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汪湧豪：讓文化擘劃丁蜀的未來

宜興丁蜀因為自然禀賦優越，曆史底蘊豐厚，加上區位優勢與經濟實力，被國家住建部評準為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但大多數人熟悉它還是因為紫砂。

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蠡墅村羊角山古窯址考古可知，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裡就有先民從事制陶。羊角山地屬丁蜀黃龍山支脈，天目山蜿蜒在它南邊，南溪河自西迤逦而來，納入厔、桃兩溪後，沿西氿穿城過蜀山，再經東氿流入太湖。唯畫溪由湖?山區經湯渡轉向鼎山，到太湖西岸，更名為蠡河。蠡河兩岸的渎區丘陵富泥礦，礦源坡度适宜建龍窯，是以這裡尤多古窯遺址。

與古窯址相伴生的，是鄉民耕稼陶漁演繹出的如花似錦的沸騰生活。蓋宋以前，蠡河與蜀山間已形成古街巷的盛世繁華，應運而生的大小窯戶在這裡前店後坊，自産自銷，奠定了制陶業的基礎。及至明代，随“匠戶制”的解體，制陶業得以迅速發展。到清末，更勾串起丁蜀人的煙火日常，彌散入南、北、西向三條老街，尤其古南街商号鱗次，店鋪栉比，最是熱鬧。其流風餘韻，從民國時橋背上尚存的德義樓茶社、橋北堍新華樓平劇票友社，仍可窺見一斑。值得一說的是，樓下還有那個年代稀見的消防隊“洋龍宮”。至于中西服縫紉店、診所和書店，更是百樣無缺。當然，類似紫砂同業公會等行會組織是少不了的。就這樣，丁蜀成了集燒制營銷為一體的商貿中心。蜀山龍窯出産的各類紫砂，經蠡河入太湖，很快擴散到大江南北。

作為名聞世界的陶都，衆多與制陶相關的産業分布在丁蜀鎮區的“一帶一路”上，“一路”指從古南街到紫砂一廠二廠、黃龍山、葛鮑聚居區、青龍山公園、前進龍窯及陶博館，每一處都充滿着故事，足以吸引人眼球；“一帶”則指從蠡河到陶批站碼頭、白宕河及湯渡畫溪河、蓮花蕩一帶，這一橫貫老城的水系經過整治改造，已露出類似“清明上河圖”的美景，圖中流淌不息的船隻上的行客，心心念念，既在紫砂，更在這方水土上能工巧匠們創造出的富庶生活。

隻是後來的故事有些不如預期。随着分工的日趨細化，從掘土采泥、澄練制坯到裝窯燒窯，這裡的制陶者開始更多把關注重點放在工藝技術的更新，那流蕩在器物上獨有的老重與敦穩，以及制壺人的氣性與神韻，不知不覺被遺落了，以緻雖從藝術陶、日用陶到工業陶和建築園林陶，新的企業不斷崛起，機械化生産更吸引來成千上萬的技術勞工，将年産值與銷售額推高至數十億；并且，為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成立了實訓基地，教育訓練了數以萬計的初、中、進階工藝美術師；又舉辦制陶比賽，參賽者動辄千餘，但紫砂特殊的氣性并未是以得到更大發揚，産品價值的提升通道也未就此打開。看看明人周伯高的《陽羨茗壺系》、周嘉冑的《陽羨茗壺圖譜》，還有清人張堂的《陽羨名陶說》、朱石梅的《壺史》，可知“方非一式”與“圓不一相”從來是紫砂制作的理想。而現在，要麼千壺一面，要麼随意捏合，甚至以怪異取勝，那樣的有古法而沒古意，已使得一種悠長的傳統雖不至中絕，而終究湮沒不得彰顯。孕育了紫砂的這片土地是何等的神奇而富有想象力，但正如現在古南街，雖名人故居、商鋪和作坊尚存，算保留了一絲活态的傳統，但整體已日顯破敗，那能夠呈現紫砂學藝、制作和販銷全過程，及師徒傳承的工坊式社會關系，更是日見凋零。從發展的眼光，這樣的凋零或許是必然的，但其背後有些東西是不是該同時消失呢？

丁蜀人終究是愛紫砂的，而非僅僅将其視作糊口的手藝。有鑒于丁蜀的制陶産業特而未強，許多産品處于技術鍊、價值鍊的中低端，高附加值産品少，規模型企業不多，産業支撐能力不強，市場組織化程度和規範化水準不高，尤其産品的品質與品牌管理亟待增強，一如丁蜀的城鎮魅而未美，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散落在日漸破敗的尋常巷陌中，尚未得到合理規劃和有效開發，并且未形成與紫砂影響力相比對的全鍊條、多功能的旅遊業；丁蜀人更是富而未發，雖生活優裕，整體活力卻遠未釋放，帶連着城建改造的群體性投入和參與意識不強，管道也不夠通暢，積極性遠未得到有效的激發。他們再也坐不住了，開始改換思路，廣引四方人才，設計了許多針對性的更新方案。眼見有的已取得明顯效果，非常期待能有更深徹的改變。并且，随着讨論的深入，他們越來越感到實作這種改變的關鍵在文化。

真欣慰丁蜀人有這樣的認識。本來，江南富庶之地，自古崇文重教的丁蜀人并不缺少文化。相反，耕讀傳家，成為傳統。這一點，隻消看晉人周處《陽羨風土記》以下，一直到北宋《續風土記》《義興志》《國山記》等曆代地方志就可見端倪。以後明人編纂了4次，清代續修了5次。直到1921年仍有《光宣宜荊續志》成書。綜曆代所修、今得儲存的10餘部志書，除鄉都、坊廂、街巷、市鎮、山川、水利等歸“輿地”，城池、公署、倉庫、教場、表坊、橋梁等歸“營建”，戶口、田賦、徭役、貢課、土産等歸“食貨”外，總有詳細記述廟制、社學、學署、書院的“學校志”，隆重表彰勳德、儒林、理學、文苑的“人物志”，更不要說竭情發揚記、序、詩、歌、詞、賦、碑碣等的“藝文志”了。要之，舉凡風俗、節序與民事，無不浸染着文化；欲言其事與理，必突出文化。

這樣的文化既留存于器物，更見諸人事。前者，可看光緒年重建的蜀山大橋，南北兩側用整塊條石刻成的陽文聯句——“不霁何虹，天倩娲皇來補石；此山似蜀，人思坡老為題橋”與“宣歙溯來源，兩岸靜涵荊水綠；浙湖通要道，一弓長抱蜀山青”。出自鹹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曆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記名禦史的周家楣之手，雅馴貼切。周氏還著有《期不負齋政書》10卷、詩文5卷，可惜今天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橋重建，刻石被勉強保留，但砌在了水泥橋邊的河幫岸上。後者，如丁蜀洑東有一個叫蘭右的自然村，倚靠盛産蘭花的蘭山。相傳周處逐蛟龍到此，眼着蛟龍遁入太湖，急叱令蘭山阻攔，是以蘭山也叫“攔山”。村裡有望族崔氏，一門四進士，舉人廿餘人。族人素以“耕以立本”“讀求進身”為世傳家訓，雖廣置田産，遍及大港、白泥到前龍廣大的地區，又往來浙皖贛，營商有成，但始終記得立德行善，修橋、建義倉外，還熱心興辦學堂。直到近現代，有崔鶴鳴為陶瓷實業家，所興辦的工廠悉數捐獻給了國家，成為現代工業的開拓者。當然，這塊出過4位狀元、10位宰相、300多位進士的土地，山川鐘靈，河水毓秀，“一邑三魁”“一門九侯”與“四代英傑”在在有之，遠不止崔氏一姓。

這樣再說回到制陶和紫砂。宜興“四名家”如董翰、趙梁、時鵬、元暢，“三大妙手”如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皆非僅僅為匠人。明代紫砂以幾何器型占主導，清人變創出自然器型的新格調，其間文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陳鳴遠的成功，就與其善交文人，并引其入設計，緻一時文人雅士争相延攬大有關系。此外，如楊彭年、何心舟等大家與文人合作亦多。“曼生十八式”的作者陳鴻壽本身就是著名書畫家。他們将制壺技藝與翰墨風雅相結合，既以古法捏造，又重創意天成，終使書畫、金石與陶藝合為一體，造就了紫砂壺藝的輝煌時代。丁蜀諸制壺大師如顧景舟、徐秀棠等能深體前輩宗匠的用心，凡所制作，嘴鋬口底足蓋配置适宜，外輪廓線的緩沖過渡舒展飽滿不論，尤能脫略器形的方圓高低肥瘦，從形神氣态上下功夫，加以其人多擅書畫，不但題刻富金石味，還能揉入多種文化元素，終得以使根植于自然風土的技術成為藝術。而那些紫砂器，經拉坯成型，既借風和陽光催化固型，更借文化而擁有了生命，得到了升華。它們不施彩釉，清明古雅；自然平和，永不褪色，經過歲月的滋養，越發呈現溫潤柔和的質感，既不奪茶香，又無熟湯氣，實在能比德古君子，當得起文人雅士的絕佳代言。

制陶制砂給人的回饋就是這樣，既神奇又充滿寓意，進而還誕育出華夏又一重淵深的文化，即它由原始社會的手工技藝，曆數千年演化，以後竟與安邦治國、德性教化及人格修養等中國文化的大學大宗熔為一爐。蓋漢魏以降，人們每借燒土為器，比喻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是謂“甄陶”與“陶育”。他們認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陰陽二氣，陶育群品”，人之“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是以“聖王制世禦俗，獨化于陶鈞之上”，由此産生諸如“甄陶化育”“甄陶天下”“甄陶國風”等說，以及“陶镕”“陶沐”“陶化”“陶淬”“陶冶”“陶铄”“陶染”“陶煉”“陶養”“陶運”“陶洗”等詞。“陶洗”使之幹淨叫“陶瑩”，“陶養”使之有成叫“陶成”，“陶冶”使之美好叫“陶淑”。此外“陶镕鼓鑄”比喻給人的思想、性格以有益的影響，“周回陶鈞”比喻循環往複、多方磨練，以作育完善人材。總之，其間的一切都離不開文化，人無論從事什麼職業，要站得住、站得久，最後也全賴文化。

制陶制砂就是這樣，非小技而有大道存焉；非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說的那樣，是“水火既濟而土合”，還包含着更深刻的意涵。按之以古老的記載，昔神農氏将制陶之法傳授于人可稱“聖迹”“聖事”，《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凝土為器”之是以與“爍金為刃”等并稱為“聖事”，丁蜀人或許最知道。在我們，隻有感歎，許多事，離了文化，還真不易說清。

作者：汪湧豪

編輯：範家樂

責任編輯：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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