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儒家的“仁”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仁”成为大明内敛的“精神”原因。
因为农业文明，朱元璋等人对大海产生畏惧，希望所有人都成为“农民”，这就是他理解的“大仁”。所以，内迁沿海军民、禁海政策、海运给辽东的军粮改为河运等，就是他理解的“仁”的体现。
明宣宗继承朱元璋的理念，疆域大撤退、大收缩，也是为了“仁”。在农业文明下，那些地区只会让财政支出高涨，由此就会让朝廷给的救灾款、基础建设的投入就会缩少，民间的生活也就会艰难。因此，为了百姓的幸福，一切都应该收缩。
在不断收缩中，既得到了农业文明最大的利益，也得到了天下的稳定。但却失去了对外学习的动力。
明正德十六年，接替正德继位为皇帝的朱厚熜做出了不与葡萄牙帝国（佛郎机国）建交通商决定后，葡萄牙特使皮雷斯不但被勒令离京（详见上文正德已死嘉靖登基：中葡贸易通商被禁止，战争即将爆发），而且在广州被抓了起来。由此，大明和葡萄牙之间爆发了真正的战争。
葡萄牙帝国与大明首战：屯门海战开始仿造佛郎机
因为有了新的旨意，广东地方当局抓捕了皮雷斯等人。在使团被扣押期间，葡萄牙军方与明政府进行协商。中方给予的条件是：葡萄牙归还马六甲。最终双方于1521年8月4日爆发了“屯门之战”。
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命令驻印度总督对中国宣战。当葡萄牙军队在中国海上有异常调动时，明政府派往广东的海道副使汪鋐汪鋐便命手下将士作好战斗准备。
汪鋐来到广东后，立刻派人侦查屯门岛附近的葡萄牙人实力，并且做好收集战船、渔船、守卫兵将的力量。地方乡绅吴瑗、郑志锐负责招募民兵，驾驶渔船布防监视海面。
因为葡萄牙方面的武器，特别是火炮比我们的要先进，打得远打得更准，在见识到葡萄牙火炮的威力、损失惨重后，汪鋐命令守城将士严守不出，待敌舰靠近时再行炮击。
此时，在火铳方面，大明已经比西方落后许多。战船有弱小许多。葡萄牙战船之大，让我方人员记忆深刻：
初，佛郎机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子，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摘自《殊域周咨录》严从简。
葡萄牙方面因为战船数量原因，明军严防死守情况下只好后退了。最后，我方还是采用传统的战法——火攻打败了葡萄牙。
具体办法是：以大小200艘各式船只趁着夜色，突然将葡萄牙舰队包围。对其进行长期围困，因为葡萄牙方面没有稳定、源源不断地粮食供给。
我方又通过各种措施（何儒化装成卖酒售米的商人），联系到了葡萄牙战船上的华人（例如杨三、戴明等人）或华人后裔或对华印象比较好的东南亚人。他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将葡萄牙火炮的图纸、构造方式、射程等关键指标传送出来。
汪鋐立刻让军匠进行研究，对中国火炮进行升级改造。中国的军火工匠们开始仿制出葡萄牙式火炮或战船的序幕。
汪鋐又命令收购民间的一些破旧船只，购买柴草、硫黄、油脂等备着日后火攻之用。在大风中，利用火攻进攻葡萄牙方面。最终，把葡萄牙方面击败、击溃，但没有被全歼，其主力三艘大船趁乱撤退。
汪鋐画像
1521年的屯门海战之后，1522年又爆发了“西草湾之战”。两次海战之后，葡萄牙方面因为其国国小、人少，其殖民领土太广需要消化时间，又与西班牙关系不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抽调更多的人来华参加战事。
由此，既可以说是我们的某种幸运，更是我们的不幸！
不幸之处就在于：以当时的民族精神，明朝君臣在“学习西方武器”上并不“特别保守”（请注意用词），从汪鋐的案例就可以看出。
什么样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
在与敌人竞争乃至战争的时候，才是学得更快、更稳、更久。然而，因为葡萄牙自身潜力也就是它的依托能力不足，没有能力长期与中国竞争，只能采取“国家海盗”的形式骚扰大明。
因为没有正面的竞争也就是战争，就不会对明朝的安全性造成威胁，就会产生“学习惰性”。
同时，明世宗也继承儒家的“仁”观。
深圳市中山公园汪鋐雕塑
正德朝，为了宗主国的责任，为了维护天下秩序，拒绝与葡萄牙通商。嘉靖也是如此。但正德的“仁”只是一种“假仁假义”。“维护天下秩序”“保护宗主国的尊严”不是光说不练，而是要真正地为马六甲等国复国。在这个问题上，嘉靖虽然做得比正德要好，但还很不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