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到了万历时期已经疲态尽显，国力越来越弱，而同时在中国东北由女真建立的大金则如旭日东升一般，气势强盛。公元1619年，明朝与大金的萨尔浒之战后，更加决定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明万历44年，公元1616年，女真族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雄图大略，建立大金后，兼并女真各部族，统领辽东，而且积极扩充军队，从事攻打大明的作战准备。
公元1618年4月，努尔哈赤发表“七大恨”，历数明朝对女真的七大罪状，随后便率领两万步骑攻打明军。同月，后金兵临抚顺城下，明守将李永芳畏敌，开城投降。后金掳掠人畜30余万，马9000余匹，战甲7000副。一时间风声鹤唳，边警四起，大明苦心经营的辽东边防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东北有事，明朝皇帝决议毕其功于一役，举大兵征讨。有着“万历三大征”胜利的明朝君臣，对顺利讨灭建州是有着自信的。之所以之前放任不管，一是因为建州表面上还尊奉明朝为宗主国，二是因为明朝财政出现了问题，不想轻启战端，縻费国用。如今，建州越发肆无忌惮，明朝如再不能制，东北将不为明朝所有了。
公元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统帅，分四路进伐后金，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以杜松的军队为主力。集合了明朝88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加上叶赫部落和朝鲜国的援军，总人数超过十万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浩浩荡荡，要一举踏平辽东。
后金的八旗兵力共约六万余人，与明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杨镐兵分多路、分进合击的攻击策略原本大有可为。然而到了明军原定的出兵之日，忽然下起大雪，使得明军在天时上失了先机。明军延后出兵，出兵日期却又被努尔哈赤打探得知，努尔哈赤分析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无法立即到达，于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丧失“天时”的明军在“人和”上也出现问题：辽阳总兵刘铤虽然骁勇善战，但与杨镐素有不和，被派往东路，孤军深入；另外，山海关总兵杜松则不依拟定的进攻时日，轻敌冒进，给了努尔哈赤机会。
杜松的军队进至萨尔浒时，努尔哈赤亲率六旗兵进攻杜松主力。黑暗中杜松军点燃火炬以便准确炮击，后金则利用敌军的火光，以暗击明，弓箭齐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被击溃，杜松在作战中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朝主力部队被歼灭后，努尔哈赤立即率师攻击北路的马林军，马林战败逃回开原。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挥兵南下。此时，努尔哈赤遭遇东路刘铤军。刘铤治军严整，而且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没有和他正面交锋，采取诱敌设伏的战略。努尔哈赤派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的西路部队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铤速进，与杜松会师攻城。
当时，刘铤不知西路、北路已遭努尔哈赤歼灭，下令轻装急进，结果遭到后金军伏击，刘铤军惨败，刘铤本人阵亡。坐镇沈阳的杨镐看各路明军丧师，急调南路统帅李如柏撤兵。李如柏军在回师途中，遭遇后金哨探所骚扰，军士以为金兵来攻，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人。
至此，明朝倾全国之力，筹划近一年多时间的征辽大举，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就以惨败告终。88000名官兵伤亡高达45000万余人，文武官吏死者达310人，丢失马、骡、骆驼等驼畜28000匹，损失火器20000余件，大明精锐自此丧失殆尽。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明朝则一蹶不振，对后金变为消极妥协，直至清兵叩关而入，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