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封叶|叶话文史公众号
话说武王发自克商以来，寝不安席，天天想着如何采取措施来巩固周人对天下的统治，甚至还向以前的敌人箕子讨教“洪范九畴”。虽然几年间武王总结了很多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天却不再给他实施的时间。
在武王问箕子“洪范九畴”这一年，也就是文王受命第十三年（武王即位未改元、依旧沿袭“文王受命”的纪年方式），武王得了重病。《尚书·金縢》记载，他四弟周公旦偷偷为他举行了攘除灾祸的“禜（yíng）祭”，即请求周人的神灵将武王发的病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巧得很，禜祭后武王发的病情一度好转，但不久他的病重又复发，最终不治。
按《古本竹书纪年》说，武王发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
武王发驾崩，对于周人来讲无疑是天崩地裂般的噩耗。我们看看周朝之前、之后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确实还没有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君主，统一天下仅几年内就去世的，周武王算是唯一的一个。从这点来说，西周王朝的运势确实是太背了点。更背的是，他的太子诵这时仅13岁，尚不具备执政的能力。西周王朝这艘新下水的大船，这时能依靠谁掌舵呢？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就在西周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还真的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要力挽狂澜，扶保大周，他就是曾打算代武王上天堂但没上成的周公旦。众所周知，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这大周江山本来就是周公旦他们家的，周公旦怎能忍心眼睁睁看着父兄的基业不保？
武王去世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周公旦作为先王之弟，第一件事就是拥立太子诵登基为王，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成王。其次，周公旦在没有取得王室贵族和众大臣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就以王叔的身份摄政，担任冢宰（相当于宰相）一职，总揽朝政，辅佐成王。
关于这一段，自古以来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周公旦在武王死后不但摄了政，而且还“称王”了，甚至有人说他是“篡位”。周公“摄政称王”的说法尤其在近现代一度很流行，当然反对的人也不少。
其实周公摄政有没有称王，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个无所谓的问题；但是对于古人来说，这问题就大了去了
：
因为周公是后世儒家盛称的“圣人”，而儒家最讲“大义名分”，所以周公旦摄政是以“冢宰”的名义还是以“王”的名义，那就涉及到周公旦是否是忠臣、周公旦行为是否符合儒家道德的问题。
认为周公摄政曾“称王”的人举出一个“铁证”，那就是《尚书·康诰》中有一句：
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
过去一般都把这句话翻译成“大王说：‘我的弟弟，小子阿封’”。
在秦朝之前人人都可以说“朕”，并非只有帝王才能自称“朕”，这个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这里面的“朕”说明不了什么。不过这“阿封”是谁呢？我们之前曾提到，周武王有个九弟叫康叔封，武王伐纣后在殷都举行的“革命大典”上，康叔封曾经负责铺用公明草编的席子。本来在西周君王中，只有周武王可以喊康叔封为“弟弟”。但《尚书·康诰》这篇写的是后来周公旦东征胜利、谋划营造东都时候的事情，这时周武王已经去世多年了。于是一些人就说，那时候的成王是康叔封的侄儿，显然不可能喊康叔封为“弟弟”；当时能喊康叔封为弟弟的“王”，自然只能是文王的四儿子周公旦了，所以这表明周公旦摄政时是“称王”了的。《荀子·儒效》、《淮南子·氾论》等古籍都持这种说法，近现代史家持这种说法的就更多了，有名的如古史辨学派的宗师顾颉刚等人。
周公旦摄政时到底称没称过“王”呢？虽然自古以来正反双方争辩得不亦乐乎，但是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好在我们比前人更有幸，能看到更多的历史资料。
话说1976年12月，当时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公社的社员们，在田里平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处西周青铜器窖藏。这处窖藏中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一件就是铭文字数达284字的史墙盘。那这件青铜器为什么叫史墙盘呢？因为据铭文说，这个盘的主人是一位叫“墙”的史官，故名。这史墙盘之所以有名，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还因为它记述的内容十分有意义：它记载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和当时在位的周王（即周恭王）等七代周王的功绩，证明了古代史书中西周前中期六代周王的名号和顺序的正确性。
▲《史墙盘》铭文中提到六位周王的王号（文、武、成、康、昭、穆）
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史墙盘记述的西周君王中，武王后面就是成王，显然没有“周公旦”这位王的位置。
这史墙盘的铸造年代在周恭王时期，这说明在西周中期的贵族尤其是史官眼中，周公旦是算不得“王”的。
因此按史墙盘的说法，周公旦并未称过王。
当然有人可能会不服气啰，他可能会说，也许周公旦摄政时称过王，但是可能成王和后来的西周诸王不承认周公旦是真的“周王”，所以在编写史书的时候把他给“隐蔽”掉了。不错，这种可能也确实存在。
如果说史墙盘的铸造时代比较靠后（年代到西周中期了），因而有被后来政治因素影响的可能，那成王前期或者说周公旦在世时候的青铜器，应该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吧？
20世纪初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周初青铜器冉（外加双手下加土）方鼎（又名周公东征鼎），其铭文开头说：
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博姑咸裁。
众所周知，这记载的是周公东征的史事。铭文的后半段则讲，周公凯旋后祭祀宗庙并举行宴饮，席间赏赐大臣冉一百朋（串）贝。显然该鼎的铸造就在周公东征凯旋时。
如果当时周公有王号，那么铭文就该说“唯王于征伐东夷”，而不该说“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了
。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传世西周青铜器禽簋，上面也有铭文：
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
这铭文记述的是周公东征时讨伐奄国的故事，铸造这件器物的时间应该也是周公旦还活着的时期，甚至可以再缩小范围，定在周公东征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铭文中既出现了“王”，又出现了“周公”，显然“王”和“周公”是两个人。
禽簋铭文：
王伐奄侯，周公谋禽
祝，禽有
脤祝，王赐金百寽。
禽用作宝彝。
如果说史墙盘还可能受后来的政治因素影响的话，那周公旦东征时正大权在握、军队在手，他当时要是真称王了，时人为什么不在青铜器称他为“王”呢？禽簋里为什么既有王又有周公呢？
这只能说明，周公东征时他并没有用“王”的称号，当时的“王”另有其人，那就是、且只能是小天子成王。
不过有人肯定又会问，那《尚书·康诰》里喊康叔封为“弟弟”的“王”不是周公是谁呢？在弄清这个问题前，我们得明白《尚书》里“王若曰”是什么意思——“王曰”就“王曰”，为什么当中加个“若”字？就字面意思来说，“若”就是“像”、“如”的意思。
我们知道，古代帝王高高在上，为了营造神秘感，他说话可不会像现在领导人似的，动不动当众演讲，或者屈尊直接跟谁去面谈。大家看电视也明白，帝王的旨意、话语都是要由宦官或臣下来宣读或转达的。
原来《尚书》里的“王若曰”，意思就是指大臣代传王命时，对臣下们说“王这样说……”。说白了，这就是大臣转述王命前的开场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其实《尚书·康诰》中并不是由王直接跟康叔封对话，而是一位天子使臣当着康叔封的面儿来传达王命。喊康叔封为“弟弟”的人，是那位传达王命的使臣，当然他就是周公旦。成王本来是要说，“九叔您要如何如何”；但周公旦在当着康叔封的面儿向他传达王命的时候，自然不方便也喊康叔封为“九叔”，而是按自己与康叔封的关系，改说成“王说弟弟你要如何如何”，也就是他把成王对康叔封的称呼“九叔”转换成了自己对康叔封的称呼“弟弟”，所以让大家产生了误会。
这种传话人修改委托人话里的称谓的现象，在现实中非常常见。打个比方：小明本想对妈妈说：“老妈，你少做点晚饭，我晚上跟朋友一起吃饭。”但小明没直接见到妈妈，只能请爸爸转述。爸爸在说的时候，话肯定变成了这样：“儿子让我说，老婆你少做点晚饭，他晚上有场。”爸爸在跟孩子他妈说话的时候，当然不会用儿子对妈妈的称呼“老妈”，而是用自己对妻子的称呼“老婆”。明白了“转述可以改称呼”这个道理，《尚书·康诰》里的“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这一句，就不能作为周公称王的证据了。
结论：结合史墙盘、
冉
方鼎和禽簋的铭文记载，所以唐封叶认为，武王去世后，周公旦确实摄政，但是却并未称王，当然更不存在“篡位”的情况。（摘录自唐封叶著《简说西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