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渐趋大开。伴随着与洋人的相互交流，近世以来国人的思想也渐渐发生变化。值此民族危机背景下，林则徐成为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在严禁鸦片的同时积极探求域外大势，派人收辑、翻译外文资料，以备参考。英国人慕瑞所著之《世界地理大全》吸引了林则徐的目光，很快他就派人将其译为中文并加以润色，终成当时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四洲志》。
《四洲志》简述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4大洲30多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不仅打开了国人的视界，使其看到了“天朝大国”之外的“西洋”世界，还推进了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大清王朝迈向了近代化的进程。《四洲志》的诞生可谓意义非凡，它的独特意义就在于迈出了看世界的第一步，影响了以后众多研究外国史地的学者，实为开先河之作。
《四洲志》
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魏源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通过写就《海国图志》极大地丰富了《四洲志》。他不仅继承了林则徐的“开眼”之举，同时将其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个观点相较于林则徐的“师夷”多了“制夷”这一“学以致用”的经世实用观。这就是近世以来我国人思想变化之起点——学习西方器物。林、魏二人皆以为我国输西方输在器物，他们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器物来反制西方。西方的坚船利炮在林、魏二人看来是西方取胜的法宝，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大清国有了坚船利炮，便可高枕无忧，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这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与其所在阶级，不能说林、魏二人是无所建树的。林、魏二人大量引入和介绍了关于西方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资料，引发了“西学”热潮，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开展做了重要的铺垫和积累。林则徐无愧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虎门销烟
时间来到了1861年，这一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得了政权，重用洋务派，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林、魏二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林、魏二人倡导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洋务运动则是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他们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将前人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的洗礼之后，清政府内部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暂时和平局面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他们感到中国正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希望开展洋务运动以求徐图中兴。
洋务运动企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清朝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主要目的的现代化军事工厂。到了洋务运动后期，由于资金匮乏，张之洞等人则开办了中国近代民用工厂来筹备资金，即所谓“自强”、“求富”。而这场运动的核心思想则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这一思想就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本质就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统治而开展的自救运动。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但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开近代中国近代化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动不仅是一场单纯的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运动，夹杂在这场运动中的西方思想文化，也给当时的人们开启了一扇通向外界的窗户。在它的影响下，更是催生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洋务运动，看成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场失败的政治运动。
在看待过往历史时，不仅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还要考虑到其所在的阶级。曾，李，左，张诸人均是封建士大夫阶级，在看到国家内外交困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用自身努力来挽救危亡，我想单就这一点来看他们的事迹就是有意义的。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