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功绩之一，无疑是坚持主张出兵新疆，荡平阿古柏匪帮，粉碎英俄势力妄图肢解新疆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的光荣事迹。
另外，他还积极参与了开发新疆的活动，为新疆的近代政治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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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
那么问题来了，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到底做出了哪些准备？收复新疆以后，又是如何恢复当地的生产建设的？我查了一下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海防”与“塞防”之争
自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后，逃亡中亚的和卓残余势力，不时犯境扰边，给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
一文概述：新疆“和卓”的前世今生
）。
今日平静祥和的喀什古城
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爆发后，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与太平军的作战当中，西北边防事务日趋废弛。再加上南疆各级官员巧取豪夺，欺压和盘剥当地各族人民，导致整个民怨沸腾，内部矛盾日趋尖锐。
1864年，新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乱，
喀什喀尔、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起了地方割据政权。他们打着所谓“排满、反汉、卫教”的口号，欺骗和煽动民族仇杀，新疆局势变得异常混乱。
1865年，有着“中亚屠夫”之称的浩罕国军官
阿古柏，率领军队侵入南疆。
在全面摧毁了各个割据政权后，宣布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他还将魔抓伸向北疆，先后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等处。
阿古柏
与此同时，英俄势力也开始打起了新疆的主意。
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并先后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精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并向其他各地渗透（
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另外，各怀鬼胎的英俄两国，对阿古柏“政权均给予了大量支持”
——不仅供给其大量的军火武器，而且分别与其签订了《英阿条约》和《俄阿条约》， 在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的基础上，取得了在南疆地区通商、驻使等特权。
不客气地说，此时的新疆，大有被肢解的危险。
浩罕国军队
与此同时，日本出兵图谋侵占台湾，东南海防形势日趋紧张。
因此，在清政府内部，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直隶总督李鸿章
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移西饷以助海防”，“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
主张放弃新疆，停兵撤饷。
针对李鸿章的谬论，
左宗棠上奏章予以了严厉驳斥。
于是，一场“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的争论，就此全面爆发了。
左宗棠认为，
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新疆必须收复。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宴眠之日”。
若此时停兵撤饷，
“我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恐未能宴然”，“
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却大有妨碍”。
左宗棠雕像
一言概之，在左宗棠看来，“塞防”和“海防”应该并重，不应该厚此薄彼。
停兵撤饷“事关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
他说“（我）高位显爵….年已六十有五，正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实有“万不容己者”，“（新疆）此时便置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左宗棠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不计个人得失的爱国之心，是值得所有国人称赞的。
2）收复新疆前的准备
左宗棠的奏章，深深打动了清廷的最高层。
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陕、甘百战之师，乘锐出关”，旨在收复新疆。
但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考虑到日趋衰微的国力，西征前亟需的兵、饷、粮、运等问题都非常棘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再加上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阻拦和干扰，
左宗棠面临着非常巨大的压力。
不过，他运用自己的智慧，用相对较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兵、饷、粮、运问题，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1）整顿军队
收复新疆，主要敌人不仅有阿古柏匪帮，还有英俄等侵略者
。要想战胜他们，必须组织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军队。
但是，新疆和甘肃等地的驻军，官员贪污成性，士兵畏敌如虎，战斗力极其低下，
无法对侵略者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对新疆当地的驻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俄国摄影师镜头下的清军（1875. 甘肃）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
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麾下部队
的整顿。
早在1867年1月，清廷就命令成禄率军进驻哈密，做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的后援。不过，他一直以“粮运不济”为由，滞留甘肃高台，止步不前。1870年9月，阿古柏势力侵占乌鲁木齐，清政府严令成禄增援景廉。但是，成禄不仅拒不出兵，还“蓄养戏班，整日宴饮听戏”，把高台当成了自己的“养生场所”。
成禄的部队不仅战斗力低下，
“吃空饷”现象也十分严重。
“一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且尚多冗杂”。愤怒的左宗棠特别上书，要求严查成禄。很快，清廷将成禄革职拿问，将其麾下的十二营“并成三营”，划归给景廉节制和调遣。
除了成禄之外，督办兰州防务的穆图善的部队也得到了整顿。
除了他率领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千余人以外，步兵“概予遣散，以节虚糜”。
对驻扎在新疆的景廉、金顺、文麟的军队，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
——景廉和金顺的部队，一度被压缩为19营；文麟的部队除吉林、黑龙江马队外，其余一律裁汰遣散。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清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另外，他对自己麾下的西征军，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
除了剔除空额，遣散老弱之外，他规定“凡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资遣递送回籍”，“既经整编成军，即不准擅离营伍，违者重惩”。
他要求西征军各部官兵不得到处勒索和骚扰当地百姓，“违者严惩不贷”；军官不许克扣士兵粮饷，“如遇此等情事，准许勇丁呼诉….上级定然代为作主”。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后，左宗棠集结起了一支约七八万人，
由汉、回、满等多民族爱国官兵组成的战斗力颇为强悍的部队。
旧照片中的左宗棠西征军
2）多方筹措军饷
西征军下设130个营，官兵合计七八万名，每年需要饷银至少600余万两，再加上运粮等经费的支出，一
年共需军费实银800余万两。
但是，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非常困难，中央能给到的支持，可谓杯水车薪。
除了中央，地方上的支持也颇为有限。
大后方甘肃“瘠苦甲于天下”，“通省丁粮一岁仅20余万两”，后来连20万两也收不足了；陕西省的财政比甘肃稍好一些，但每年的地丁收入也不过40万两。因此，仅凭陕甘两省无法有效解决军饷供应问题。
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命令各省“协饷支应”。
但是，各省及海关的协饷，因各种原因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再加上李鸿章为“海防”同左宗棠争饷，
西征军军饷的筹措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因此，左宗棠不得不申请朝廷，
允许自己向国外银行借款。
1867年1月，清廷命令户部拨银200万两，“并准其借用
洋银500万两
，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解拨300万两，以足1000万之数。”6月，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年息10%，由各海关关税收入作担保，分七年还清。
1875年4月，他向英国怡和洋行
借款100万两
，英属印度丽如银行借款200万两，年息10.5%，期限三年，由各海关关税担保。
汇丰上海（1865）
1878年，左宗棠专程致函“红顶商人”胡雪岩，嘱其向华商议借银款，“设立公司，纠集众商，凑资待借”。9月，胡雪岩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专办借款的乾泰公司。不过，当华商只凑到175万两而心存犹疑时，汇丰银行主动以同等数目“附入华股出借”。
这次西征借款合计300万两，华商、汇丰各占一半。
1881年，左宗棠再次向汇丰银行
借款400万两
，年息8%，期限6年，原拟以陕甘藩库收入担保，而实际上以海关关税收入扣抵。
为了西征，左宗棠先后向洋商借款6次，总额达到1595万两，占西征军需总额的15%。
其中，借款中有1385万两（借款总额的87%）是作为进军收复新疆的军费。考虑到当时的国情，为了让收复新疆的事业不致功亏一篑，左宗棠借外债解决军饷的举措，我们应予以充分理解。
1875年的左宗棠
3）打通运输通道
饱经战乱的新疆，人民流离， 土地荒芜，交通不便。
因此，军粮的采购和转运，都非常困难。对此，左宗棠有着清醒的认识。
军粮的采购和运输，是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西征军将士约有七八万人，每月需军粮400万斤，马料50万斤左右。如果在湖广、四川等地采购，粮价便宜，但转运成本非常昂贵。西征军帮办袁保恒（1826—1878）提出了“从甘肃凉州、甘州、肃州等地采购粮食，采用骡车运输”的方案，但被左宗棠一票否决。
左宗棠指出，经历战火摧残的甘肃各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远没有得到恢复，在甘肃当地采购军粮无异于“夺民食”。因此，西征军的军粮，
主要选择在宁夏、包头、归化（呼和浩特）等地进行采买。
另外，外蒙古的
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等地，也承担了部分西征军军粮的筹措工作。
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具体位置（图片via：地缘谷）
左宗棠还认为，运粮“用骡车不可行”。
骡车运载力有限而消耗巨大，运粮队伍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所载的粮食就已经消耗不少；再加上关外多砂碛， 无水、无草，不宜行车。骡车的性价比非常低。
左宗棠建议，
运粮“宜驼不宜车”。
每驼负重500斤，日行70里， 食料3斤，加盐少许，五驼一夫，有水草的地方，可以白天放牧，晚上赶路，不用粮料。两相对照，关外砂碛之地， 驼运远胜于骡车。即“转运以驼为宜， 次则驮骡， 次则骡车”。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截至1876年3月，哈密存粮合计2000余万斤，俄国人索思诺夫齐运至古城的粮食约400万斤，巴里坤运往数百万斤，再加上古城和巴里坤各积贮粮食11000余万斤，充分保证了收复新疆的顺利进行。
西征军的军用机械
3）挫败英俄侵略者的阴谋
为了顺利收复新疆，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作战方针正确，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
盘踞北疆的阿古柏势力，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此，英国通过李鸿章为阿古柏乞降“立国”，准其“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
对于英国人的“小心思”，左宗棠可谓心知肚明。
他认为，“威妥玛（英国驻华公使）即代阿古柏乞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指阿古柏）为我贼也”，“对于‘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只字未及，是何居心，令人莫测”。
他深入分析认为：“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印度东南之地为英所有”，“俄国觊觎西北之地，英国代阿古柏乞降，其目的在于阻止我国收复新疆”，“更欲我保护彼疆不被人侵扰”，“保其印度腴疆耳”。
电影《红河谷》里的英军形象
为了打消清廷的顾虑，
他特意致信恭亲王奕䜣：“南路贼（阿古柏）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破竹之势可成”。“（西征军）只要粮、饷、军火应手，不致久滞戎机”，“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
考虑到英国代阿古柏乞降“立国”一事恐怕动摇军心，左宗棠特地命令前敌总指挥刘锦棠：“阿古柏窃据数城十余年，为我必讨之贼….近来英人进京，似专为阿古柏乞降，骄气稍敛….我决心在明春进兵南疆，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可参与”。
一言概之，如果南路军进攻顺利，英国便无计可施了。
1877年4月14日，进军南疆的战斗正式打响。
西征军势如破竹，连克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地，全歼阿古柏主力，南八城“门户洞开”。犹如惊弓之鸟的阿古柏服毒自杀，其残部几近全线崩溃。
12月28日，沦陷12年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的怀抱，阿古柏势力被彻底摧毁。
清军收复新疆示意图
不过，尽管阿古柏势力被尽数歼灭，但沙俄仍旧赖在伊犁，拒不交还中国。
1878年6月22日，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晚清外交官）为全权大臣，赴俄办理收回伊犁事宜。10月2日，他和沙俄签订《里瓦机亚条约》，以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代价，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
左宗棠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
“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
曾纪泽（1839—1890，晚清外交家）
1880年，清政府派曾纪泽（1839—1890，晚清外交家）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命大军向伊犁方向挺进。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由肃州出发入疆，坐镇哈密以示声援，表现出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沙俄闻讯后，不仅火速增兵伊犁，甚至派舰队滋扰海境。
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提前召回左宗棠。
不过，早已被俄土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沙俄，在得知左宗棠入京后，反而担心中俄全面决裂，因此在谈判桌上做出了不小的让步。
1881年2月，双方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中国尽管在赔款上有所增加，并不得不割让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额的大片领土，还在领事等问题上收回一些利权。
面对新条约的签订，左宗棠的心态颇为复杂。
他一面说“界务无损”、“商务亦尚相安”，但在一年多后致信刘锦棠时又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4）新疆大开发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不仅革除了传统的军府制度和“伯克制”，还改革了当地的田粮制度，主持了一系列基建建设，为新疆建省奠定了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
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
1）安置难民，积极组织修渠垦荒事宜
对于西征过程中解救出的难民，
左宗棠主张一律遣返回原籍，并发给赈粮、籽种、牲畜等，使他们能迅速恢复生产。
一部分原在喀喇沙尔一带游牧的土尔扈特人，为躲避阿古柏势力的迫害，被迫逃亡到库尔喀喇乌苏，“转徙流离， 困苦已极”。待新疆局势稳定后，他们要求返回原籍，左宗棠奏请照准，除发给赈粮外，还续发赈银4万两，以备购买帐房、种羊、种子等，使其能安置生活。
位于哈密的“左公柳”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
左宗棠组织各族军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吐鲁番所属渠工之外，更开坎儿井185处。….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
由于垦荒和农业生产的陆续恢复，当地赋税收入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在1878—1879年间，南北疆共征收粮食261900余石，征收厘金18万余两，征收的粮食供给驻军食用而有余。
嘉峪关丝绸之路群像中的左宗棠
2）推广蚕桑产业
除了兴修水利和垦荒种植外，左宗棠还命令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四地，先行建立蚕织总局，统筹种桑、育蚕、织绸等产业的推广与发展。
截至1880年，当地共计已经接枝或种活桑树806000株。
为了提高养蚕技术，左宗棠从浙江湖州“雇募士民熟悉蚕务者60名”，随带桑秧、蚕种、蚕具前来新疆的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蚕织总局，教民栽桑、接枝、育蚕、压条、“浴蚕、饲养、煮茧、织造诸法”，“缠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倍功半之效。”
左宗棠认为，将种桑养蚕的事业推广到新疆南北两路，且耕且织，足以富民，兼可将生丝出口，获利更多。
新疆丝绸
3）厘定币制，筹建铁厂，制造农具
在乾隆先后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后，为了使新疆币制与内地统一，回收了以往通行的“普尔钱”，
改铸“乾隆通宝”，每枚重二钱。
左宗棠收复南疆后，命人在阿克苏按照乾隆制钱型式，铸造新制钱，
每枚重一钱二分，
“不准增减，以昭划一”；重二钱的乾隆制钱，“许民间作两钱使用”。
阿古柏入侵新疆后，铸有“天罡银币”，每枚重五分，“式圆如饼，中无方孔，不类钱形，分量任意减低，图售其奸，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左宗棠认为，“应改造银钱，以平市价而利民用”，便“饬兰州制造新式铜模，交张曜督局依法试制”。新银币每枚重一钱，能抵二枚天罡银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制银币逐步取代了“天罡银币”。
另外，
左宗棠在新疆积极筹建铁厂，制造了大量农具，供各地农民使用。
他命令属下：“乌鲁木齐旧有铁工厂虽已关歇，本地应仍有铁工可以雇佣，开采铁矿，设立铁厂是当前要政。开厂应“招商办理， 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坦诚说，他的这些观点和做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民国时期的左宗棠传记作品
4）修筑道路，便利交通
新疆广袤千里，山岭高耸，沙漠戈壁纵横，交通极为不便。
为了西征的正常进行和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在新疆各地修筑道路，便利交通。
从哈密到巴里坤道路300余里，但须翻越天山，重峦叠嶂，峭壁悬崖，道路险峻。左宗棠命部下凿山开路，并在最险峻的山道建立护栏。尽管工程艰巨，但便利了后世。
事后，左宗棠亲自撰写《天山扶栏铭》，以示纪念。
《天山扶栏铭》书法作品
另外，左宗棠命令部下在南疆各城之间，设立驿站以供传递文书情报，并在驿站附近建筑房屋，专供行商过客歇宿，过往旅客按车马人数收费，取费低廉。
伴随着新疆内外交通的恢复，军队调动更为顺畅，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变得更为便利，对新疆的开发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结语
19世纪末，在清朝内忧外患严重，阿古柏和英俄侵略者将要肢解、分裂新疆的危难关头，左宗棠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
为新疆收复后的政治、经济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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