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我军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也知道大势已去，企图凭借长江天险达成他们“划江而治”的幻想。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一企图在我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只能是梦幻泡影。
从4月21日清晨发起渡江战役，到4月23日解放国民党首府南京，我军只用了3天时间，就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一同摧毁的还有他们最后的侥幸。
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我军将士在正面战场上的攻无不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隐蔽战线上也有一群人在默默战斗，他们通过“兵不血刃”的方式，同样对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4月24日一早，一位衣着时髦的中年女子赶到了第35军军部驻扎的“励志社”。这个女子气质温文尔雅，看着就像是一位“富家太太”。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个女子公开身份是一家商行的老板娘，在外人眼里就是“阔太太”。
一个“阔太太”，来到我军驻地，能有什么事？在军部驻地门口站岗的战士也有这样的不解。因为这个女子来到岗哨处就说要见部队首长何克希。何克希是35军的军政委，现在南京刚刚解放，有很多公务需要他处理，哪有时间见外人。
但这女子就是执意要见何克希，她说：我叫陈修良，你跟何政委说我的名字就行。看着她笃定的样子，哨兵也不敢耽搁，万一她真有大事要见何政委那可耽搁不起，于是一位哨兵战士当即跑进去通报。
其实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是我党的红色特工，她直接报出名字相当于亮明了自己的特工身份。虽然哨兵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何克希政委对这件事却是一清二楚。
所以当何克希听到哨兵的通报，直接就小跑往门口赶去。远远地，他就看到了女子的身影，他快步跑到近前，紧紧地握着女子的手说：“陈修良同志，我们正在到处找你！南京解放了，我们胜利了！”说着便将陈修良迎进了军部驻地。
会面结束后，听陈修良说她还有一些东西放在寓所，需要取回。部队首长考虑到南京刚刚解放，还有很多敌特残余，为了保证陈修良的安全，当即下令：派两辆军车保护她。
就这样，在几位警卫员的护送下，两辆军用吉普车载着陈修良返回了寓所。
那么这个陈修良到底做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竟然能让一位军政委亲自迎接，还要派两辆军车保护她呢？这一切都要从抗战胜利后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以为将迎来久违的和平，这也是广大人民的共同诉求。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罔顾这种诉求，蓄意发动了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斗争。一方面，我军在正面战场上和国民党队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另一方面，在隐蔽战线上我党也开始布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对于促进解放战争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尤其是国民党首府南京，更是我党地下组织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但当时我党在南京的处境十分艰难，由谁来领导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在南京能否站稳脚跟，这成了摆在组织面前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这座城市俨然成了白色恐怖的漩涡中心。当时这座城市人口接近百万，其中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有11万，隶属于“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的专职特务更是有上万人。蒋介石更是夸口南京是“铁桶一样的城市”。
和国民党相比，我党在南京的力量堪称薄弱。当时整个南京的地下党成员只有220多名，只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的1/500，敌特人员的1/50。
而且自从1922年我党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开始，已经先后遭到敌人8次毁灭性打击，牺牲的革命者数量不计其数，有8位市委书记牺牲在任上。
最主要的是，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中，还有一批是我党叛徒。他们叛变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并辨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所以在南京发展并带领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凶险且艰难的任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陈修良，任命她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南京开展地下工作。
至于为什么将这个任务交给陈修良，是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抗战时期，陈修良先后在上海和江苏从事地下工作，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位资深“老特工”；
另一方面，此前陈修良担任中共华中分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对于南京地下党和各方面的情况都了解得比较透彻。
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由陈修良来领导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陈修良也不是不知道这一任务的危险性，但她还是毅然决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很担心她，因为当时蒋介石对地下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而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里我党的叛徒，很多都认识陈修良。一旦让他们认出陈修良，那么陈修良绝无生还之理。
但对于丈夫的担心，陈修良的回答是：“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沙文汉和陈修良既是夫妻，同时也是革命战友，看着妻子的勇敢和无畏，他深受触动，在临行前，他给妻子写了首诗：
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
不入虎穴焉得子，如今虎穴是南京！
而这首诗也成了陈修良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真实写照，一个不让须眉的巾帼，在敌人盘踞的“龙潭虎穴”，开始了自己“翻江倒海”的传奇。
陈修良一到南京，就和南京市委的其他同志开了一次会。当时党组织对于白区工作有着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陈修良能否在南京做好隐蔽工作。
此前南京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都是因为市委书记被捕造成的。这一次南京地下党组织能否站稳脚跟，就看陈修良的隐蔽工作是不是到位了。
面对其他同志的担忧，陈修良反倒是自信满满，她直言：“隐蔽自己和展开斗争，是既尖锐对立又不互相排斥的矛盾……我会掌握好的。”
而事实也正如陈修良所说，在南京潜伏的这几年，她多次变换住处身份，始终没有让敌特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但说到底，隐蔽身份只是第一步，开展地下活动才是南京市委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方面，陈修良安排得也是有条不紊。
1947年以前，南京市委的的工作重心侧重于情报方面；1947年以后，随着我军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胜利，南京市委的工作重心侧重于策反方面。为此，陈修良先后设立了南京情报系统和南京地下策反系统，分别由卢伯明和沙文威负责，都由陈修良单独联系。
陈修良在情报工作上的能力，完全可以用“胆大心细”这次词来评价。
南京市委委员方休，公开身份是一名小学教师，陈修良和他单线联系。每过一段时间，陈修良就会到方休家中做客，其实就是接头传递情报。
有一次，陈修良和往常一样，前往方休家中拜访。但是一见面，方休就说了一个危险状况：自己妻子的弟弟从重庆到南京来出差，暂时住在自己家，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一位地下党同志家中住进了国民党特务，这件事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但凡有什么蛛丝马迹，很有可能就会暴露。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撤离，就像方休，他就说想要暂时搬出去避一避。
但凭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陈修良第一时间并没有同意方休的提议，相反她还细心地打听起了方休妻弟的具体工作情况，想要从中找到突破口。
方休说他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而这个回答也让陈修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电台工作的特务人员，他们掌握着大量机密情报，一旦能够获悉，无疑能给组织带来巨大帮助。
于是陈修良让方休继续留在家中，一方面突然搬出去可能会引起妻弟警觉；另一方面可以找机会从妻弟手中获取情报。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到方休家中拜访。而这一次，方休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妻弟出差了，但是留下一个包，包里装着一本军事密码。
当时不管是我军还是国民党军队，其实都能经常截获到对方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往往都是加密的，没有相应的翻译方法，想要破译电报内容十分困难。但如果有了这本军事密码，那么我军再截获到国民党密电，那么想要破译就是易如反掌了。
于是陈修良当即向方休提出拿走军事密码誊抄的请求。从妻弟住在家里方休就要搬出去住，我们其实不难看出，方休的性格是很小心谨慎的。这本密码一旦被陈修良拿走，方休将承担巨大的风险。
但这一次方休没有任何推诿，爽快地答应了陈修良的请求，还提醒她妻弟当天下午就会返回，誊抄军事密码的时间只有半天。可以说，小心谨慎是方休的性格，但对革命忠诚却是他的人生底色！
陈修良当即带着军事密码离开了方休家，找到了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在他们的努力下，经过3个小时不停歇地誊抄，这本军事密码终于抄完了。当陈修良将密码本归还方休的时候，卢伯明已经带着抄好的密码本踏上了前往上海党组织的行程。
而这份军事密码，也确实给我军提供了巨大帮助，在后来的战斗中，我军靠着这本军事密码多次洞悉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党组织为此还专门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高度评价了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
后来，陈修良还通过一份旧名册，找到了一位名叫汪维恒的“老党员”。汪维恒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陈修良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国民党少将。
经过试探，陈修良发现汪维恒的革命立场并没有改变，于是通过汪维恒这条线，很多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都源源不断被传送到延安，这些绝密情报包括：国民党部队番号、兵员数目、军队调动情况等。
后来战场上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些绝密情报的准确性。
如果说陈修良在情报工作上的是“胆大心细”，那么她在策反工作上可谓是“釜底抽薪”。
在解放战场上，一直都不乏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但是此前都仅限于陆军。可是在陈修良领导的策反系统的活动下，国民党空军、海军也相继发生了起义投诚事件。
当陈修良和沙文威展开策反工作以后，策反目标的选择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策反工作不同于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是秘密进行，身份也是保密的；但策反工作需要用真实身份直接接触国民党军官，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贸然接触，很有可能就是“自投罗网”。
好在当时南京市委已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安插、发展了大量同志。一位在国民党空军部队当军医的同志林诚反映，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位飞行员愈渤，是一位爱国青年，对于国民党内部种种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可以成为策反对象。
陈修良和沙文威商议之后，觉得目标可行，于是就让林诚尝试接触策反。经过几次接触，林诚对于愈渤的思想动向也有了更深地了解，就试探性地展开策反工作。
愈渤对于国民党早就失望透顶，面对林诚给出的新选择，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不仅如此，他还直言自己机组的其他几人想法和他差不多，可以争取一起起义。
这样的好事自然是林诚乐意看到的，不过愈渤提出的一个要求却让他犯了难。愈渤希望组织能批准他们几人在起义之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要知道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经过组织重重考验，才能够入党的。现在愈渤几人并没有经受什么实质性考验，就要入党，这似乎并不符合规定。于是林诚便将这件事上报到了陈修良处。
对于这件事，陈修良从大局出发，看得很明白：愈渤等几位同志驾机起义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和宣言，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入党？
有了陈修良这番话，愈渤等几位同志的顾虑也彻底被打消了。于是在1948年12月16日晚，愈渤等人驾驶着战机，从南京直冲云霄，一路飞到了解放区。
起义前，陈修良专门叮嘱沙文威：“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从这番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陈修良的远见卓识。
空军策反的成功，并没有让陈修良等人自满，相反他们又将主意打到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身上。在他们的秘密活动下，“重庆号”于1949年2月25日也驶向了解放区。
不久之后，他们又将策反的目标放在了王晏清身上。王晏清是国民党中将，是首都警卫师的师长，相当于老蒋的“御林军”头领。
在策反的过程中，王晏清也曾挣扎过，毕竟对他来说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在王晏清犹豫不决的时候，陈修良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亲自和王晏清会面详谈。经过陈修良的一番慷慨陈词，王晏清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并于1949年3月24日，率领着两个团举义过江而去。
此后，陈修良率领着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又先后策动了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起义事件。这一系列的起义事件就像一柄柄尖刀，直戳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
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想要通过他们视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做最后的挣扎。殊不知，陈修良带领的地下党同志，早就将国民党江防部署的各方面情报都已打探清楚，这些情报让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我军面前已无秘密可言。
不仅如此，陈修良还组织了多方爱国力量，一方面阻止“狗急跳墙”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南京的破坏活动，一方面积极为我军渡江提供帮助和支持。
最终在渡江战役打响后，我军一路势如破竹打过长江，解放了南京。
南京终于解放，陈修良的潜伏工作也宣告结束。这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何克希将陈修良迎进35军驻地，把她介绍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陈司令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弱女子”，竟然是帮助我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
不仅陈司令没有想到，陈修良在南京的那些邻居也没有想到。当陈修良被两辆军车护送到寓所时，这些邻居们才知道，那个穿着时髦、喜欢和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地下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修良的工作也从地下转到地上，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职位，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直到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因病逝世，享年91岁。她用波澜壮阔的一生告诉我们，巾帼真不让须眉！
谨以此文纪念陈修良女士和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先辈，这盛世，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