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2006年，农历丙戌狗年，闰七月。那是个中国文学收获颇丰的时期，那一年的中国文坛热闹非常。年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白烨和韩寒的骂战，引发了早期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文学混战之一，接着余华推出了《兄弟》下部，苏童带着《碧奴》高调复出，作协新主席铁凝拿出了《笨花》，还有王蒙的自传、海岩的言情、梁晓声的继续激愤……在这样一片喧闹声中，已经51岁的莫言出版了《生死疲劳》。
莫言的“知天命”之年过得并不轻松，2005年的茅盾文学奖把他卷入舆论的旋涡。那一年，莫言的《檀香刑》在读书界和评论界都呼声极高，在审读环节甚至创造了全票通过的难得成绩。然而，最终的结果是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和宗璞的《东藏记》获奖。舆论一下子炸了锅，此前作为增补作品勉强入围的《英雄时代》都拿到奖了，为何全票通过的《檀香刑》就被刷了下来？强烈质疑和争论铺天盖地而来，南都评论等当年中国文学评论重镇纷纷发表“茅盾文学奖的草字头哪儿去了？”“茅盾文学奖如何成为了矛盾文学奖”等措辞严峻的文章，一时间莫言反而跟着成了舆论中心。
然而，面对炒作的好机会，莫言继续沉默。他一直将自己称为农民，也同样抵触着作家和名人的身份，面对一路走来的喧嚣，他一直带着某种天然的不适。包括2012年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围绕他的激烈争论，他依然一如既往，人如其名，让人看着“非常着急”，有一种冲着他喊：“你倒是说话啊”的冲动。也许，这是莫言的质朴，甚至是莫言的懦弱，但读过《生死疲劳》的人会明白，那其实是莫言的禅。
《生死疲劳》是莫言迄今倒数第二篇长篇小说，虽然三年后的长篇小说《蛙》让他最终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但《生死疲劳》似乎已经让人察觉到莫言“知天命”般的通透和顿悟。文学评论界喜欢将《生死疲劳》作为莫言艺术上最重要的代表作，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从《红高粱家族》开始，途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莫言的长篇小说一直维持着极高的水准，但《生死疲劳》更像是对其艺术探索和长年思索的陈述总结。
《生死疲劳》在时间跨度上讲述了高密东北乡西门屯从1950年到2000年整整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小说的故事始终置身于宏大的历史布景当中，一辈子辛勤劳动、积德行善的地主西门闹在土改中被枪毙，西门闹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但依然坚持向阎王喊冤——在地府的这两年，无论被折磨得多么痛苦，他就是不服。阎王无法，于是耍了手段，说是让西门闹“还阳”，实则令其转世生为驴、牛、猪、狗、猴五种动物和大头婴儿蓝千岁，投胎在东北乡的亲人中间。因为强烈的执念，孟婆汤对西门闹无效，所以西门闹等于带着几世的记忆，成为东北乡50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历史见证人。
最近去世的汉学家史景迁一直对莫言和《生死疲劳》评价极高，他曾经说：“《生死疲劳》几乎涵盖了这个国家的整个革命时期，可称为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荒诞感、悖谬感和荒诞意识始终萦绕在这部作品中。”《生死疲劳》若单从艺术形式和故事内容上看，确实达到了某种近乎完美的水乳交融，我们说这部长篇是莫言文学探索和超越的“集大成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莫言曾经非常朴实诚恳地说自己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深受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史景迁先生所谈的荒诞感和荒诞意识也正是对莫言这种艺术特质的阐明。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确实深深影响着包括莫言、余华、马原、残雪等在内的整整一代中国作家，而这些作家奠定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版图。
从《生死疲劳》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作家身上深刻的荒诞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痕迹。荒诞是卡夫卡最重要的特质，他的《审判》《变形记》和《城堡》等作品，其实都在讲述个体的孤独和异化、精神的空虚和匮乏，这些无力的、病态的困境构成了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意识。在《生死疲劳》中，我们对西门闹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命运的无力感”。他在地府抗争了整整两年，但幻想复活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他投胎转世六次，每次都在亲人身边，但他只能看着妻子受辱，儿子背叛，世态炎凉，众生颠倒，他想保护的注定破碎，他想发泄的必然无果。甚至包括周围的人也是如此，非常有政治野心和政治头脑的西门金龙一直渴望权力，一直为了这个渴望机关算尽，但最终还是落得个横死下场，庞春苗渴望爱情，为了爱情费劲心力，但最终还是横尸街头……
苍白无力和徒劳无功在宏大叙事的惊涛骇浪中闪烁着惨淡的光，四周的环境仿佛在无限增高放大，个体显得更加渺小。这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突然感到万物变得庞大，而且无论怎样谨慎行事都被家人嫌弃。这也像《城堡》中的K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进入城堡，或《审判》中的约瑟夫绞尽脑汁也无法洗脱莫须有的罪名。而莫言在卡夫卡的荒诞中继续出走，以马尔克斯之名继续寻梦东北乡：卡夫卡的荒诞意识掩映在病态的异化中，莫言的荒诞意识则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繁花中绽放。
1985年，莫言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一个编辑说《百年孤独》是一部特别伟大的作品，正在文学创作起步阶段的莫言于是专门到王府井买了一本。很多年后，莫言依然能够回想起当时读《百年孤独》的感觉：“一读之下，被那种语言气势给迷住了——这样写小说真是太痛快了……它具有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他后来又对《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说当年的自己“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
正因此，莫言的小说从一开始便保持着浓郁的马尔克斯痕迹。《红高粱家族》的开头曾一度被很多中国作家模仿：“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这种将现在、过去和将来进行时态混摇的写法，明显源自《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如《百年孤独》一样，在后面的整个叙事中彻底打破时间的线性，走向了自由处理和任意塑造时空的全新维度。
莫言自己从不忌讳表明对马尔克斯的师承，甚至还曾主动和人们谈起自己的《金发婴儿》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很明显，《球状闪电》里长翅膀的老头就是受到了马尔克斯《巨翅老人》的启发。甚至到莫言目前为止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蛙》，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影响和致敬——小说中的姑姑最后和“民间工艺美术大师”郝大手结了婚，每天都捏泥娃娃，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给别人强行堕胎赎罪，这让人不由又会想起《百年孤独》里总是不停重塑小金鱼给孩子们的奥雷良诺上校。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莫言显然不足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纵观莫言的文学世界，那个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密东北乡才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最终成为文学巨匠的摇篮。那个《红高粱》中所写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才是莫言最终领悟“文学之道”的圣域所在。《生死疲劳》既是莫言对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致敬的总和，更是他超越自己文学艺术师承的决定性创作。
《生死疲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它的章回体设计让人感到一种形式上的逆反，而其六道轮回的内容预设，更表现了一种中国本土叙事的文学决心。《生死疲劳》从《西游记》般的地府阎罗写起，在佛家轮回意味的加持之下，用《聊斋志异》转世投胎的动物视角重构人间故事，用《山海经》神兽奇物的笔触写人类社会之外更加广阔的自然世界，甚至用《红楼梦》太虚幻境的笔法处理小说里人物的浮想联翩……
当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写下蓝千岁的表情：“看看他脸上那些若隐若现的多种动物的表情：驴的潇洒与放荡、牛的憨直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机警与调皮——看看上述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那种沧桑而悲凉的表情，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犹如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犹如飞蛾，一群群扑向火焰；犹如铁屑，飞快地粘向磁铁；犹如气味，丝丝绺绺地钻进鼻孔；犹如颜色，在上等的宣纸上洇开；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不可断绝啊，永难断绝……”我们知道，那一刻，莫言站在东北乡并不算肥沃的土地上，借由《生死疲劳》这部注定不会得到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中的“道”。
莫言的东北乡邻近蒲松龄的老家，《聊斋志异》“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辩”的叙事风格终于在《生死疲劳》中得以肆意汪洋般宣泄，那是莫言在故乡土地上汲取的文学滋养，更是中国文学特有的厚重丰盛。莫言在2007年的演讲中动情地说：“写完了《生死疲劳》，我才可以斗胆说，我写出了一部比较纯粹的中国小说。”正因此，诺贝尔奖终身评委埃斯•普马克才会在给莫言的个人评语中写道：“莫言是现实主义描写的魔法师——他观察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代主义，这才是他的特色和创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莫言的文学内核从来就不是消极的，相反他最终实现了现代主义生命意识的中国化，那是一种带着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坚定和厚重。面对多年来各种质疑、争论甚至谩骂，莫言非常像《生死疲劳》中从1950年代开始便执拗地坚持单干的蓝脸。这个坚韧的男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大风大浪和群起攻之，甚至即便连老婆孩子都不再和他一起居住劳动，却依然沉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田，依然沉默着拼命劳作，最终成为整个县闻名、整个省挂号的“单干户”。
这个人物的设定，更像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图腾，成为与西门闹六道轮回并行的定海神针。轮回里的故事展现了半个世纪的东北乡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而这个人物则在文本意义层面不断提醒着读者：有些东西必将穿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并最终打败时间。也许，《生死疲劳》更准确地说是莫言完成了对卡夫卡式荒诞意识的最终超越，就像其完成了对马尔克斯式魔幻现实的最后摆脱。
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陌生冷漠的，他将荒诞意识的无力感贯穿到了最后，虽然同样可敬，但却少了些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依然需要鲁迅先生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需要客观，我们需要清醒，但我们更需要力量。而莫言更像是对鲁迅先生的这种坚硬，进行了进一步的传承和改造。当然，这些都带着莫言自身鲜明的个性色彩，毕竟他还是那样一个温和质朴的人。这表现在《生死疲劳》中，便是莫言在小说前言中着重强调的“悲悯”二字——“是建立在中国哲学和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思想基础上的模仿之作。”
莫言写了一个带有鲜明中国本土佛教色彩的轮回故事，同时也仿佛进行了一次我们不很陌生的开示之旅。小说里的西门闹冤死后可谓“阴魂不散”，很有些日本恐怖片核心元素“怨”的味道。但最终，西门闹一次次转世，看着人们的悲欢离合，无论是亲人还是仇人，就像一幅幅在身边快速流动的长画。时光如梭，人生太快，西门闹就像《聊斋志异》里顿悟人生的书生——那些自己当年觉得根本无法化解的恨，就这样慢慢消散在人生的阅历和时光的流逝当中。
《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强调的“悲悯”其实就是佛家“慈悲”的通用。《生死疲劳》像莫言所有的作品一样，从不刻意回避罪恶和肮脏，也不刻意回避敏感问题，也许就是因为他带着这种佛性的逻辑前置，颇有些《心经》“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味道。
然而，这也并非庸俗的犬儒主义。在西门闹释然的同时，《生死疲劳》还有蓝脸贯穿全书的坚守。这正如鲁迅先生在生命最后两年为一直温和敦厚的中华民族添加的注脚：“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以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足以能参悟轮回往复的生死疲劳，而我们这个民族的韧性，也足以能让我们在这疲劳苦痛之下，永远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这便是东北乡的道，也是莫言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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