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改朝换代之际，社会都会陷入到动乱之中，而这动乱亦会成为某势力推翻前朝的根源。
由于元朝朝廷腐败、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日趋疲弱，加之连年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裹红巾，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蒙元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最终，致使其在中原的统治土崩瓦解......
那么，元末明初之际的农民起义，其爆发的最根本诱因又是什么呢？
第一个诱因：蒙元贵族对土地的兼并。
蒙元入主中原以后，大量来自草原的贵族开始凭借着高人一等的身份掠夺平民百姓的土地，将千里沃野当作放牧的草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元朝末期。不仅如此，这些蒙古贵族还在中原的地主老财处学会了一项搜刮民财的良方——向佃户收取租金。
当然，这种掠夺是官方性的，元廷美其名曰为“赐田”。单从这一点来看，元世祖时期贵族兼并土地的现象并不严重，一些为建国立下大功的蒙元大臣充其量会获得良田百顷，但到了元朝后期统治者动辄赐田千顷，更有甚者还会出现赐田万顷的情况。
通常来说，这些贵族的土地租金高达每亩四石，以当时的粮食产量来说，这对百姓来说是何其沉重的负担？这种压榨到骨髓里的剥削，招致民怨也是理所应当的。
第二个诱因：寺庙、地主等对土地的兼并。
蒙元统治者控制中原地区的手段非常多，宗教便是其中的一种。为了能让百姓受到“教化”，朝廷在全国开立了无数寺庙、道观，使元朝时期的僧人、道人数量创历史新高。到了元朝后期，这些僧道的数量多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例如，仁宗年间白云宗的僧侣数量超过了十万人。当然，这些僧侣多半是充数的佃户。成宗三年，中书省统计江南地区有寺院大约五十万座。从这些数字上我们就能看出，蒙元时期的僧院是非常有势力的。
朝廷动辄会给僧院扩张土地，例如元顺帝时期朝廷曾拨给山东大承天护圣寺十六万顷的土地。更令人发指的是，朝廷赏赐的土地只是僧院土地来源的一部分，僧侣还会凭借朝廷的威慑力对百姓进行巧取豪夺。
除此之外，千万别忽略了中原地区原有的汉族地主。这些人在王朝开创之初便有固定资产，一些富豪手下甚至有百千户奴隶（多者甚至达万户）。每年，这些农奴都要上供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以至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终于在元末达到顶峰。
第三个诱因：底层人民承受的巨大负担。
前文提到，元朝的老百姓（主要是汉人）受到了贵族、官僚、僧道、地主的四重盘剥，绝大多数农民连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就连富庶的江南地区，有土地的农户亦十不存一，绝大多数农民沦为替人种地的佃户。
每一年农民的收成有一大半都要缴纳赋税与地租，剩下的粮食连维持生计都困难。如若遇到青黄不接或发生灾害的情况，他们根本无法承担巨额的租金和税款。无奈之下，老百姓就只能向商人或地主借贷，等到来年收成时再将辛苦一年所得的收成全部还债。
倘若无法还清本利，还得卖儿卖女，变卖祖产来偿还。比较辛酸的是，当时的法律规定若地主打死佃户，仅需受杖刑一百七并支付五十两的“烧埋银”即可了事，而这烧埋银也多半进了地方官的腰包。杀人无需偿命，这亦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地位差距被拉开。
第四个诱因：蒙元对汉人的民族压迫。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会反驳，历史课本中有不少汉人和南人是有资格入朝为官的。然而，这种情况仅会在忽必烈在位时出现，在后来的统治者统治期间汉人的地位逐步降低，甚至到了汉人没有权力入朝为官的情况：
“少年美容颜。
绣衣白玉带，骏马黄金鞍。
捧鞭揖豪右，意气轻丘山。
自云金张胄，祖父皆朱幡。
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
市人共咨嗟，夹道纷骈观。
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
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
当时的汉人百姓要蒙受多大的屈辱？
他们不得手持寸铁，以至于，连菜刀都需在蒙古户长的管理下几户合用。没有地方政府的许可，汉人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违令者当即斩首示众。
正所谓“官逼民反”，若不是统治者压缩了老百姓的生存条件，使汉人根本没有活下去的空间，如红巾之流就不可能铤而走险与朝廷唱反调了。当人民横竖都是死时，只需要某些起义领袖将他们召集到一起，再加上两句呐喊，既能让他们变成一支足以推翻旧时代的力量。
参考资料：
【《元史》、《元末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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