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在政治上形成过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圈，也曾在文化上形成过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唐宋时代中国的货币一度成为过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沿岸各国的通用货币。同样中国古代的军事力量也一度曾是傲视全球的：从横扫六国的大秦铁骑、北逐匈奴的大汉羽林军到从无败绩的岳家军、戚家军都是放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匹敌的精锐之师。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诞生过自己的名将：先秦有妇好、白起、李牧、廉颇、赵奢、田单、乐毅......秦有王翦、蒙恬......汉有韩信、李广、卫青、霍去病......三国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张辽、周瑜......南北朝有陈庆之、谢玄、祖逖......隋有杨素、韩擒虎......唐有李靖、李勣、薛仁贵、苏定方、高仙芝......宋有杨业、狄青、岳飞、韩世忠......元有兀良合台、阿术、王保保......明有徐达、常遇春、戚继光......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公元1644年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历时268年。清朝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指由满洲八旗贵族所统治的王朝政权；二是指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2年宣统退位这268年的历史时期。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误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完全归因于政府的因素，然而王朝概念并不能直接和历史时期完全划等号。
其实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我运行规律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活动才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用一位伟人的话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有人说两宋和满清是兵魂销尽国魂空的时代，然而更确切的说法是两宋和满清是兵魂销尽国魂空的王朝。两宋和满清的屈辱是腐朽无能的王朝政权所导致的，然而这并不代表两宋时期和满清时期所有中国人都丧失气节了。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矢志不渝抗金的岳飞，怎么解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怎么解释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怎么解释撞击敌舰的邓世昌......难道他们不是两宋和满情时期的历史人物吗？同样清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并不能等同于效力于清王朝的历史人物。比如太平天国的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并不是清军将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清朝时期的将领，只不过他们是站在反清阵营一边。
如果姑且不考虑这些反清将领，那么清军阵营中是否曾诞生过名将呢？首先清军之所以能入关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摄政王多尔衮一系列政治军事运筹。1635年多尔衮奉皇太极之命征讨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并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此举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
多尔衮在征讨蒙古察哈尔部之后又在松山之战中大败3万明军、生擒明军统帅洪承畴、迫使祖大寿投降。1636年多尔衮挥师北京击败明朝名将卢象升后又攻破济南。在此过程中所战20次每战皆捷，因此取得了克城40座、掠夺人口25万的战绩。1644年多尔衮诱降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后与之联手大破李自成10万大军。正是多尔衮指挥的山海关之战扫除了清军入关最后的障碍。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继续指挥了追剿李自成大顺军以及南明政权、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战争。多尔衮一生征战无数：先后指挥过与蒙古察哈尔部、明军、李自成大顺军的战争。多尔衮在历次战斗中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然多尔衮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确实对满汉民族关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你总不能因为不喜欢人家就不承认人家是名将吧？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8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进发。施琅指挥的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海战对台湾水师获得大胜，从而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众归顺清政府。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治设在如今的台南，下辖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左营）、诸罗县（今嘉义）。
施琅可以说是有清一代两百余年少有的水师名将。施琅不仅在战术运用上可圈可点，而且还有着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施琅在澎湖海战取得对台湾水师的决定性胜利后并没趁胜攻击台湾本岛，而是建议利用战胜之余威迫使台湾郑氏政权主动归降。郑克塽见施琅无意屠戮才表示愿意归顺。施琅到了台湾后不搞清算报复、不滥施淫威，反而主动前去祭拜郑成功以收服台湾人心。
施琅本着攻心为上的策略完成了对台湾从疆土到人心的收复。当时朝廷内部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不必留人驻守台湾。施琅以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指出：台湾看似蛮荒，但耕地、矿产丰富，所以值得大力开发。更何况台湾对东南沿海的防务安全至关重要。正是在施琅的争取下康熙皇帝最终决定留兵驻守台湾。施琅在战后对台湾的战略规划所起到的历史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比他率兵收复台湾的军事行动差。
晚年的乾隆皇帝回顾自己一生对内对外的历次战争后将其总结为“十全武功”。这其中有四次军事行动都是由福康安领导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福康安临危受命赶赴前线作战。福康安在战斗中亲率八百士兵冒雨攻克敌军桥头堡。此后福康安带兵步步为营克服了地形、气候等不利因素一鼓作气连夺数寨。在经过五年的战斗后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土司叛乱。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康安又统兵西北平定了当地的回族民变。西北回民事件刚平息就又爆发了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福康安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同赴台湾作战。福康安一行在台湾登岸后由新埤进兵以主力进攻包围诸罗县城的起义军。经诸罗一战后福康安得以扭转战局、解除城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福康安在老衙崎俘获起义军领袖林爽文。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按说廓尔喀作为一个弹丸小国根本不具备挑战清王朝的实力，然而雪域高原的地形限制了清王朝向西藏运兵、运粮的效率。当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这些兵力全加起来也只比喀尔廓方面出动的军队多400人左右。然而喀尔廓作为进攻一方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任意攻击某个地方，相比之下防守方需要守卫的面积就太大了。
区区3400人的兵力平摊在西藏偌大的面积上之后平均每个地方所能驻守的兵力就相当有限了。喀尔廓人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将中国军队在西藏的据点逐个击破。很显然只靠西藏的3400驻军根本不足以应对战争，那么就只能从内地增调部队驰援了。清廷从四川抽调了满、汉、藏兵4000余人前往西藏增援。廓尔喀方面得自四川方面的清军入藏作战就主动撤兵了。
当四川方面的援军赶到前线时却被西藏地方政府和驻藏大臣告知战争已结束、双方已议和。清军在没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兵不血刃收复了全部失地，然而在随后的议和谈判中双方竟达成了“许银赎地”的屈辱条件：西藏地方政府每年向廓尔喀支付1500两白银作为赎回争议地区的费用。为什么明明打了胜仗还得赔钱呢？事实上清军所谓的胜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因为廓尔喀方面其实是主动撤兵的。
廓尔喀方面已摸清了清军的虚实：他们知道西藏的驻军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然而内地的军队又无法在西藏长期驻扎。所以当他们得知内地的援军赶到时就主动撤兵以保存实力，然而在随后的谈判中他们又大肆讹诈了西藏地方政府一把。廓尔喀人知道只要内地的军队一撤走就意味着西藏地方政府再没和自己谈条件的资本。如果不把廓尔喀打疼，不打不出“几十年的和平”来，那么廓尔喀就会不断骚扰边境。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发兵入侵西藏。廓尔喀军队的再次入侵使乾隆皇帝终于得知了清军所谓战胜的真相，所以这次他下决心要彻底痛打廓尔喀。要彻底打疼对手就不能只是收复失地，而且还要长驱直入敌国腹地。所以派出的军队不仅要能打败对手，而且必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打服对手。这意味着派出的军队不仅要在实力上强于敌军，而且必须是远远强于敌军一大截。
乾隆在深思熟虑之后将刚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调任督办西藏军事。与此同时乾隆任命海兰察、台斐英阿等人为福康安的副手。福康安、海兰察等人奉命率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兵丁千名由青海入藏征讨廓尔喀。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康安率一万清军由青海西宁前往西藏。隆冬时节大雪封山使行军变得异常困难，然而福康安率军日夜兼程：每天强行军18个小时。
最终福康安大军用50天时间走完了从西宁到拉萨近5000里路程。清军犹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廓尔喀人面前。在随后的战斗中清军"六战六捷，杀敌四千，收复后藏"。趁胜追击的清军打过了喜马拉雅山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城下（今加德满都）。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公元1792年9月23日）廓尔喀管事头人噶箕第乌达特塔巴来到清军大营请求归降。福康安在驱逐廓尔喀人后又在西藏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整饬。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岁月，然而就是这段屈辱岁月中也曾出现过一抹亮色：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从而成功保住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左宗棠的功绩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在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中左宗棠就榜上有名。当阿古柏侵略军占领新疆大部分地区时沙皇俄国也于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塞防和海防大讨论。
左宗棠在这场大讨论中一针见血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1875年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问题是如何将好不容易筹措到的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呢？
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
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
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叛军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一方面防止阿古柏军北犯；一方面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同时左宗棠又命金顺部挥军西进：一时间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
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已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休整。清军休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
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总理衙门则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俄国作为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老对手也在这时跳了出来：一方面鼓励阿古柏继续与左宗棠的平叛大军对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阿古柏的窘境迫使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
阿古柏在英、俄两大列强的支持下调重兵在达坂城、吐鲁番设立了两道防线。同时阿古柏自己则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做垂死挣扎。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
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
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纷纷为清军指引带路，主动配合清政府的军事部署。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
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
除了以上提到的多尔衮、施琅、福康安、左宗棠之外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中法战争中守卫台湾的刘铭传、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冯子材这些人其实也都算是清朝的名将。
有些人之所以觉得清朝无名将一则是因为不喜欢这个王朝就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二则如今的清宫戏几乎都是讲的尔虞我诈的后宫争斗。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对清朝在军事方面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大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