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年初一，北京市公安局内部却丝毫察觉不到年味，当时侦查人员们在意外得知一个惊天大秘密后，于侦查处处长李宝亭的带领下迅速赶到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改名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走到博物馆第二圈“奴隶社会展厅”中存放的一个
大盂鼎身旁
时，他们停住了脚步。随后李宝亭小心翼翼地将鼎上的玻璃罩摘下，然后戴上精心准备的白手套，将手伸进鼎内的腿肚子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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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他便从中掏出了一团团白棉花。而更让他惊喜的是，里面包裹着的东西正是一年多前博物馆神秘失踪的国宝——西周青铜珍品“史孔和”。当时这件青铜器在监控严密的博物馆中一夜蒸发，不仅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头冒冷汗，甚至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但尽管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并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侦查，却始终没能找到这件国宝，导致此案一度成为悬案
。谁都没想到，原来这件文物仍在馆内，中途它曾短暂地离开过，后来又被偷盗者“返还”回来了。那偷盗者到底是谁？他又为何要这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下这故事背后的隐情。
一、国宝离奇失踪
时间来到1959年，由于这一年是新中国建立的十周年，因此从8月开始，我国的各大历史博物馆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了。但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安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21号陈列柜中的国宝“史孔和”，却突然不翼而飞了。
这件藏品虽然体积不大，直径也只有11厘米，但却是三千多年前西周时期一位叫做“史孔”的贵族所铸造的法定量器，
其底部还刻有大篆体铭文，即：“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样。
在当时，我国的文物保存体系还尚不完善，而且刚刚还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能够找到这种级别的青铜器十分不容易。因此“史孔和”这件国宝，
无论是从时间价值来讲，还是历史意义来看，其身价都是不可估量的。
当时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还称赞其是研究中国计量史，还有农业史不可多得的珍品，因此它被定性为是国家一级文物一点都不稀奇。而这样一件国宝竟然离奇失踪，并且还是在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后，公安部自然会极其重视了。
后来公安部还将这桩大案的报告放到了周恩来的案头，毕竟此时距离国庆庆典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很难不让人猜测“史孔和”被盗案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阴谋。而周恩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则连续做出了两条批示。
——第一，就是要严密封锁消息；第二，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起联合组成专案组，在规定的期限内侦破案件。
要调查此案，自然是需要了解与国宝走得“最近”的那批人，因此专案组负责人，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行政处处长韩炳文，与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处处长李宝亭一起，负责了对保存“史孔和”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了全方面的审讯，大致清楚了国宝被盗窃前后的值班情况。
在事发那天下午，保管员丁大华在下班之前，与另一位保管员赵桐臻进行了交接，赵桐臻负责的是晚上6点到12点左右的保管工作。
不过在晚上12点后，他需要把工作交接给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就是三人保管部的组长张荣。而恰巧在这天，张荣因为家里有事请假了，于是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杨文和临时换了班。
博物馆防守严密，外部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们站岗，连本馆工作人员进入都必须出示证件，要想在如此戒备森严的地方偷盗，毫无疑问离得最近的人是最有嫌疑的，所以事发当天值班的三人丁大华、杨文和以及赵桐臻都是第一嫌疑人。
二、全方位的调查
而根据后续的调查，专案组又发现了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保存有包括“史孔和”这件文物在内的第21号展览柜，居然一直都没有上锁。
当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距离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国庆日已经很近了，所以为了能够办好庆典，博物馆方面向全国各地的地方博物馆都提交了申请，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全部都送到北京来进行展览。
而这些征调上来的文物种类特别多，博物馆方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个有效的归类方案，总不能把文物收上来以后乱摆吧！毕竟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着为数众多的展厅，不同的展厅，展览的物品也不同，有的是秦汉时代的文物，而有的是盛唐两宋时代的文物，若随便摆，文物极有可能会放混的。
再加上有一些文物的年代，很难进行准确的判断，所以专家学者们会经常把这些文物拿出来进行研究。而在研究结束以后，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有一些文物会经常换展台。这使得博物馆的领导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在8月18日之前，所有陈列柜都暂时不上锁，方便对文物进行更换。
其实博物馆方面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这样“内松外紧”的情况下，出现偷盗情况，调查组经过讨论分析后，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监守自盗的案件，他们更加确信是博物馆内工作人员盗走了“史孔和”，尤其是当天值班的那三人，因为他们是最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把国宝盗窃而走，还不被发现的。
在确定了调查方向以后，作为调查组两个小组长的韩炳文和李宝亭做出了详细的分工。由韩炳文来负责外部侦查工作，因为“史孔和”已经被盗窃了，而且事情还闹得这么大，小偷应该会很快把文物转手出去。
如果专案组现在就监控全国的文物买卖市场的话，说不定还有追回“史孔和”的可能性。所以公安部马上向各省市机关的公安厅以及沿海港口的海关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协查“史孔和”的下落，而“史孔和”的照片也被传到了全国各地大，但并没有什么进展。
而另一位调查组的领导李宝亭，是专门负责对博物馆的内部人员进行安全审查的，看看究竟是谁盗走了文物。他组织人员对博物馆内所有有可能藏匿“史孔和”的地方都进行了排查，并且还将嫌疑犯分成了不同的三个等级。而在这三个等级中，甚至还包括了在21号展柜旁边刷油漆的女工，可见排查得有多细腻。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展厅的工作人员都被一一排除了问题，但“史孔和”的那三个保管员的嫌疑却是一直都没被排除。他们是距离“史孔和”最近的人，还是最后见过“史孔和”的工作人员，而且他们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自证清白。
结合之前的调查，李宝亭猜测盗窃犯必定是在这三人之中，不过没有实际证据，肯定不能贸然逮捕他们，要不然会伤及无辜。因此他决定采取心理战的战术，看看能不能击溃嫌犯的心理。
当时李宝亭主动找来三位保管员谈话，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不管到底是谁，出于什么原因一时糊涂偷窃了“史孔和”，只要现在愿意主动拿回来，可以不追究后续责任，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三位保管员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他们没有动过“史孔和”。见软的不行，李宝亭打算来硬的，他突然一拍桌子吼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你们三人的外调已经展开，如果你们谁拿了东西，现在交代还不算晚，可是等找到了证据，我一定重重地办他。”
可这三人仍旧没有任何人出来承认，而这也足以证明，嫌疑犯的心理素质还是很高的。调查组无奈，只好采取“死办法决”定对这三位嫌疑人又进行更深一层的社会背景调查。
三、案件出现转机
而这最终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因为杨文和暂时被排除了嫌疑，理由是杨文和的身份十分清白。他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进入博物馆工作，每天都会接触大批文物，从没有过任何失窃情况。况且他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老党员，平时也是老实巴交的，不贪财，根本没有拿走“史孔和”的动机。
不过赵桐臻、丁大华这两人就不完全一样了。
我们先说前者，赵桐臻曾经当过兵，在转业结束后才来到博物馆，他在工作中一直表现得特别不认真，平日里讲虚荣，好面子、报复心强也就罢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性格是爱占小便宜的那种，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后者丁大华之所以嫌疑也大，是因为他的家庭和习惯。他的父亲曾经是旧社会的古董商，倒腾了大半辈子的古玩，懂行情，知道“史孔和”的价值，而且他这个刚毕业的穷学生，新交了一个女朋友正是用钱的时候，他很有可能通过女朋友的香港亲戚到境外换钱。
在这两人之中，
韩炳文认为丁大华的嫌疑更大，因为他不仅存在动机，还有转移国宝的资源与途径。因此丁大华被列为了重大嫌疑人，连他的父亲、女朋友也被长期监视起来。
只是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因为丁大华和他的家人手中确实没有“史孔和”，这也让调查又一次陷入到了僵局。而看到线索又一次断了，案子再没新的进展后，韩炳文也只能感叹说：“看来我们是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虽然案子没成功告破，但好在新中国十周年庆典还是顺利召开了，中间并没出现任何差错，但这也只能证明盗窃案与庆典无关，并不能说这件事就可以这样过去了。
一晃都八个月过去了，专案组成员都是如坐针毡，因为他们仍旧没有找到一丝丝证据。
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专案组领导韩炳文、李宝亭二人打算不再“钻牛角尖”，而是转换思路，通过欲擒故纵的方式找到疑犯。当时他们和博物馆管理层商量后，把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工作人员全部都调到了北京顺义县的牛栏山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其中杨文和担任这支劳改队的副队长，而丁大华和赵桐臻二人毫无疑问也在下乡成员当中。为了密切关注他们的动静，专案组还把侦查员王树礼安排进了调查组，让他担任监察小组组长来专门监视嫌疑犯的一举一动。
很快在劳动改造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劳改队中有小偷。当时下乡成员中老是有人丢东西，而且都是类似肥皂这种生活上的小物件。
被安排在小队里面的侦查人员王树礼，经过调查后认为偷盗者虽然偷走了东西，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绝对不会把东西放到太远。因为劳改队的成员都住得特别近，人多眼杂，还能向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并不高，这些赃物很可能就藏在附近的某个角落里。
四、凶手最终落网
有了大体的思路后，王树礼则找个机会趁着大家都外出劳动之时，对附近的可疑地点开始进行十分详尽的搜查，最终果然在他们居住房子的纸顶棚上发现了被藏起来的肥皂，继而还翻到了其他丢失的生活用品。
王树礼激动不已，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将那些东西又照常放了回去，因为若是选择马上捅破，必定会让疑犯察觉到风险，之后肯定就不知道谁拿了这些东西。要抓就一定要抓个人赃并获，东西还在这，疑犯肯定还会回来的。
1961年的2月13日（腊月二十八），博物馆下放工作人员准备回家过年，但相比起他人急匆匆回家不同，身为成员之一的赵桐臻却磨磨蹭蹭的没有要立马离开的打算，王树礼虽然并不确定疑犯是不是他，但他可以肯定疑犯肯定会在离开前从顶棚上拿走。
王树礼假装先离开，让疑犯放松警惕，然后杀个回马枪，在赃物附近埋伏起来，果然这还真让他逮到了赵桐臻。当时听到王树礼大喝后，赵桐臻连魂都丢了，只能低头认罪。
在批斗会后，赵桐臻还被要求做出深刻检讨，并等候组织的调查和后续的处理。听到这些惩罚后，赵桐臻心中十分惶恐，他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经过利益权衡后，在大年三十这天，他决定坦白自己的罪行，告知组织“史孔和”藏在哪，希望借此将功赎罪。
在大年初一当天，赵桐臻有些迟疑地走进韩炳文的办公室，他先是对自己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犯下的“小错误”做出了深刻检讨，然后将“史孔和”的隐藏地和盘托出，希望可以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
最后就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原来“史孔和”这么长时间以来就藏在历史博物馆中，他当时利用自己工作之余的空隙，把东西藏在奴隶社会陈列展厅中的大盂鼎里面。
只是此时看到用白棉花包裹着的国宝“史孔和”，专案组反而有些诧异。因为专案组之前已经对博物馆里里外外都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搜查，为何当时就没有人能从大盂鼎中找到“史孔和”呢？
其实这存在一些偶然情况。
当时赵桐臻在工作之余成功偷窃“史孔和”后，先是把它放在了自己办公室的专用柜子里。后来因为事情闹大了，风声太紧，他害怕事情被捅出来，所以就又把“史孔和”转移到了家中。
在家中放了一些日子后，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便利用职务之便把“史孔和”藏在了大盂鼎里。而这个时候对于奴隶社会展厅的全面搜查都已经结束了，已经进行过相当详细的地毯式的搜寻了，侦查人员没开“上帝视角”，压根就没有想过“史孔和”会重新藏到展厅里面，自认为就没有再查第二次的必要了。
那有人就会有疑问，既然赵桐臻偷都已经偷了，后来为何没有转手卖出去呢？其实他当时盗窃“史孔和”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求财。
我们前面有说过，他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而他此举也是为了报复一个人，那就是保管组的组长张荣。
因为赵桐臻在日常工作中一直特别懒散，不认真干活，身为组长的张荣自然看不惯他的工作态度，因此经常会批评他，这让小心眼的赵桐臻很是不服气，所以两个人之间老是会有一些摩擦，甚至有时候还会吵架。
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在加深，在感到有些忍无可忍后，赵桐臻心中就有了报复的念头。他心想：如果把“史孔和”偷走的话，那么张荣这个管理组的组长自然是难辞其咎的。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栽赃计划最终还是落了空，甚至连他自己都被抓了，而后续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永无止境的牢狱之灾。或许令他怎么都想不到的是，自己是因为一块肥皂而暴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