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3月14日，陇海铁路碾庄车站的日军据点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宁静。
几名新四军战士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了车站内，守在站台内的数名日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在打扫战场时，一名战士在月台东边的货运房内发现了一对来自日本青年男女。
女子年纪十八、九岁，大眼睛，高鼻梁，留着一头精致的短发，身着连衣裙，一看便不是普通人家。
面对突然出现的持枪新四军，女子吓得不轻，眼里满是惊恐，一手颤抖地打着手势，一手又从兜内掏出了一份证件，似乎要表达些什么……
当时谁人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子是日本师团长的外甥女，被俘虏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三十年来，儿子都在苦寻亲人。
一、意外俘虏
1941年抗战正处于一个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
年初，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为司令员）接到任务，拔掉陇海铁路碾庄车站的日军据点。
任务交给了新四军第三师的三大队，三大在派几名战士化装商贩刺探敌情后，发现该据点内的日军仅仅有七人，并且配有长短枪六支，榴弹发射器一门，他们夜间巡逻，白天睡觉，另外车站周围有一个伪军小分队。
刺探明白后，三大队已经打定了主意，派遣了十一名便衣新四军战士，由情报参谋徐荫堂带队，混入客群中，潜入碾庄车站。
不久以后，按照情报，一辆自八义集站的列车如约驶来，七名鬼子出现在月台上接车。
在车辆驶出站台后，这几名鬼子又纷纷回屋去睡觉了，睡前还将枪放置于枪架上才安稳地躺上床。
密切关注鬼子情况的几名新四军战士互相打了打眼色，便脚步迅捷地冲进了鬼子屋内，枪声过后，五名鬼子纷纷倒地。
此外，一名鬼子与门口负责警卫的新四军战士打作一团，随后也被处理掉，唯一的漏网之鱼是一名在厕所方便的鬼子，听到枪声大作，便迅速翻墙逃跑了。
此战我军无一人伤亡，且缴获了日军的一门榴弹炮及一部分价值不菲的枪支弹药，可谓是收获颇丰。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清理战场时，新四军战士们在月台东边的货运房内竟发现了一对日本青年男女，两人的身份皆不一般。
原来这对日本青年是新婚不久的夫妇，出身皆不凡，男的叫做山中青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的父亲是陇海铁路徐海段的军事段长。
而这个女子太田延子来历更是不一般，她的舅父是驻徐州日军的师团长，二人此次来华是为了探亲顺便完婚，他们前几日刚在东北满洲看望了当铁路段长的父亲后，此次又来徐州看望当日军队长的表哥。
没想到刚来的头一天，当军队长的表哥便在此次袭击中战死，夫妇二人也都成为了俘虏。
考虑到这二人的身份不一般，经过协商后，组织上决定将两名日俘送到了邳州县古邳镇的五工头村，五工头村是抗日根据地中心，俘虏的安全有所保障。
太田延子岁数小，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见到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们便满是惊恐，夫妇二人被押送到五工头村小学后，更是水米不进，抱头痛哭。
二、安全转移
太田延子和山中青一严格来说都算得上是日本“官二代”，身份尊贵，两人被抓，日军自然很快做出相应行动。
驻徐州的日军首先请来了当地的黑帮头子陈耀东来根据地与新四军的领导接洽，意图将两名俘虏赎回。
赎回俘虏自然不是不可以，日军自然应当付出相应的条件，我方提出：三十挺轻机枪、十挺重机枪、一百万发子弹、一百万元军票。
日军很快便有了答复：子弹与军票都可以如数给，但是却拒绝给付这么多的机枪。
双方未达成一致，因而谈判也就此终止。
但是日军一向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其另一手准备便是组织扫荡，逼迫我军将俘虏放回。
3月21日，日军方面直接组织了一万多名伪军，分六路朝着我军根据地袭来，其在周遭乡镇进行挨家挨户地搜索，意图将俘虏救回，这一扫荡便是十一天的时间。
期间，我军为安全起见，将两名日本青年分开押藏，以减轻追捕压力。
可不料，日本青年山中青一逃亡之心不死，为引起日军注意，在日军正穷追之际使用日语大喊大叫，甚至一度夺过新四军战士的枪支，威胁到我军安全，无奈之下，我军战士只得将其击毙，日军无功而返。
不久后，组织上又下令将女俘虏太田延子转移送达至师部，任务由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三营八连负责。
但是，五工头村距离师部的驻地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多公里，其间还要越过多道封锁线，穿过数个敌战区，行动中的艰险可想而知。
押送临行前，组织上还一再强调日本女战俘在押送期间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发扬人道主义，切实遵照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予照顾。
由于行动艰苦，路途遥远，加之押送期间下起大雨，行动极为不便，八连的战士们找来了一匹小毛驴来驮着太田延子行进，而战士们皆一律步行，他们白天潜伏，夜晚行动，潜伏加绕路，一连花了四天四夜方才到达师部。
在押送期间，太田延子对于新四军的看法也大为改观。
起初，太田延子在押送过程中心存疑虑，脸色惨白，双肩不停颤抖，新四军将士便上前，打着手势，指着心口，表示请她放心，她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
由于押送过程昼伏夜出，安全起见，白日宿营之时，八连将太田延子安置在连部跟前，并且专门挑选战士站岗放哨，尤为强调任何人不得擅入太田延子的房间，给足了这个日本女子安全感。
渐渐地，太田延子也感受到我军并非野蛮之师，脸色逐渐活泛了，有时给其吃食的时候，她还能够善意地鞠躬表示感谢。
三、转变与分别
太田延子原本便是一个活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且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姑娘，但由于在日本国内教育的原因，此前一度未曾对这场侵略战争产生正确的认识。
当来到师部后方根据地以后，太田延子很快便适应了环境，并且对我军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她加入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多次冒险跟随着反战同盟的前辈后藤勇到达前线据点，用日语向据点内的日军喊话策反。
太田延子富有家乡味道的喊话果然瓦解了日军军心，1942年，听到太田延子的喊话亦或许是对这场战争彻底地失望，驻扎于苏北皖北地区的几名日本军人选择了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对我军投诚。
其中有一位叫作矢口庄司的日本军曹表示：太田延子的“箭”射中了我的心。
投诚后的矢口庄司很快便成为了与太田延子志同道合的朋友，矢口庄司是日本学生出身，投诚之后，他很快便成为了反战同盟的骨干，印发一系列的日文宣传品，积极地对日本侵略作者展开了政治攻势，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矢口庄司和太田延子二人共事时日渐久，情愫暗生，很快便双双坠入情网。
1942年的春天，二人在第四师敌工部部长王子光与反战同盟的候藤勇的撮合下举行了简朴但又热闹的婚礼，得到了一众新四军战士的祝福。
二人婚后的小日子很是幸福，还生下了一个男孩。
1944年，由于日军的节节败退，抗日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促使日本天皇能够早日投降，在延安的日共中央书记野板参三下令：所有分散在国外的反战同盟成员返回日本，以加强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
野板参三还特意强调要秘密回国，不可携带家眷、孩子。
归国反战意味着胜利的接近，对于太田延子来说，这亦意味着分别。
太田延子与矢口庄司的孩子才刚刚四个月，乳名叫做“嘛嘎达”。
这天夜里，两个妇人来到了太田延子的住处，他们是孩子的收养者。
太田延子早已经在心中挣扎了无数次，尽管已经下定决心服从组织的安排，但是当将孩子转至他人手中的时候，她心中的感情仍然像洪水一般止不住地翻涌着。
“噗通”一声，太田延子已然跪地，她的眼中满含着泪水，带着哭腔道：“拜托，拜托，您二位了！”
在孩子被接走以后，太田延子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一个人又悄悄地步行了四十多里路，找到了领养孩子的人家，最后一次看望孩子。
太田延子最后给“嘛嘎达”喂了一次奶，并且留下了几件衣服和两袋子米粉，接着便狠下心，走了，这一走便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四、养育与寻亲
日本男婴的养母叫做刘凤英，是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庄稼人。
传达领养“嘛嘎达”的消息的人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叫做刘一孚，同样是做革命工作的。
“凤英，你是女救会的干部，是党的人，今天党组织让我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收养一个日本人留下的孩子，改名刘太山，这是党的秘密，任何人都不许说。”刘一孚这样对刘凤英说道。
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听完后，忙点点头，接着便跟着自己的婆母火速赶到了太田延子的住处，将刚满四个月的“嘛嘎达”抱养了回来。
尽管并无血缘关系，但刘凤英完全将“嘛嘎达”视如己出，她为孩子喂饭、缝衣、做鞋、套被，为了给瘦弱的“嘛嘎达”补充营养，她向人讨奶水，做肉糊糊，自己倒是整日吞糠咽菜。
不久后，刘凤英自己也生了一个女孩儿，但是对于“嘛嘎达”的爱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少。
嘛嘎达体弱多病，刘凤英便拖着沉重的小脚到十多里外去请郎中，为了筹钱给嘛嘎达治病，她甚至将自己的结婚戒指都卖掉了……
嘛嘎达虽然失去了亲生母亲，但他所受到的母爱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少。
时间过得很快，嘛嘎达的名字改成了刘太山，他也到了能够上学的年纪。
但是村子里的风言风语倒是让他受尽了白眼，同学们常常把他叫做“鬼子”，还有的学生甚至动手打他，这吓得他隔三岔五地逃离学校。
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刘太山却是再也不肯上学了，刘凤英责怪他：
“山儿，妈为你吃苦再多都不怕，但是你也不能不听话，你不上学，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爸爸。”
小太山满脸委屈，突然流着泪哭诉道：
“妈妈，你实话跟我说，你是不是我的亲妈妈？”
“是……是，怎能不是呢？”刘凤英一把搂过了儿子，心里涌过阵阵酸楚。
建国后不久，刘凤英和丈夫离婚了，在那个条件艰苦的年代，一个女人拉扯着两个孩子生活是很困难的，尽管生活艰苦，她始终未曾放弃过将儿女拉扯成人。
她要过饭，逃过荒，挖过野菜，始终不舍得让两个孩子忍饥挨冻，就这样，硬是将一双儿女养大成家。
1975年，刘凤英连着几天都昏睡不醒，她已经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刘太山夫妇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照顾着昏睡的母亲。
过了好一段时间，昏睡良久的刘凤英缓缓地睁开了眼，她微微动了动嘴唇，却发不出声来，她的手指微微颤颤指向了灶台，又指了指刘太山。
刘太山朝刘凤英手指的方向上看去，两个鸡蛋整整齐齐地摆在灶台上，那是母亲最后留给他的……
刘凤英至死都保护着刘太山并非她亲生孩子的秘密。
时间来到了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间的关系恢复了正常。
刘太山的养父此时恢复了工作，担任扬州军分区的副政委，他把养子接到了扬州，为其介绍了工作。
1973年的春天，刘一孚决定将刘太山的身世告诉他。
田中角荣
对于自己的身世，尽管从幼时便早已有所猜测，但父亲的话语仍然让其始料未及，刘太山紧紧地抱住了刘一孚哭着说道：
“我是中国人的儿子，我不会离开中国，即使将来我能找到亲生父母，我也要喊你爸爸……”
刘一孚对于刘太山心里是极为亏欠的，他认为自己有愧于组织的托付，他后悔没有将刘太山带着自己的身边，使得养子在幼时受了不少的委屈，只接受到小学的教育，他说：“将来如果能够见到太田延子，我要向她检讨。”
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刘一孚走遍了许许多多能够联系到日本方面的单位，但由于太田延子是秘密回国，因而始终无法得到一丝的消息，他终究是没有机会见到太田延子了。
1988年10月，刘一孚因病离世，他死前表示，希望能够由组织出面，帮助养子刘太山寻找在日本方面的亲属。
尽管中国方面多方打听刘太山的亲生父母的下落，终究还是如同大海捞针，有曾经的反战同盟成员林博二男来信称，在大阪曾经见过大田延子的身影，中国方面又前往大阪寻找，却依然一无所获。
当年的反战同盟成员候藤勇回到大阪后曾有信件来到中国，因而可以推断刘太山的亲生父母也一定回到了故土，但是为何了无音讯，却是始终说不清楚。
岁月禁不住漫长的等待，时至今日，仍然未曾有关于太田延子的消息，其是否仍然在世亦尚未可知，只愿世界和平，不要再让这样骨肉分离的惨剧再现人世间。
参考文献：
《太田延子的特殊行程》《烽火岁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