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却置上海存亡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不给十九路军任何援助，而且拒绝调遣江北部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
当时，声讨蒋介石的文章屡见不鲜，其中有一首署名为”陈芷町“的”骂蒋“长诗，因其慷慨陈词，情文并茂，最为夺人眼球。
因为传诵一时，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篇非同寻常的文章。在蒋介石这里，此文的威力很大，又或者说它的名堂很深，此话怎讲呢？古今作比，蒋介石并非虚怀纳谏的明主，因心胸狭隘好猜忌，唱反调在他那里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但这个叫陈芷町的却是个例外，蒋介石读了他这篇骂文，非但没有兴师问罪之意，相反生出了惜才笼络之心。
为了将此人了解清楚，随后蒋介石便向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打听起来：“畅卿（杨永泰），你可曾听说过陈芷町这个人？”
此问正中杨永泰下怀。
杨永泰说：“不瞒委员长，自民国初建，芷町便一直跟随我左右。此人颇具文采，少年时即有‘江西才子’之誉。”
蒋介石进而又问：“此人的才能我是领教了，他在《新闻报》上发表的那首长诗，就颇有水平嘛！只是他为人如何？”
杨永泰说：“芷町待人宽厚，素有见识，据我了解，他之所以发表那首长诗，本意不在唱委员长的反调，而是胸中忧愤，恨不能为，故而疾声呼号。”
蒋介石听罢，点了点头，不久即给了杨永泰一道命令，调陈芷町入南昌行营，任职行营上校秘书。
这陈芷町就是蒋介石后来的大内总管陈方。
论及陈方当初这一段被发掘的轶事，时人曾有评论——
“江西才子”陈方，看似慷慨，其实没有傲骨，本质上他不过是持文采行敲门事的投机文人。他那篇传诵一时的骂文，本就有垂钓之意，背后是有高人指点的，这位高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仕途恩师，有“民国毒诸葛”之称的杨永泰。
想当初，杨永泰之所以能爬上南昌行营秘书长的高位，靠的就是向蒋介石进献了“削藩”、“剿共”两大毒计。此人一向野心勃勃，善于钻营投机，来到南昌之后，一方面他时刻不忘揣摩蒋介石的心理，另一方面他极不安分，总是想方设法地擅权固宠信，培植政学系的势力。陈方是他过往交往最密切、最为看重的门徒，为了将他引入南昌行营，受到重用，他没有走直接引荐的寻常路线，而是剑走偏锋，授意门徒下了一步“写诗骂蒋“的险棋，如此，他既避开了结党营私的嫌疑，又达到了暗领门徒登堂入室的目的。
纵观杨永泰在民国官场留下的痕迹，此人的确诡计多端，总给人心狠手辣的印象。其实，这是以偏概全的错觉，如同一枚硬币总有两面，除开恶毒的一面，在官场，他还有用心良苦的另一面。
无论怎样的人，到了一定的高度，都是有苦心修为的。
对于这一点，门徒陈方最有发言权。
陈方小杨永泰十七岁，1897年生于江西石城屏山镇一户清贫家庭。陈方的父亲陈善吾是个落魄秀才，一生都在镇上教书。陈方做文章的功底，就是父亲交给他的。12岁那年，陈方考入江西省立模范中学，并以善做文章，赢得了”江西才子“的美誉。
中学毕业后，陈方被分配回老家，在屏山高小任教。父亲陈善吾很满意，他时常对儿子说，能端上教书育人的饭碗，就是老天爷垂青读书人。
但陈方却觉得整日困在屏山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没有出息。
有一天，陈方对父亲说，我想清楚了，要到外面闯荡去。
父亲忧心忡忡地问他，你靠什么闯荡？
陈方说，我能做文章。
父亲听了，苦笑着说，当心百无一用是书生！
父亲有意断掉儿子不切实际的野心，但陈方却坚信有志者事竟成。随后，他毅然辞掉教职，先去上海，后又去了北京。
在北京，起初一段时间，陈方白天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听课，晚上睡在江西会馆里。可由于没有什么收入，这样的日子很快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然而，眼前的穷困潦倒并没有吓倒陈方，相反，处在困境中他的心态一直很乐观，他总是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会有出头之日。
思来想去，陈方最后决定去做一件事，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混乱，他天真地认为，只要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提出不同凡响的改革建议，京城的高官一定会注意到他，进而重用他。
于是乎，陈方花了相当的精力，拿出全部的才华，在京城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极具文采的野心文章。
这是陈方第一次垂钓。
当时，同住江西会馆的一些年轻人对他的这一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许多人都嘲笑他是自不量力、自作多情的幻想家。
可是，谁又能否认，人生的机缘运势，有时候就是从幻想中破壳而出的。
陈方的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所期待的湖面纹丝不动，根本没有大鱼向他游来，可就在他近乎彻底失望之时，一个叫杨永泰的人却突然找到了他。
得知杨永泰昔日做过广东省省长，现在正担任”善后会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陈方很兴奋，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左右。
杨永泰说，年轻人，你的才华是好的，但涉世太浅，你我今日相遇，但愿日后能成就一段佳话。
就这样，陈方成了杨永泰的门徒。
牵得这匹”千里马“，杨永泰给陈方上的第一课就颇有抽刀见血的意味。杨永泰问，依我看，你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诸多改革财政的建议，都是当世良策，可为何引不来京城的当权者？
陈方说，也许他们没看见，也许他们不像先生，能识得我。
杨永泰说，你要相信，良策当是利刃，不可为锥。抛出良策，如是利刃出鞘，当权者必会重视；如是尖锥入袋，当权者必无视而弃之。知道为什么吗？利刃可握，尖锥伤人。拿你那篇文章中的建议来说，你倡议革除的黑暗混乱不合理，正是当权者的利益所在，你刺破了他们的利益口袋，他们岂有重视施行之理。无视已算好的，你若是有权有位之人，结果就坏了，必遭暗算打击。
这一席话听得陈方倒吸一口凉气，从此懂得了写官场文章的一个心诀。
那时候，杨永泰之所以愿意主动笼络陈方，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他正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正在拼尽所有财力竞选北洋政府参议院议长，急需有文采的鼓吹能手。
对于一向清贫的陈方来说，能见到如此挥金如土的官场大场面，除了叹为观止，对杨永泰本人也增添了许多钦佩崇拜之情。
然而，杨永泰却对他说，我今日做的，你可观可感，但将来未必要学。你跟随我，我希望你踩过我的肩膀走坦途，而不是寻着我的脚印走险道。
乱世的确难料。
杨永泰没有想到，那一番教育门徒的话音刚落下，无比残酷的现实已向他毫不留情地砸来。因为政局不稳，今日这样，明日那样，加之杨永泰的个人名声一向不佳，当他赌完最后一个铜板后，北洋参议院竟然宣布游戏规则改了，正在进行的议长选举作废，他们不再需要议长了。
起高楼起到最后，只落得一败涂地、身无分文，杨永泰别无他法，只好离开京城，南下上海，再寻出路。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患难见真心的时刻，陈方没有让杨永泰失望，虽然知道前途已似无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追随杨永泰南下。
陈方的忠心追随让杨永泰感动不已，到了上海，杨永泰对陈方说，你不必同我一道寄人篱下，在上海滩，我还有些许社会关系，为你谋个差事不算难事。记住我一句话，困顿不失志，冲天在来日。
就这样，年近三十的陈方被杨永泰送进上海招商局，做了一名公文秘书。
以后的几年，对陈方来说，可谓是心中苦闷，生活蹉跎。但杨永泰却用他的当世诸葛之才，践行了他那句“困顿不失志，冲天在来日”，凭借着上述所说的“削藩”、“剿共”两大毒计，到了1931年底，他已蹿升成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当红掌权人物。
陈方得知恩师一飞冲天，几次去信，要求前往投奔。杨永泰告诉他，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需从长计议。
杨永泰意在抓住时机，巧妙布置，让老蒋主动招揽，于是乎，陈方在上海滩便上演了开篇那一幕“骂蒋投营”的好戏。
刚进南昌行营时，陈方的年岁已经不小了，但论及官场修为，他还稚嫩得很，这意味着他时刻需要杨永泰的点拨。
关于这一阶段杨永泰对陈方的点拨，有一事相当地具有代表性。
1932年的春天，陈方向蒋介石呈递公文，在无错的情况下却被蒋介石毫无缘由地狠批了两次。
陈方想不明白，便去问杨永泰。
杨永泰告诉他，作为一名出色的秘书，你的价值不在于积极地呈送公文，而在于用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处理公文，如此，才是为委员长分忧，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可。
陈方问，这不是擅自发表意见主张吗？
杨永泰说，这就要看你有没有办事的艺术和水准了。以后有公文到你那里，你先交给我，由我来写几十个字的提要，再列出一些解决办法，你将之附在公文封面上，一并提交给委员长。
按照杨永泰的办法行事，果然效果显著。
有一次，蒋介石对陈方说，这个办法很好，公文上面的提要，是你写的？
陈方说，那是杨秘书长的功劳。
其实，随着陈方的经验日趋丰富，慢慢地，杨氏提要也就悄悄地变成了陈氏提要。
此事传开后，南昌行营有人评价，杨秘书长的手段果然了得，陈秘书也不容小觑，这就是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的“票拟”啊！通过这个办法，杨陈两人既邀了宠，又揽了权，真是左右开弓，厉害之极。
杨永泰这个人，不仅善出阴谋诡计，而且极好争权夺利，自登上南昌行营秘书长的宝座后，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营造新的政学系势力，为此，他不惜向CC系开战，妄图夺取陈果夫、陈立夫两位大佬手中的党务大权。
但对于苦心栽培的门徒陈方，杨永泰却始终不愿他卷入这场派系间的恶斗。
据说，杨永泰曾诚恳地对陈方说，我之于你，是臂膀，你之于我，是希望。你千万不要介入与CC系的争斗，一旦介入进来，会后患无穷。
陈方问，先生独自和CC系斗，能应付下来吗？
杨永泰说，政治很残酷，所以一定要留你这枚干净的棋子。蒋公为人，精明不可测，你只要好好服侍蒋公即可，与CC系争斗事，你千万别插手，更不可介入进来。这样即便最坏，我们也不至于败光。
陈方得知杨永泰的心思，既惆怅，又感激，从此对新政学系与CC系之间的争斗始终保持着安全的政治距离。
转眼到了1935年冬天，陈方继续在蒋介石身边负责公文事宜，而杨永泰却被任命成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从幕僚到封疆大吏，有人说杨永泰又高升了，但更多的人则说杨永泰在蒋介石那里失宠了。
这个时候，陈方认为不论杨永泰的前程是吉还是凶，作为忠诚的门徒，他都应该追随前去。
但杨永泰还是先前那番态度，他对陈方说，你还是先留下吧，不要来湖北趟这趟浑水。
陈方说，我能有今天，全靠先生栽培。今日先生去湖北主政，困难重重，我不能只顾个人前途而弃先生于不顾。
杨永泰听了，无奈地说，即便你要来，也不能操之过急，还是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吧。
一波三折，杨永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扫平倒杨势力就任湖北省主席后，突然有一天，蒋介石主动问起陈方，侍从室马上要进行改组了，你有什么想法？
陈方认为这是赴鄂的好机会，于是“老实”交代，来到委员长身边前，我一直在杨先生手下做事，现在杨先生主政湖北，处境很不好，委员长问我意愿，老实讲我有去湖北帮杨先生的想法。
蒋介石听了，对陈方的这一份忠诚之心似乎也很感动，他说，你去湖北也是可行的，去帮一帮畅卿（杨永泰），他得罪的人太多，到了湖北，你要多提醒他注意。要是你在湖北不太满意，侍从室你随时可以回来。
如愿来到湖北后，一切自然不用言说，杨永泰随即给陈方安排了要职，湖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兼汉口禁烟督察处会计长。
然而，师徒欲展宏图的背后，脚趟浑水的忧虑也是挥之不去的。杨永泰深知自己做事狠绝，树敌太多，每次出门总要特意穿上防弹的钢夹背心，可在1936年10月25日这一天，姨太太开衣柜取钢夹背心时窜出一只老鼠，杨永泰觉得晦气，出门前便不愿再穿钢夹背心。
一念之差就是万劫不复。
就在这一天下午，两名刺客埋伏在长江码头，趁杨永泰赴宴归来，乘船过江之际，连开数枪。杨永泰躲避不过，身上多处中枪，当场命丧长江码头。
阴谋家惨死在阴谋的枪口下，消息传开，世人惊愕之余并不惋惜，好似杨永泰命该如此一般。
那时候，陈方深深地知道，作为世人皆知的杨氏门徒，接下来他的处境就悬了，如果继续在湖北待下去，很可能要步杨永泰的后尘，性命不保。
有哲人讲过，领路人的死掉，往往能换来追随者的快速成熟。在陈方身上，似乎很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在当时，尽快地逃离湖北险境是他的当务之急，但情急之下，他并没有乱了阵脚，相反却生出了谋定后动的沉稳。
在他看来，蒋介石当初许诺他的那句“随时可以回来”，只是一句官场客套话，此时他若不管不顾地折回去，必会像丧家之犬一样遭到上至蒋介石下至侍从室同僚的藐视，如此，再想有所作为，就难了。
况且，当时的蒋介石刚刚经历西安事变的凶险，正在浙江、上海养伤，即便硬着头皮去打扰，他这样的无名小卒也很难见到蒋介石。
思来想去，陈方最后觉得还是得先找靠山，然而再图谋其他。
就这样，陈方想到了政学系的另一位大佬，时任民国外交部长的张群。
见到张群，陈方说，我是杨先生的学生，也就是您的学生。杨先生生前就说过，您是我们这一些人的旗杆。
对于陈方，张群是有所了解的。知晓了来意，他对陈方说，畅卿已经去了，我们还要继续干！湖北那地方你是干不下去了，就先到我这里干吧，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等有了合适的机会，我再推荐你到委员长身边去。
陈方要的就是这个局面，侍从室要回，但不能自己狼狈不堪地回，而是要显赫大员为他推门。
1937年初，张群转任中政会秘书长。
一次，蒋介石找张群谈话，谈及杨永泰之死，蒋介石不胜伤感。张群趁机提到了陈方，并希望让陈方继续到委员长身边效力。
蒋介石对陈方的感观是好的，因此欣然同意了。
重回侍从室，陈方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对于陈方的才华以及品性，陈布雷是欣赏的，在文章中，陈布雷曾这样写道——
“（陈方）才思敏瞻，且亦勇于负责，而其信仰统帅，感激图报，则在行营时已有甚深之关系。故一般同志或以其曾从杨畅卿（杨永泰）共事，或疑其或有派别作用者，余则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
能得到陈布雷如此评价，杨永泰对陈方当初的那一番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因为有陈布雷的力挺，陈方进入侍从室后，很快被任命为侍从室二处第四组组长，负责处理公文。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陈布雷手下担任侍从室二处第四组组长，是陈方官场独行的开始。此人真正的厉害之处，正是从这之后开始慢慢呈现出来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要意，陈方可谓是无师自通。在陈方看来，恩师杨永泰专权、强势的性格，是不可取的，但其擅长的心机权术，善于揣摩领导意图，却是跻身官场不可或缺的利器。总而言之，杨永泰有多少致命的缺点，陈方就有多少巧妙的伪装，更重要的，杨永泰的腹黑狡诈，内在里陈方都悄悄继承了下来，而且用起来更加的隐蔽无痕。
唐纵，在国民党内部有“智多星”之誉，陈方的厉害之处就曾让他发出过万分的感慨，在日记中，唐纵曾这样写道：“芝町所呈委座之意见具申，我承认有见解，但是有些地方觉得还有斟酌之处。呈上之后，委座非常重视。而我前次所呈之报告，并不得委座若是之重视，何故？”
唐纵这段日记讲了怎么一回事呢？
陈方向蒋介石提意见，即便不那么成熟，也总是能打动蒋介石。而他呢，相同的意见也提过，而且提的比陈方早，却总是都得不到蒋介石的认可。因而，唐纵感慨，这家伙简直太厉害，太让人郁闷了，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呢？
其实陈方获得蒋介石认可的秘诀很简单。
一来，他的心思更缜密，了解蒋介石的旨意更深切；二来，他的悟性更高，并且能够做到时刻不忘揣摩蒋介石。
这是典型的杨永泰做派，无形之中有窥视之功。
另有两事，也让唐纵感慨，陈方这人太会经营人际关系，不像他的老师杨永泰，好抓把柄，将事情做绝。
有一次，陈方发现唐纵的一个手下，正在抄写蒋介石的一份“手令”，按照侍室保密纪律，这是一件严重违规的事件，发现者应尽举报之责。
但陈方却没有检举揭发，更没有对外声张，而是悄悄地找到唐纵，并且嘱咐说，唐贤弟，这可是违法制度的事情，你作为第六组组长，为了保险起见，以后要多留心为好。
这件事令唐纵很是后怕，在日记中他不仅记了下来，更对陈方的做法，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陈方这个人，在书画方面的造诣很高，连张大千、黄君璧这些大师，都对他的书画水平称赞不已。
有造诣的文人，一般都有个“臭毛病”，书画轻易不赠人，更讨厌别人主动来讨要。而陈方却不同，凡是遇到别人来讨要字画，他总是热情相赠，而且还要谦虚地请对方批评指教。
为此唐纵说，笔下有造诣，却总是抬头看人，这是官场难见的君子之风。
可是官场上真有君子吗？
当然少有。
实质上，陈方的君子之风，只是他官场经营之道。扒下这层皮，他的衣袖中也是藏有暗箭的。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
早在1945年年初，在侍从室担任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就想离开侍从室，单独开创一片天地。第六组隶属于二处，唐纵要想离开侍从室，首先要得到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同意。可是不知道是出于爱才之心还是约束之意，陈布雷始终不同意唐纵走人。
为此，唐纵对陈布雷的意见颇大。
转眼到了这一年的5月，国民党要召开“六全大会”，会前为了推选中委一事，蒋介石打电话给陈布雷：“布雷先生，你有无人才要举荐？”
陈布雷平素一直标榜自己无门无派，所以回答：“没有。”
但过了一会，陈布雷又表示：“唐纵似乎对这事颇有兴趣。”
蒋介石告诉陈布雷：“唐纵、陈方、陶希圣我已提名了。”
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一旁的陈方却听到了蒋陈二人的这番通话。第二天，陈方不漏痕迹地找到唐纵，对他说：“咱们几个已经获得中委提名了。”
唐纵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于是，陈方以不经意的语气，把昨日蒋陈通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唐纵。
唐纵听了之后，愤怒地说：“如果陈布雷打算推荐我，就直接告诉委员长，如果不打算推荐，就算了。说什么‘唐纵有兴趣’，他哪里是荐贤，分明是揶揄我罢了。”
瞧瞧，这阴风煽的，暗火点的，比起杨永泰，有过之无不及。
正是因为对上有一套，对周遭更有一套，陈方后来不仅赢得了官场口碑，更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以这两项为梯步，侍从室改革后，陈方最终被蒋介石推向了政务局局长的高位，实现了一介书生的官场大逆袭。
蒋介石设的这个政务局局长，实乃大内总管。在当时，政务局有一项秘不示人的任务，那就是控制夺取行政院的权力。
当时的行政院由谁掌权呢？
正是政学系大佬，张群。
从陈方暗自挑拨陈布雷与唐纵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此人有着极其腹黑的一面，权力在他那里终究是大过恩情的。
果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暗斗前辈加仕途恩人，陈方是毫无手软之意。
这时候，张群也只能暗叹一声，政治很残酷，人性更残酷。
在当时，发出如此叹息的国民党要员不在少数，陈布雷也是其中之一。陈布雷算是有文人气节的，眼见国民党败局已定，他最终选择了“死谏”，成了可悲的殉葬品。
颇为意味深长的是，陈布雷自杀前见的最后一位国民党要员，就是待他其实并不真诚的陈方。两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陈布雷还罕见地站起来送陈方，并且一直送到大门外。
在陈布雷那里，这是与“知己”诀别；也是交付“文胆”的重任。
就这样，踏着陈布雷的尸体，陈方继政务局局长之后，又进一步，成了蒋介石新的“文胆”。
但这时候，他这个新“文胆”已没有任何炫耀的机会，1949年草草地为蒋介石写了一篇《新年文告》后，不多久，他也就踏上了一路向南的逃亡之路，最后被困在了香港。
1953年，蒋介石终于又想起了这位早已废弃的“文胆”，于是发出邀请，叫他来台湾，并给了他一个政策顾问的虚职。
在台湾，陈方多数时间以画自娱，最后又活了近十年。
比起昔日惨死的恩师，能够善终，他是幸运的。
但回望往昔，他的内心终究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