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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熟悉明初历史的人一定知道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的皮场庙,也至少会对关于其是否信史的探讨有所了解。王世华首先在《历史研究》发文质疑“剥皮实草”的真实性,随后罗元信、陈学霖分别撰文驳其观点。罗文长于依据资料的细密推理和论证,而陈文则精于史料的挖掘与考索。这次规模不大的讨论曾引起了明史学界较多的关注,虽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罗、陈二人以精当的论证以及确凿的史料证据,暂时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在探讨中,三人皆提到了宋朝的皮场庙,王世华将其作为皮场庙与惩贪风马牛不相及的证据,而罗元信指出这只是名称的复沓使观者产生的排挤效应,因而判定必有一假,实际两者皆是“名实相符”,名称相同仅是一巧合。陈学霖甚至另撰文专论两宋的皮场庙,以其向来对史料考索的深厚功力对其地望及传说的状况做了详细探究。

黄永年在讨论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时也因其中的赐封“皮场明灵昭惠大王”的文字而对“皮场庙”作一简要的考证,除此之外,两位医史学者对祁州(现河北省安国市)药王庙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亦提及了宋代的皮场庙,他们提到了陈学霖文中未征引的材料,但其关心点在祁州药王庙,因而对宋代皮场庙历史的认识并无太多的新意。

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学界对于两宋皮场庙的关注仅止于此,除了陈学霖,并未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加以讨论,仅是在其他研究中涉及时略作提及。宋代的皮场庙确实是一个很小的点,宋史学者在论及北宋东京城市史时常将其一带而过。如若不是明初皮场庙与安国药王庙的讨论,它很难进入学界的视野,然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宋代皮场庙的论述仅作为其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产生。

陈学霖的研究可谓详细,但仍有未见的材料及可商榷之处。他总结说宋代皮场庙的历史“小而微”,虽然亦承认此个案有着一定的意义,但对“了解宋代都城寺庙的发展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作用是“涓埃之助”。笔者亦在对祁州药王庙的研究中涉及宋代的皮场庙,发现前辈学者对此的了解并不充分,对其意义的挖掘亦不甚深,便尝试对其起源及演变的历史作一梳理。

一、北宋皮场庙赐封的起源

皮场庙的记载始于北宋,有宋一代,其所祀神灵多被称之为“皮场土地”或“皮场大王”。《宋会要》载:“皮场大王庙,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封皮场土地庙神为灵贬侯,其后累封明灵昭惠王。”关于皮场庙最早的记录应为北宋邹浩《道乡集》中的《皮场土地封灵贬侯制》:

敕皮场土地,神人之分异矣。传称以道莅天下,则其效至于神,不伤人尔。神非特不伤人而已,疡医之所难疗者,又能愈之,以显济于一方。朕咸秩无文,肆及遐外,而况都邑之内,灵贬若此者乎。爰视侯封,褒锡美号,益隆初惠,以助吾仁。

此一敕封,在宋朝所封的无以数计的地方神祇中,甚至于徽宗一朝所封的神祇中,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宋代对于神祇赐封的范围界定十分宽泛,只要“累有灵应,功德及民,事迹显著”便可受到赐封。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礼部奏请规范赐封神祇的流程以遏制随意加封导致的鱼龙混杂状况,宋徽宗批准了这项建议。但这似乎并没有止住宋朝赐封神灵的步伐,至少从现存材料来看,以后赐封的神灵更多了。

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皮场土地神仅仅可被视为这一在宋徽宗统治时期开启的赐封神祇的潮流中较早受到赐封的一个,唯一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为数很少的受到赐封并仅存在于东京城内的地方性神祇。前人的研究皆从南宋追述北宋的材料出发来考察皮场庙最初的赐封情形,不免对于这一赐封的起源模糊不清,也并没有再进一步追问。在这篇敕封皮场土地的制文中,将神视为“神人之分异”,所言不明。

然而另一则材料则展现了皮场神完全不同的面貌。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泾原路经略乞求为平夏城三圣庙赐爵,三圣庙供奉的是三只襄助击败贼寇﹑解平夏之围的蜥蜴。宋徽宗在论证赐封“龙蛇灵异”之类神祇的合法性时,引用了皮场庙的例子,他说:

皮场庙神乃壁镜也,其质或白黑,有五足,疾病沱疡者造为其所,香火辄愈,盖救万民之病苦以积功行也。

相较于下文将要探讨的各个传说版本中皮场神的身份,“壁镜”一说着实让人吃惊。但《宋会要》中的叙述情景使得这条材料可信度很高,从宋徽宗信手拈来似的引述中也可以推测他对皮场神的赐封印象深刻。那么我们就要探寻时人眼中的“壁镜”形象,以期理解这一神灵的神性建构。

壁镜是一种昆虫,可入药。壁镜在当时的本草书籍中多称为“壁钱”,北宋本草的集大成之作《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中记载:

壁钱,无毒。主鼻速及金疮,下血不止,捺取虫汁点疮上及鼻上,亦疗外野鸡病下血。其虫上钱幕,主小儿呕吐逆,取二七煮汁饮之。虫似蜘蛛,作白幕如钱,在暗壁间,此土人呼为壁茧。

这一记载本自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也正是陈藏器首次记载“壁钱”一味药。明代之前本草书的编纂方式也决定了以后所有的本草书皆以此为本,直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方增加了新的内容。”壁钱”不论虫体本身还是其结网形成之窠巢皆可入药,虫体本身人药多为外敷。它结网为圆形,似钱、似镜,这也正是它名字的由来。

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然而,“壁钱”是将其作为药物时的称呼,将其作为一种昆虫时的称呼多为“壁镜”,而这种“壁镜”在叙述中是一种毒虫——又与其作为药物时“无毒”不同。《太平广记》记载“壁镜毒人必死”,并指出辨别璧镜的方法“身扁,五足者是”(这与前引宋徽宗的描述类似),以及虫咬之后的救治方法——“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调)白矾为膏涂疮口”。

这也被标榜以“经史”参证的《政和本草》“矾石”条征引,并出现在以后的本草书籍中。此后本草、方书在诸种昆虫蜇咬中往往单列出“壁镜咬”一项,一方面说明当时壁镜叮咬可能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由于——《政和本草》最初的征引为今后的医书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抄录的范本。

由此我们可以将“壁镜”这一种昆虫的特性与皮场神的神性相联系。壁镜不是神,而仅仅作为一味药便可主治鼻血、金疮、痔疮等属于广义“疡疾”的疾病;这与“皮场神”在敕封制文中确定的神性“疡疾之难疗者,又能愈之”正相合。不过壁镜作为一种“毒虫”的形象被有意隐去了。在虫蛇之类的神性中,似乎都存在这种悖论,它们一般都存在有负面的社会形象。

所以,它们被赐封的合法性才被专门提出并论证,只要它们“功德及民”,不论出身如何,便可赐封。在此,壁镜的药性被建构成了皮场神的神性。虽然孤证总是让人心存疑虑,但根据史料来源的性质(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官修政书)史料的叙事情境(宋徽宗在讨论别的神灵时提到皮场神作为例证)以及壁镜特性与皮场神性极高的相似性(主治疡疾),皮场神为壁镜一说确有较高的可信度。

然而皮场神的这一形象并没有固定下来,在正式敕封的制文中,它还是如其他神祇一样,因救民病苦而得以封神。这是官方认识中的一般逻辑,只有这样的神祇才值得被赐封。在此后皮场神的各种传说的流变过程中,“壁镜”一说完全没有踪影,如果不是宋徽宗偶然说漏了嘴,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皮场庙最初的真相了。

二、两宋皮场庙的地望、加封与传说

陈学霖根据南宋笔记材料对皮场庙地望的探讨尚有可商榷之处,似有重新辨明的必要。陈先生根据王林《燕翼诒谋录》关于应试礼部的士子在皮场庙祈祷的记载,从礼部贡院、开宝寺、万寿观三者的关系入手,探讨皮场庙的地望及士子拜祷的问题。他虽然在引用《燕翼诒谋录》材料时将北宋,南宋士子所拜的不同神庙区分得很清楚,但从讨论贡院开始,明显把北宋,南宋的情况混淆了。

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燕翼诒谋录》载: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诏封为灵赋候。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上文“京师”即北宋东京,行都即南宋临安。北宋赴京应试的士子祷于二相庙,南宋士子祷于皮场庙。这一记载相当明晰,而其所谓“今庙在万寿观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必然是描述南宋的情况。但陈学霖先生却马上联系到了北宋的贡院开宝寺,他的误解在于根据上句建中靖国年间对皮场土地的赐封,便认为下句也是叙述北宋的情况。陈先生由此误解推论出的东京城内皮场庙﹑显仁坊、贡院、开宝寺、万寿观的位置关系也必然是不正确的。

皮场庙在北宋东京的情形,在北宋的材料中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而南宋潜说友对皮场庙在北宋、南宋的流变是最为清楚的。他引用了北宋周秋的一追溯皮场庙起源的文字,这篇文字很可能是为纪念皇帝赐封皮场土地而作,它记录了现存皮场庙传说的最早版本,而且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同样引述这篇文字的简写版并冠以“按庙刻云”,这篇文字很可能是南宋临安吴山上皮场庙的一篇碑文。

这个皮场庙的历史脉络当然并非信史,周秋所记叙的故事据称得自当地耆老,应是当地流行的皮场土地传说。但他所言“我宋列圣褒扬累封”应并非事实,在宋徽宗之前,并没有任何一位宋朝皇帝曾对皮场庙赐封。在这一传说中,我们已然不见“壁镜”的踪迹,皮场神完全被建构成了神农,并具有护国佑民,歼寇助顺的神迹。

皮场神的原始身份与神格完全被提升到了空前(事实上也“绝后”)的层次。政和元年(1111)正月,开封府境内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祠庙清查活动,禁毁了1038处神祠,并废除了一系列淫祠,禁止军民擅立祠庙。在稍后秘书监何志同关于详定九域图志内祠庙的建言中,提到了这次大规模毁祠的初衷,开封府多个县内的祠庙都无典籍可考,“以王畿之近而庙祀未正乃如此,则远方陬邑概可见矣”。

宋代皮场庙的赐封起源与基本情况

此后,在《宋会要辑稿》现存的政和年间赐封的大量神祇中,再未见过有争议的虫蛇之类的神祇,而且襄助保卫城池、歼灭来寇的故事也在被封王的神祇故事中相当常见(我们在后文将要看到,皮场神在崇宁年间已经晋升为“王”了)。官方赐封中的神灵故事并不像后文我们将要检视的民间传说,它愈加注重神灵对国家和大多数百姓的显著作用,而不像民间传说中仅强调对某个特定个人的护佑。

这种神迹的叙述模式在政和年间的赐封可以看出端倪,很可能正是因为那次大规模的毁祠活动让官方对赐封的神祇越来越挑剔,越来越倾向于建构出有着重大意义的神迹故事。实际上,在何志同的建议中,已经将没有封号的祠庙分为“功烈显著”与“别无功德”两类,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会有介于中间之中的情况存在,但明显“功烈显著”的神灵更容易被列人祀典。

皮场神传说的演变可以放到这种趋势中加以理解,从微不足道的“壁镜”,到一个治疗疡疾的人,再到护国佑民的神农,愈加提高的神格在政和年间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不是在这一趋势之前得到赐封,皮场庙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过这种演变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建构,而是原有神祇形象的挪用与转换,在皮场庙的例子当中,药物治病等元素一直存在于传说的主题当中。

参考文献:《宋代东京研究》《宋会要辑稿》《太平广记》《变迁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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