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历史积淀的文化基因不仅烙印在我们的血脉中，在我们的姓氏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中华千年文明的缩影。
姓氏中烙印母系氏族的影子
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从生。——《说文解字》
在远古部落时代，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由于男子负责打猎，需要长期在外奔波，而妇女则负责留下来照顾孩子，以及采集食物。
所以后出土的西周青铜明文上，能够考证的姓大多带有女字旁，如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嬴（没错，就是秦始皇的那个姓）等。所以说最开始一个人，他（她）的姓是由其母亲决定的，后来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逐渐从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转为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体力占优势的男性成为社会核心劳动力。
母系氏族也因此发展为父系氏族，孩子们的姓也因此由随母改为随父亲的姓了，而“姓”字的女字旁依旧被保留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中国母系氏族的历史痕迹。
分封制下的姓氏大爆发
告别原始社会，人们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垦出来，同时也有新的人口出生，原本依照母系氏族产生的姓氏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于是新的姓氏创造方式诞生：
以先祖封地为氏，如陈姓，便是妫满（舜的后人）被周武王封在陈地，并建立了“陈国”。后世子孙以故国为氏，称陈氏。
以先祖的名或字为氏，如周灵王有一个儿子名为年夫，其后人便以年为氏。
以先祖官职为氏，如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司马”便是其先祖所授官职为氏。类似的还有太史、司徒等。
以上几种是常见的姓氏来源，此外还有，以兄弟宗族排行顺序为氏的，如伯、仲、叔、季等，以职业为氏的如巫、屠等。这一时期姓氏来源迅速增加，但常用的汉字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于是便出现了不同氏族，因为不同的原因都采用统一汉字为姓氏的现象。
如中国五大姓氏之一的张姓（见注释1），既有一部分是源自先祖官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
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
意思是说，黄帝的一个孙子因发明弓箭，被其封为弓正（官职），其后世子孙便以“张”为氏。此外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一位大夫名为解张，字张侯，他的一部分后代便以先祖的字为氏。所以当我们查看百家姓时，往往会发现，同一个姓氏，会有多个来源。
以祖先封地为姓氏来源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黄帝到周朝时期，这期间的王朝往往都以分封制为主，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实行郡县制后，分封制便退出了历史主舞台，后世随偶尔出现，但往往也是昙花一现，或仅仅是配角，这就解释了为何秦朝以后，很少再有以祖先封地为姓氏来源的情况发生了。
民族大融合的见证
历史的车轮进一步向前，中华民族来到了汉唐时期，这一阶段华夏的文明火种开始逐渐成熟，并开始绽放璀璨的光亮。汉武帝为了亲政，挂羊头卖狗肉的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相排挤窦太后的黄老一系官员，不成想却在大儒董仲舒的运作下，促成了儒家文化的成型。而出生于丰县（今江苏省内）的张道陵，游历四方后在蜀中开始传道，并建立了正一盟威道，成为后世道教的发端之一。而佛教东传，玄奘取经，则促使形成与中国本土的禅宗诞生。
儒、释、道，文明的火种成型，自然吸引向往光明的人们，因此汉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先后融入到华夏民族大家庭当中，这也促使了中国姓氏文化中另一个主要来源——少数民族借用汉字为氏。
如融入华夏民族中的匈奴人，便改姓为刘氏、呼延氏、郝连氏、宇文氏、高氏、卫氏等，匈奴人的改姓时间较为漫长，所以很多姓氏在最初依然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特色，但后来随着融入加深，以及为了使用方便，又进一步进行了简化，如郝连氏逐渐简化为郝氏、何氏，连氏，娄烦氏简化为楼氏，乌维氏简化为乌氏。
与匈奴相比，鲜卑族在魏孝文帝（467年-499年）从上至下的文化改革下，民族融合的更加干脆和彻底，鲜卑皇族拓跋氏（黄帝后裔）的嫡出子孙改姓为“元”，庶出子孙则改姓为长孙氏、李氏（见注释2）、王氏、郑氏、金氏、赵氏等。
看到百家姓的这些新成员，有时便会觉得这是如今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的最好证明，因为在姓氏上便已经是一家了。
而这些姓氏也如文化符号般，见证着华夏民族大融合的历史。
注释1：历朝历代因为人口和风俗变化，都有不同的五大姓，目前单就人口占比最多的五个姓氏，分别为：李、王、张、刘、陈。
注释2：拓跋氏的这次改姓中的“李姓”，便是后世李唐王朝的先祖，李渊、李世民皆来源于此，所以唐玄宗李隆基崇奉老子为先祖，并追封为“大圣祖高上金阙天皇大帝”，明显是不尊重历史（当然，后世帝王不少也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