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溃败，被迫退回云南境内，追击中国远征军的日军，越过中缅边境，沿滇缅公路追击到怒江惠通桥。
在占领龙陵县城后，日军又分兵直奔边境小城腾冲而来。显然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因为只有占领了腾冲，才能控制怒江与高黎贡山。
这也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南，首次有土地被日军占领。然而驻腾冲的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绳武（云南王龙云的长子）一听龙陵县已经沦陷，还未与日军进行交战，就于5月7日落荒而逃。龙绳武不光自己逃跑，还带上了在腾冲搜刮的鸦片、翡翠等贵重物品，调用了70多匹骡马才驼走。
如果只是带着金银财宝逃走，龙绳武的名声可能还不至于这么差，他最过分的是，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当地仅有的两个连的兵力，也征调过去护送他一路逃往昆明。地区主官未战先逃，为了免受行政责罚，龙绳武向龙云发电报求助，龙云只得以“开辟滇缅公路以备抗敌”的名义，向已经逃到半路的儿子发出调令，为儿子的逃跑披上合法的外衣。
龙绳武
在龙绳武带兵逃走后，腾冲县长邱天培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特别是祈求溃逃到腾冲的远征军师长和散兵游勇保卫县城被拒后，邱天培觉得腾冲保不住，也带着一家老小溜了。5月8日，腾冲城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没有了像样的抵抗能力。
5月10日中午，日军仅仅出动了292人，就占领了腾冲城。穷凶极恶的日军，冲进腾冲县城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县城里到处都是被杀的贫民，房屋火光冲天。
就在国家蒙难，家园被占，同胞被欺负却无还手之力的危急关头，一位62岁高龄的当地名士站了出来，担任起临时县长，在乡下组织起临时政府，通过秘密张贴布告、分发传单等方式，告诉所有的腾冲人，政府还在，国家还在，希望还在。
这个人，叫张问德，一个准备在腾冲老家颐养天年的前清秀才。
张问德
1881年，张问德出生于腾冲的一个书香门第。光绪年间，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的他考中秀才，此后由于大环境的变动，清廷废除科举，他这样的旧式读书人没有了上升渠道。无奈之下的张问德在老家成了一名教书先生。
民国开始后，张问德积极参与政事，先后担任腾冲府司法科长，腾冲参议会议长，1936年赴昆明任职于滇军，后成为龙云私人秘书。1939年，张问德被委任为昌宁县长，一年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告老还乡，回到腾冲养老。
在仕途上，张问德其实并不是很顺利，这主要因为他的旧式文人的做派，刚正不阿，不为豪权，以身作则，认准的事，谁的面子都不给，龙云也经常因他的“不懂变通”此而对他无可奈何。
龙云
没想到回家养老，清闲日子没过几天，日本人就从缅甸杀来。在整个腾冲群龙无首之际，曾经当过县长的“退休老干部”张问德不得不站出来，组织起临时县政府，并被推举为临时县长。当时日本兵力有限，在占领腾冲县城后，不敢贸然出击到乡下扫荡，而张问德这边，人手更是捉襟见肘。
手上没兵没武器不说，懂政务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他这个临时县长，只是乡民们推举出来的，没有上面的委任，也没有县长的印信。于是，他派人去高黎贡山寻找到跑路的腾冲县长邱天培，取回铜印。然后刻蜡纸印刷的方式，恢复发行《腾越日报》，每期印制200多份，分发到各乡各村，张贴到县城各个角落，稳定各地治安，打击抢劫流氓，组织抢运粮食、布匹及生活必需品。
通过这种方式，张问德告诉每一个腾冲人民，中国不会亡，我们一定会让山河光复。在龙绳武逃跑后，龙云本来脸上无光，后来听说原来的秘书张问德在代行县长之职，十分欣喜，因为从关系来说，张问德也算是龙云的人，于是立马委任张问德为腾冲县长，并勉励张问德和腾冲人民，与敌周旋，等待光复。
当时，云南就流传着腾冲有位老秀才出身的“抗日县长”，特别是滇西其他县的同僚，听闻60多岁的张问德，依然还在山里坚持抗日，受此鼓舞都在积极备战。
日本人当时占领腾冲县城后，在城里扶持起了一个伪政权。曾经在日本留学，并担任过龙陵县警察局长钟镜秋，被日本人扶持成了腾冲县伪县长。
所以，当时腾冲县境内，存在着两个县政府和县长，伪政权下发的各种政令，出不了城，一出城就是废纸一张，而城内还经常出现抗日政府发布的各种公告和通知。
这让日本人很愤怒，纠结日军和伪军，向张问德等人的驻地发动多轮扫荡，而张问德这边，只要日本人一来，就往到处是悬崖峭壁的高黎贡山撤退，已经60多岁的张问德，杵着拐杖一次又一次地在大山中穿梭，誓与日本人周旋到底。
为了鼓舞队伍士气，张问德随身携带着一面国旗，上边有他亲笔手书的誓言：“我有雪耻志气，杀上高黎贡山。临死噬敌咬牙关，魂如日月经天！”
每次追到高黎贡山，日本人就不敢再深入，多次扫荡无果后，抗日政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让日军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开始反思对策，这个自诩是“中国通”的日军大尉，在日军中可谓独树一帜，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还熟读过四书五经，有一定的古汉语造诣。
田岛寿嗣
作为伪县长钟镜秋背后的实际指挥者，田岛寿嗣认为要征服中国人，只靠杀戮震慑是不够的，还得收买人心，推行怀柔政策。相比起他的同僚，他更工于心计。于是在他掌权腾冲期间，有机会实施他的理念，他穿中式长衫，强娶腾冲姑娘蔡兰惠，表面上营造出一幅“中日亲善”的画面，迷惑了部分当地人。
在4次清剿抗日政权未果后，田岛寿嗣经过深思熟虑，于1943年8月31日用文言文向老秀才张问德写了一封信，想约见张问德，聊聊腾冲的民生问题，当然最大的目的，还是要劝降张问德。
在信中，田岛寿嗣写到：
岛此次捧檄来腾，职司行政，深羡此地之民殷物阜，气象雍和，虽经事变，而士循民良，风俗醇厚之美德依然具在，城西南之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也。惟以军事未靖，流亡末集，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谋进展方法，坐视不为之，所固恐将来此间之不利，其在贵境如未见为幸福，徒重困双方人民，饥寒冻馁坐以待毙而已，有何益哉？职是之故，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 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
田岛在信中大言不惭地说，我来此地后发现这里“民殷物阜”，民风善良。但现在双方的战争，让这里的群众饥寒交迫，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我们见个面商量下，如果再不管，老百姓没法活了。
在信中，田岛还指定了会晤地点设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祠堂，希望张问德不要带兵，他发誓会保证张的安全，“岛生平为人，百无一长，唯不欺不诈推诚接物八字……”并在最后署名写了“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上”的字样。
田岛的这封信，更像是一个“陷阱”，他的如意算盘早就打好，就等张问德来踩坑。如果张问德同意见面，那么腾冲抗日县长的形象就会荡然无存。如果张问德拒绝见面，那日军就可以将腾冲民生艰难的罪责归咎到抗日政权头上。如果张问德置之不理，那也好办，舆论可以向着“日本主官都看不下去腾冲人民受难，主动寻求协商，而张问德却不顾人民死活”的方向发酵。
在田岛和伪政权的人看来，这封信会让张问德难以抉择。而收到这封信后，张问德身边的人也觉得，田岛这招太阴了，肯定不能去会面。
只有张问德，看完信后冷笑一声：“一个弹丸小国，竟舔着脸称大日本。奇哉，奇哉！”说完让人备好笔墨，直接秉笔一气呵成写了一篇870字的回信，这篇被称为“抵御外敌历史上的旷世檄文”，因为是回复田岛的书信，被称为《答田岛书》，田岛这个本应寂寂无名的日本人，也因为张问德的这封信，留名历史。
在回信的开头，张问德直接严词拒绝会面，“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
接着，张问德历数日军在腾冲犯下的罪行，“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在信中，张问德不仅上数据，还摆事实，直指日军将中国人奴役，送往密支那当炮灰，污辱中国妇女。
对于田岛提出的要为腾冲人民解除痛苦，张问德答到，最好的方法，“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这样我们腾冲人的生活就不再会有痛苦，流民可以回家，城市也可以重建。
田岛希望与张问德不带武器和人会面，张回复称如果是我国不再遭受侵凌，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可以如你要求的，不谈军事问题，也不带武器和士兵。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的条件下，我们水火不容，没有商量余地，只有打到底。
张问德根据田岛的来信，逐条驳斥了对方的荒谬以及偷换概念，并在最后表明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对田岛等人可以预见的下场表示担忧，“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在信的最后，为了回应田岛的“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的署名，张问德掷地有声地写上了“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民国时期的正式文书中，很少会在中华民国前冠以“大”字，而张问德的这一举动，表明了这封信，连署名都充满了战斗气息，署名都在驳斥对方的荒谬。这两个署名一对比，仿佛在说，一个侵略者，你的国名和云南腾越地区放在一起，不觉得很扎眼很荒谬吗？
田岛的阴谋诡计并没有得逞，相反因为他的挑衅，让张问德有了施展文采，开启“笔战”的机会。
《答田岛书》一出，在腾冲就如同一声惊雷，让所有人都看清了日军的真面目，之前被田岛怀柔政策迷惑的当地人也醒悟过来。在昆明的龙云读到后，激动得流泪，下令让云南的全部报纸刊登这篇雄文，于是昆明沸腾了，云南沸腾了。之后，文章被《中央日报》《大公报》转载，传播力大增，全国各地的报纸基本都转载了《答田岛书》，一时间全国都沸腾了，人人都在谈论张问德。
文人们在谈论他作为读书人的气节，军人们在谈论他60多岁依然伫立在高黎贡山的英勇形象。这篇文章极大地提振了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士气，后被国史馆收藏。
陈诚将张问德誉为“全国沦陷区五百多个县县长之人杰楷模”，蒋介石也称张问德为“富有正气的读书人”。抗日县长张问德，成了全国皆知的英雄人物。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强度怒江，开始实施滇西反攻战。张问德带领民团，积极与远征军接洽，将掌握的敌军部署与民情，向中国军队反馈，使远征军很快就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交通情况。
1944年9月14日，经过长达127天军民一心的激战，中国远征军以及其惨痛的代价，在滇西毙敌6000余人，终于将腾冲县光复。腾冲也是抗日战争以来，由中国部队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
腾冲光复后，张问德除了继续担任腾冲县长之外，还兼任了第20集团军少将军法官，负责审判惩治汉奸和土匪流氓。这时候，由于腾冲光复得早，全国还很没有在战后清算汉奸的先例可依循。张问德力排众议，决定处决以钟镜秋为首的汉奸，这让他在腾冲当地士绅中间遇到了很大阻力，声誉受损严重。
这个事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却是云南甚至全国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事。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认为汉奸理所应当遭清算，甚至判极刑，是经过多次阶级运动后形成的观念。在当年的士人观念里，仁义之师应该待人以宽，战场上定胜负，战败后没必要赶尽杀绝。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用追溯到中国古代，在民国早期的军阀混战中，倒戈和背叛，一直都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没见谁的下场格外凄惨。
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总是对忠诚、正义这些大是大非上的过错，过于宽容，而对生活作风之类的个人私德问题过于严苛。
况且，很多时候对于这些“背叛者”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因为人都是活的，他不可能一直坏到底，到了战争后期，汉奸都会多方接触，给自己留后路，钟镜秋当年也如此。在光复腾冲的战争后期，伪县长钟镜秋不断向远征军提供情报，后来甚至直接脱离了日本人，加入中国军队，跟随张问德一起，在集团军司令部统筹军地事务。
当时，张问德和他一张桌子上吃饭，一个屋里办公，从未指责钟镜秋的过错，但腾冲光复后，张问德直接把钟镜秋抓了起来，并准备从严处罚。
这让民间充满了各种猜疑，很多人的说法都是张问德气量小，这是公报私仇，这种论调甚至持续到今天。当时，审判钟镜秋的事闹得滇西无人不知，好几个乡长联名上书保他，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更是公开表态不许杀钟镜秋，因为他为远征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霍揆彰
民间对钟镜秋的评价也是偏正面，大抵是说，钟镜秋虽然是伪县长，但没做过什么祸害百姓的事，相反还出面与日军斡旋，是老百姓与日军之间的缓冲墙，而且他还从日军手里救出过国军预备二师的军人。
其实钟镜秋这个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在抗战胜利后，汪伪政权的周佛海、丁默邨等大汉奸，也都因后期与重庆方面的合作，获得特殊关照，从汉奸变“卧底”。周佛海直接逃过死刑，丁默邨则是自己过于高调，在保外就医期间，到处游玩被记者爆出，群情激愤之下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当然，这些都是抗战全面胜利之后的例子。而在中国首个从日军手里光复的县城，力主处决汉奸的张问德，顶着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无论是上司、百姓还是同僚，都不赞成杀钟镜秋，但作为主审钟镜秋的军法官，张问德谁的面子也没给，谁的话也没听，直接将钟镜秋以“汉奸罪”枪毙，首开战后清算、处决汉奸的先河。
对于钟镜秋的功过能否相抵，是该杀，还是判个有期徒刑惩戒一下的争议，张问德并没有直接回复过，但他当年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大致意思是说，钟镜秋是参与锯倒大树，毁掉鸟儿巢穴的人，只是救下了几只无家可归的小鸟。
很显然，在张问德看来，钟的功过是不能相抵的，因为国家大树被伐倒，已经动了根基，如果不杀钟镜秋，那是在变相鼓励大众在下一次敌人锯树时，可以为了个人私利站到敌对面摇旗呐喊。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坚持抗战的意义何在？
新中国成立后，张问德曾任职于云南省德宏州政协，于1957年因病去世。这个活了76年的老秀才，曾经在风雨飘摇中力挽狂澜于既倒，有再造边城腾冲之德。
他也曾经挥斥方遒，用笔墨洋洋洒洒痛斥日军伪善，激起全国抗日斗志。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获得赞誉无数，达到人生高光时刻后，还敢堵上自己的清誉，开战后清算处决汉奸的先河，留给后人去反思在战争中的方向选择。
前两条，他的选择都有民意支持，但这最后一条，已经有些逆民意而为之，而且这是在他名声最盛的时候，他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被盛名所累，就算站到了民意的对立面，也要为历史负责，功过交由后人评说。这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也正因为如此，张问德的精神遗产，到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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