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个人,既随和又自尊。——余秋雨
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执政不到三年的唐玄宗面对一系列兵变导致的国家元气大任伤、吏治的混乱等政治局面,正全力整治之时,山东河南一带爆发了特大蝗灾。蝗群铺天盖地,连太阳都被遮蔽,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当时人们都比较迷信,认为蝗灾是上天对下界的惩罚,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神虫,眼睁睁看着蝗虫嚼食禾苗却不敢驱逐,更不敢捕杀。只是设祭烧香膜拜,请求神虫口下留情,让灾情愈发严重,并任由其向周边地区蔓延,地方政府不得不向朝廷告急。

宰相姚崇接到奏报,马上向唐玄宗上了一道奏折,针对前人的愚昧,主张要破除迷信,开展灭蝗。指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灭的道理,而对付这些害虫,只要把它们投到火堆里烧死就行了。同时指出,蝗虫既然怕人,那么驱逐它们就不是难事,而庄稼都是有主人的,只有朝廷号召起来,庄稼人肯定不辞辛苦地除虫。而且会飞的昆虫都有趋光性,只须在晚上点起火堆,在火堆旁边挖个坑,一边烧一边埋,蝗虫一定可以除尽。现在灾区的百姓除了烧香拜神,却不敢杀灭吃了他们庄稼的蝗虫,是受古人陋习的影响,这也是自古以来蝗虫一直没有被消灭的原因,如今只要破除迷信,动员起来,一定能取得灭蝗的胜利!
唐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见,派工作组奔赴各地督促灭蝗。可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禁锢太深,朝廷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蝗虫不能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更是上书提出反对:“蝗虫是上天降下来的,是天灾,要消除天灾,只有提高德行操守来让它们自行消失。刘聪在位时曾经捕杀过蝗虫,结果不但没能消灭蝗虫,却招来更多的灾害,这是前车之鉴。”表示不能从命,并阻挠工作组开展工作。
唐玄宗也拿不定主意了,问姚崇该怎么办,姚崇进言说:“那些儒生只知死读书,拘泥不化,不知道变通。事物的发展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变通之道的。北魏时山东也遭受了蝗灾,结果因为不敢组织百姓进行捕杀,致使庄稼被吃得精光,百姓饥饿难奈,发生了人吃人的惨景。后秦闹蝗灾时,寸草不留,不但人相食,连牲畜都互相啃咬对方的毛来充饥。眼下如果我们不尽快抑制住灾情的话,一定会发生饥荒,后果不堪设想。在事关百姓生死、国家安危的问题上,不能墨守成规。即便不能将蝗虫彻底除灭,总比束手待毙、事后再手忙脚乱补救要强。这事陛下不必出面,上天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让我发公文让下面去执行。灭蝗工作如果不能取得成效,或者出现什么乱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终于坚定了唐玄宗的决心。
姚崇先给倪若水下文,说:“刘聪一个蛮夷、伪皇帝,怎么能与正统圣君相提并论呢?我朝乃上天所授,皇上圣明,德行远超历朝历代,岂有邪恶不能镇压之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执行灭蝗的命令,不要再迟疑了,如果你放任蝗虫吞食禾田而不采取行动,一旦造成饥荒,必将严惩不贷!”话说得如此严厉,倪若水知道姚崇得到了皇帝的撑腰,只好老老实实地执行灭蝗救灾的命令。据说光汴州一州就捕获蝗虫十四万石,自投到沟渠里被流水冲走的更是无法估算,灾情得到了缓解。
虽然唐玄宗虽被说服,但百官仍然疑惧不安。黄门监卢怀慎就当着众人对姚崇说:“蝗灾是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制止的,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天人之间的和气。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否则再激怒上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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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说:“我只知道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就要全力去做,眼下蝗灾虽然严重,但并非不可扼制。如果说扑杀蝗虫有伤和气的话,那任其泛滥成灾,把庄稼吃光,让老百姓挨饿死就不伤和气了吗? 灭蝗救人这事我做定了,如果因此招来灾殃的话,就让我姚崇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推诿任何人。”一席让大家无话可说。果然,在姚崇的坚定领导下,灭蝗救灾工作取得很大成效,灾害被减小到最低限度,当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更没有出现动荡。更主要的是姚崇敢为天下先,打破蝗虫不可的旧法,为后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