞育出华夏又一重渊深的文化，即它由原始社会的手工技艺，历数千年演化，以后竟与安邦治国、德性教化及人格修养等中国文化的大本大宗熔为一炉。盖汉魏以降，人们每借烧土为器，比喻政化纯厚亦如甄陶乃成，是谓“甄陶”与“陶育”。他们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阴阳二气，陶育群品”，人之“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所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由此产生诸如“甄陶化育”“甄陶天下”“甄陶国风”等说，以及“陶镕”“陶沐”“陶化”“陶淬”“陶冶”“陶铄”“陶染”“陶炼”“陶养”“陶运”“陶洗”等词。“陶洗”使之干净叫“陶莹”，“陶养”使之有成叫“陶成”，“陶冶”使之美好叫“陶淑”。此外“陶镕鼓铸”比喻给人的思想、性格以有益的影响，“周回陶钧”比喻循环往复、多方磨练，以作育完善人材。总之，其间的一切都离不开文化，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要站得住、站得久，最后也全赖文化。

制陶制砂就是这样，非小技而有大道存焉；非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说的那样，是“水火既济而土合”，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涵。按之以古老的记载，昔神农氏将制陶之法传授于人可称“圣迹”“圣事”，《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凝土为器”之所以与“烁金为刃”等并称为“圣事”，丁蜀人或许最知道。在我们，只有感叹，许多事，离了文化，还真不易说清。

作者：汪涌豪

编辑：范家乐

责任编辑：杨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