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张家驹曾说：“两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一帝国的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上，宋代经济发展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即位，建立了宋王朝。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纷乱割据的局面，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在经济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傅筑夫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概括为“全面跃进”。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把“商业的繁荣”作为它的标志。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发展应是宋代经济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而，简略叙述一下宋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必要的。
一、北宋农业发展的总趋势
粮食产量显著提高以粮食亩产量说，宋仁宗时已达二三石，南宋初达三四石，南宋中后期为五六石。与前代比较，宋代农业最发达地区的亩产量，大约为战国时代的四倍、唐代的两倍多。唐、宋时期，支持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经济区”已转移到南方。两代的财政收入都是要依赖南方这个“基本经济区”通过漕运来提供的。这从下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唐代的第五琦说：“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与第五琦同时的萧颖士也说“兵食所资在东南”，韩愈甚至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而杜牧则把江淮看作是“国命”之所在。北宋时情况仍然如此。范祖禹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仅江南的东西二路，就能承担“半天下之入”的负担。因而，通过两代漕粮的运输数量，可比较一下唐宋的农业产量的一般情况。
据史念海研究，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槽运，三年中运米到关中七百万石。裴后韦坚治漕事，一年运米到关中竟达400万石，为李唐一代所仅见。但此时的米粮来源，兼有黄河下游山东各地，不仅限于江准。唐中叶后，中原残破，东南是主要的米粮来源之地。刘晏此时每年运米到长安额为110万石。后来的李泌和裴休分别达到过岁运米130万石和120万石的数量。
史念海的结论是：“一百多万石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目”。而据《宋史》记载：“至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三者合计为6,762,000,石。据吴慧研究，唐每石合今市石0.6，宋每石合今市石0.66，两者差距不大，不存在因度量衡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比较困难。
从以上所述可知，宋代的漕运粮额远高于唐代100余万石的一般数额，亦较其最高额400万石高200余万石。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农业产量的显著斑高，这种情形便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农业结构来说，我们不可能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量关系精确用数字表现出来，但通过其内部各部门的地位的变化，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各个时期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发展水平的。
据唐启字的研究，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农业就已形成了由农作物、园艺、窬牧、蚕桑、渔业、林业这六个部门组成的农业结构。隋唐时期，这六个部门的次序安排已为：农作物、蚕桑、园艺．畜牧、竹木、渔业。到了宋代，六个都门的次序又发生了变化。即，农、桑已取得相等地位。余为园艺、帝牧、林木、水产。桑龚在我期力上的到迅托济中，是一项最霍要的商品性生产，它的产品不仅能解孜人民的农着阅题以电地位的提高，是说明我国各代农业特点和发展水平的一个指示器。来代蚕梨业取你考标志力门同等的地位，就是宋代农业进一步商业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大和专门化生产，亦是宋代农产商品化的一个标志。在宋代得到扩大生产并向专门化生产发展的经济作物，有棉、麻、茶、甘蔗、果木、蔬菜、药物、经济林木等。下面择其要者述之。
棉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在贾思《卉民要术》之前，《吴录·地理志》中已有记载。《吴录·地理志》所记的产地是交址，即今越南境内。棉向中国传入的时间似乎很早。吴晗说是“南北朝时从南洋等地输入的。唐韩鄂的《四时纂要》被认为是一部有关“滑河及黄河下游一带”的农业技术的专书。在该书《春令眷之二》中已有关于植棉技术的简单记载。
很可能在唐末，棉已个别地进入了小江奄西据漆侠的考证，南宋时，或更早的时候，棉已进入江南西路、两浙路和江南东路。棉是一种经折莴乂很里安的代物。它是一种“可助桑麻之用的纺织原科。小收云唱加人们的衣料来源，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内而，由于棉的巨大经济利益，它在宋代的传播不仅对宋代农业座产的商品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棉在元代的普遍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前提。
我国历史上的茶业贸易始于唐代。茶的生产在唐代已很发达，“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其多”，足见其产量的巨大。茶在宋金两国的贸易，时有弛禁，但却一直不曾中断，因为两国贸易的需要，禁亦无法阻止住各种秘密交易。茶是宋代官方向金输出的重要商品，其交易额是很大的。据《金史》记载：
“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岁费不下百万。”“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认为这种计算是错误的，实际上是银七十二万两）。
这样大的巨额收益必然会刺激起茶业的发展。按《宋史·食货志》统计，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的茶产量为2305万斤，但是不包括四川的产茶量。
四川是宋代的重耍产茶区，有的学者把平出代产茶景可达5305万区宋代的一般水平。(87)两数相加，则宋代产茶量可达5305万斤。如与宋代人口最多的大观四年的104，411，290口相除，人均可得0.51斤。据统计，192年浙江省茶产量为214万担，约占全国茶产量的1/3，以扭100斤计，则214万扭×100× 3 = 642,000,000斤，以当时10亿人口计，则全国人均茶量为0.64斤。由此足见宋代茶业的规模。倘若没有大面积的茶园和大量专业性茶户，这个规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宋金贸易与金代农业的发展
金与宋代不同，第一、金在1115年建国之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即由父系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第二，与这一时期相适应的还是一种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原始农业和采集业的经济。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原始农业的特点。“种植五谷”，但却“不事蚕桑。”这即是说，它与中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与商业性的农业文明仍是大不相同的。正如江上波夫所说的，他们所居住的是“农牧交错地带，……在畜牧的同时从事着粗放的农耕。他们是牧主农副的骑马民族，因而思想考虑也不同于纯粹游牧的匈奴和突厥。”
对于金朝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李剑农认为：“在辽金元相继统治下，社会经济，复呈逆转之象。”傅筑夫说：“在金人统治下的黄河流域，由于金人的政治黑暗和天灾人祸的不断袭击，在历史约100年的长时期中，社会经济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更谈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了。”
张博泉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金代经济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是一个较大的逆转和曲折时期，但它并不意味着永远向后退去。“它总是要受经济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和力量所决定……它总是要在发展过程中提供些以前所没有的新东西或新趋向。”我们认为，从金代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张博泉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实际。征之史籍。北方农业确实经历了一个残破与恢复的过程。其残破的景象有：
“胡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挠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准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然而，十几年之后的金熙宗时（1135——1149），社会经济确已有了恢复，当时的人概括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昔泰和间，……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由此可见金代农业恢复、发展的大略。而能将金代农业发展特点表现出来的是宋金贸易。
据加藤繁研究，宋金贸易期间沿两国边界设立了许多榷场。双方交易的主要内容有：宋向金输出茶、南海来的香料、药品、象牙、犀角之类，宋出产的药物、丝织品、木棉、钱、牛、米。金向宋输出北珠、毛皮、人参、甘草、丝织品、马。其中最重要的是宋向金输出的茶和金向宋输出的丝织物。
加藤繁在另一项研究中认为金向宋输出的丝织品、生丝多于宋向金输出的丝织物。《金史》虽不能为此提供直接的证据，但确有“商旅多以丝绢易茶”的记载，以及为了促进蚕桑事业而规定农业生产桑枣的最低亩数限额的记载。“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河北甚至出现了“无处不桑麻”的景象。如果他的估计不误，那么，这就兹味着：这个“不事蚕桑”的民族的农业经营项目有了新的发展，蚕桑事业在黄河流域的普遍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其重要程度似可估计为占农业生产的10%至30%，由此也可看出金代农业向商品化发展的趋势。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宋代以来农业发展，以粮食产量提高为标志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宋代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基础。而桑、棉、茶等重要经济作物生产在宋代农业中地位的上升、生产区域的扩大、产量的提高和生产的专门化、则明显显示出了这个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与中原农耕文明尚有很大距离的金人原始农业，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接触及与江南发达农业的交流之后，不仅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渐与商业性农业接近，而且在总体上与宋代农业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农业发展的总趋势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参考文献：《中国农业发展史》《宋史》《金史》《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