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中國國門漸趨大開。伴随着與洋人的互相交流，近世以來國人的思想也漸漸發生變化。值此民族危機背景下，林則徐成為了“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份赴廣州，在嚴禁鴉片的同時積極探求域外大勢，派人收輯、翻譯外文資料，以備參考。英國人慕瑞所著之《世界地理大全》吸引了林則徐的目光，很快他就派人将其譯為中文并加以潤色，終成當時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世界地理志——《四洲志》。
《四洲志》簡述了亞洲、歐洲、非洲、美洲4大洲30多國的地理、曆史、政情，不僅打開了國人的視界，使其看到了“天朝大國”之外的“西洋”世界，還推進了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的大清王朝邁向了近代化的程序。《四洲志》的誕生可謂意義非凡，它的獨特意義就在于邁出了看世界的第一步，影響了以後衆多研究外國史地的學者，實為開先河之作。
《四洲志》
在《四洲志》的基礎上，魏源寫出了《海國圖志》。魏源将當時搜集到的其他文獻書刊資料和自撰的很多篇論文進行擴編，通過寫就《海國圖志》極大地豐富了《四洲志》。他不僅繼承了林則徐的“開眼”之舉，同時将其上升到另外一個高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這個觀點相較于林則徐的“師夷”多了“制夷”這一“學以緻用”的經世實用觀。這就是近世以來我國人思想變化之起點——學習西方器物。林、魏二人皆以為我國輸西方輸在器物，他們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即學習西方的器物來反制西方。西方的堅船利炮在林、魏二人看來是西方取勝的法寶，是以他們認為隻要大清國有了堅船利炮，便可高枕無憂，繼續做“天朝上國”的美夢。這是他們的局限性，但是我們也需要考慮到當時的曆史時代背景與其所在階級，不能說林、魏二人是無所建樹的。林、魏二人大量引入和介紹了關于西方曆史、地理、政治、軍事等方面的資料，引發了“西學”熱潮，為後來洋務運動的開展做了重要的鋪墊和積累。林則徐無愧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虎門銷煙
時間來到了1861年，這一年慈禧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得了政權，重用洋務派，開始了浩浩蕩蕩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與林、魏二人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林、魏二人倡導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洋務運動則是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的思想并極力将這種思想付諸于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他們的曆史意義就在于将前人的理論付諸于實踐。在經曆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的慘敗以及國内太平天國運動的洗禮之後，清政府内部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奕䜣等人，并沒有因為暫時和平局面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勳，他們在借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進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他們感到中國正在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希望開展洋務運動以求徐圖中興。
洋務運動企業
在洋務運動初期，清朝建立了一批以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為主要目的的現代化軍事工廠。到了洋務運動後期，由于資金匮乏，張之洞等人則開辦了中國近代民用工廠來籌備資金，即所謂“自強”、“求富”。而這場運動的核心思想則是“師夷制夷，中體西用”。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他以“本”“輔”的主從關系來進行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從這一思想就可以看出洋務運動的本質就是一場封建地主階級為了維持自身統治而開展的自救運動。
甲午海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但不可否認的是洋務運動開近代中國近代化之先河，對後世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洋務運動不僅是一場單純的學習西方軍事科學技術的運動，夾雜在這場運動中的西方思想文化，也給當時的人們開啟了一扇通向外界的窗戶。在它的影響下，更是催生了中國早期的民族資産階級。是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洋務運動，看成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場失敗的政治運動。
在看待過往曆史時，不僅需要考慮到當時的曆史背景，還要考慮到其所在的階級。曾，李，左，張諸人均是封建士大夫階級，在看到國家内外交困之時能夠挺身而出，用自身努力來挽救危亡，我想單就這一點來看他們的事迹就是有意義的。美國漢學家芮瑪麗這樣評價這一階段的“自強”運動：“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于死裡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