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小米12新品发布会。雷军官宣：小米正式对标苹果，向苹果学习。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感佩雷军“共赴山海”的追求，也有人嘲讽小米“自诩高端”的狂妄。
然而，在网络热议之余，也许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看一看小米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看一看“苹果”及其背后举世闻名的“硅谷”。
打开世界地图，在太平洋东岸，美国西部的加州旧金山湾，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有一道南北约100千米长的宽阔山谷——圣塔克拉拉谷。
8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果园。但如今，这里是世界高科技之都，是因聚焦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芯片研发机构和制造商而得名的“硅谷”。
硅谷的黄昏
然而，我们在地图上却找不到“硅谷”的地名标志，因为硅谷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而是一个创新的代名词，它乘时代潮流而起，又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时间推进到21世纪，中国企业正在因自身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清晰地走入国际视野。人们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和方向，并尝试从中搜寻硅谷的身影，甚至从中捕捉硅谷的焦虑。
中国企业是创新型企业吗？中国是创新型国家吗？带着这样的问题，安妮卡博士将中国模式与硅谷模式进行了系统对比，并在《中国能超越硅谷吗？》这本书中做了详细拆解。
中国能超越硅谷吗？让我们一起从书中去探究答案。
01
有迹可循的“硅谷模式”
充满传奇色彩的“惠普车库”，位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爱迪生大街367号，据说每年有超过4万人到这里参观。简陋的车库门口，立着加州历史遗迹的牌匾，上面写着：这里是硅谷诞生的地方。
爱迪逊大街367号现已成为美国历史古迹
回望硅谷的起源，有几个关键人物和公司的名字不容错过：
“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以及他辅导下成立的惠普公司。很多人认为，1939年惠普的成立，就是硅谷的起点。
硅谷灵魂人物威廉·肖克利和他的半导体实验室，以及实验室“八叛徒”创建的仙童半导体。在硅谷快速崛起的20年里，有65家新创立的公司都可溯源到仙童半导体。
集成电路的发明，让硅谷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电子产业、电脑产业和电脑软件业的发展，让硅谷创造了巨大财富；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智能手机的普及，让硅谷再一次引领世界潮流。
在硅谷，有苹果和乔布斯，雅虎和杨致远，谷歌和拉里·佩奇，脸书和扎克伯格，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以及惠普、英特尔、超威、领英、推特等众多重量级企业；有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所世界级学府，还有美国国家实验室、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等重点研发机构。
美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信息技术领军企业，都在硅谷设有研发中心或办公室，比如微软、亚马逊，韩国的三星，中国的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等。在斯坦福周围的沙丘路，有红杉资本等众多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的总部，小小硅谷，集中了全美40%的风险投资。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成就了硅谷如此惊人的传奇？
有人说是因为有伟大的公司，有人说是因为有一流的大学，还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军方在二战期间给予了持续的资助……
然而，任何单一的结论都无法解释硅谷的成功。《中国能超越硅谷吗？》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剖析，揭示了大学、产业、政府、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聚集过程，并得出结论：正是几大创新要素的聚变，形成了孵化创新的良性生态系统，这才是硅谷的生命源泉。
那么，在硅谷爆发式成长的时候，远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02
“多区域创新”的中国模式
说起中国的创新发展，人们很容易想起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砸冰箱的故事。
1985年，有朋友来买冰箱，张瑞敏帮着挑了很多台，居然都有毛病。朋友走后，张瑞敏派人把库房里的冰箱全拉出来逐个儿检查，结果发现有76台存在不同缺陷。
当时一台冰箱价值80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两年的收入。可张瑞敏坚持要把问题冰箱全部砸掉，在场的职工们不得不流着泪抡起大锤。
这个故事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然而，真正让海尔发生变化的，却是张瑞敏接下来的决策。综合来自日本、德国和其它国家的管理理念，结合自身特点，海尔制定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和发展策略。
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尔从质量和品牌建设入手，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5年前后，海尔产品出口世界各地，制造工厂从印尼开到美国，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从2005年到今，海尔实施“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以用户为导向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企业向着灵活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方向转型。
如今，由4000多个小微组成的海尔集团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巨大的企业孵化器。与此同时，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小米等中国企业，也在创新着自己的生态系统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适应性创新、微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形成真正的创新能力，从一个以低劳动力成本参与全球分工的世界工厂，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逐步由“跟跑”“并跑”向部分领域的“领跑”转型，“中国制造”走向了“中国智造”。
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硅谷和大波士顿地区，而中国的科技创新不仅聚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三大区域，在杭州、合肥、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的探索步伐都在加快推进，“多区域创新”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
那么，中国的科技聚集地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的科技中心呢？中国能够超越硅谷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潮流吗？
03
超越硅谷，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福布斯》曾经这样写道：“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正在引领科技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虚拟现实等领域已经超过美国……”
在这样的内容背后，晃动的其实是外媒渲染的“中国科技威胁论”的影子。对此，我们自己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虽然中国确实在极个别领域超过了美国，但在事关科技发展全局的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照硅谷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创新事业还面临着四大挑战：大学创新机制有待健全、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政府创新角色有待优化、资本创新服务有待增强。
斯坦福大学的日出
首先是大学。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从人才开始，而大学是吸引人才的最大磁场。传统大学只有教育和研究两个职能，但斯坦福和伯克利这两所顶尖大学却用实践告诉我们，大学可以有第三个职能，那就是促进产业发展、促进新兴技术的突破。
在硅谷，斯坦福和伯克利的贡献，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为产业界提供咨询、输送高水平毕业生、向创业者提供技术转移。而产业界则通过提供高水平导师和资金支持等方式，对大学给予回馈。
在中国，这样的良性互动也已有所体现，比如华为的首席工程师去清华大学教授5G课程，而清华大学的顶尖教授也会走进腾讯的研发部门。
其次是企业创新能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卫·蒂斯教授，提出了“企业需要动态能力”的观点。他认为，由感知、抓取、转化有机结合而成的“动态能力”，可以让企业清晰地知道，面对变化应该做什么。
企业想要建立动态能力，离不开管理理念做支撑。中国企业要在全球实施更激进的创新，管理模式的改进就是宏伟蓝图的最后一块拼图，而借鉴硅谷管理模式显然是一条捷径。
政府和资本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作为创新方向的领导者、规则的制定者，政府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竞争和生长环境；而资本在提供产业发展初期急需资金的同时，还应该扮演初创公司的创业导师、咨询顾问等角色。
当然，并非硅谷的所有做法都可以直接复制，中国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契合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写在最后：
一个旧时代的落幕，总会是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面对持续变化的世界，无论是对于硅谷还是中国企业而言，创新都是离弦之箭。
而在张瑞敏看来，《中国能超越硅谷吗？》正是一本可以“帮助全球企业找到新时代创新路径的书籍”。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前路漫长，不管是坦途在望，还是狂风迎面，保持热爱，持续创新，才能走过凛冬，走向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