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兰州解放，青海马家军主力被歼，马步芳父子飞逃，第一野战军1军、2军在王震司令员率领下进军青马集团的军政老巢西宁，9月5日西宁解放，盘踞西北37年的青马军阀宣告灭亡。
兰州决战歼灭了青马主力，青马余部已无力再与解放军对抗，王震司令员在临夏组织了以青马上层人物马丕烈等人为首的劝降团，前往西宁进行招降， 1军派出600人的骑兵先遣队首先入城，这个过程， 被1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国声将军总结为“重兵歼青马，轻骑下西宁”。
为什么600人敢深入马家老巢？因为青马残部已成惊弓之鸟，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之下，决定不打了，全体向解放军投降。
1军受降时，青马的低级军官和士兵就地发给路费遣散，校级以上军官送西宁“解放军官训练处”改造学习，训练处就设在西宁马步芳公馆“馨庐”，负责训练处工作的，是当时1军副参谋长杨文安，入朝作战时是1军参谋长。
这时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里， 除了马步芳父子带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留下来的青马高级军官都到了，参与守兰州的，有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100师（守东岗镇）师长谭呈祥，248师（守五泉山）师长韩有禄，190师（守沈家岭）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戎，骑8旅旅长马英等人，另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参议马元海、骑14旅原旅长马成贤等人，除去在张掖投降的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青马作战序列里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全都进了这个学习班。当时全国报纸的报道，很给青马投降人员面子，所用的词都是投诚。
举办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收容、管理国民党被俘、投降军官的通例，各个野战军都有，一野也不例外。学习改造中，这些人有病故的，如马元海；有参加解放军和政府工作的，如马文鼎、韩有禄，马振武等人，韩有禄1950年还被台湾以“叛国投匪”罪免官通缉。
青海解放时，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与全国其他地区没有任何不同。相关资料里，找不到任何“不接受青马投降”的记载，这种说法与中央统战方针和民族政策大相径庭，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严重背离，更是对当年一野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艰苦付出和流血牺牲的无知和无视。总有人不顾这些基本史实，把解放西北说的轻松无比，但只要问他们一句，既然不许马家军投降，马家军的高级军官都哪儿去了？马上就编不下去了，因为本来就是时间地点人物找不到任何出处的“三无”段子。
在解放军接受青马残部的投降后，从1949年年底开始，发生了马家军残余势力的叛乱，训练班里的相当一部分青马将领，因发动或参与叛乱而被制裁，是他们认不清形势而咎由自取。事实是，解放军本着宽大为怀、积极争取的原则，对训练处参与叛乱的青马军官，一再派人做工作争取其回头，如对马忠义、韩起功、马英等人，都进行了多次招降，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不是军事打击力量不足，而是为了争取群众。
青海落后闭塞，少数民族群众对解放军的政策不了解，而且受叛匪长期的控制、蛊惑，一旦趋向对立，叛匪的裹挟面会越来越大，那样，在新区建政和土改根本无从谈起。当时1军能在短期内做到 “在农业区站稳，在牧区立住脚”，正是因为军纪严明并坚决执行了民族政策。马家在青海盘踞多年，强制推行“两丁抽一，三丁抽二，以马代役”的征兵手段，马部士兵是不允许退役的，人老了就发配到牧场放羊或到辎重队赶车、做杂役，有些县平均两家就有一个当兵的，民众苦不堪言的同时，与青马军队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彻底摧毁马家军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就必须最大程度地争取群众，分化旧有的青马阵营。如果解放军不接受投降，岂不成了这些人裹挟群众、持枪对抗的借口？争取群众绕不开对青马上层的统战，青马上层人物对群众的影响力无法忽视，对青马军官的宽大，完全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即使这些人大多参与了围剿红西路军。
在这些民族关系和宗教影响极为复杂的省区，执行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争取当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是解放西北西南的正确决策，没有这个政治高度，大西北就不会迅速解放。进军青海的1军如此，进军新疆的2军6军如此，进军宁夏的华北19兵团如此，进军西藏的二野18军更是如此。
为防备青马残余顽抗到底，向青海进军时，除了一野1、2两军，还有华北18兵团的62军，三个军近十万人渡过了黄河，因政治争取青马残部成功，2军得以离青入甘火速进军新疆，62军得以迅速归建进军四川，解放宁夏的19兵团部署在陇海铁路沿线，在抗美援朝开始后，得以作为第二批参战部队迅速入朝参战。留驻青海的1军，除了剿匪建政，还要承担青海方向的进藏任务，要修建青藏公路，还要作为西北军区主力，在1952年入朝参战。
有人见青马残余全部投降的事实无法否认，又说什么，是兰州战役前不许青马投降甚至起义，这更是无任何历史依据的杜撰，兰州战役解放军付出了9000多人的伤亡，马家军被毙伤俘27000多人，如果青马有投降的意愿，兰州能够兵不血刃解决，非要这样打个尸山血海吗？事实是从统帅到彭大将军，对青马集团的顽固性把握的非常清楚，兰州决战不可避免，不打掉青马的主力，西北的解放无从谈起。希望这个段子的附和者们正视历史，不要觉得段子听起来痛快就盲目跟风，这种谎言的始作俑者用心叵测，目的是挑拨民族矛盾，解放军的强大用不着靠这种低级到无脑的段子来衬托，围剿西路军的主力青马100师、青保一团等部都被歼灭在兰州，即是最好的证明。
青马高层军官投降后，只要认真接受改造，本有一条明路可走，训练处的管理也相当宽松，但是有人有路不走，屡降屡叛，有的本来就是诈降，非要顽抗到底，当然就不能客气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马英。
马英个子矮小，绰号“尕马英”，在青马军中以干练凶悍闻名，投降时是青马骑8旅旅长，骑8旅为青马的骑兵主力，也是青马出兵陇东的唯一一个骑兵旅（青马的骑兵建制里，还有一个独立骑兵第五团，为派出参加抗战的骑8旅缩编而成，后编入骑8旅。另有青海保安骑兵第一团，也是骑兵主力，兰州战役中被打垮），青马以骑兵闻名，但部队并不全是骑兵，其起家部队100师就是步兵，兰州战役时守三大主阵地的也都是步兵师，所不同的是，青马的步兵师都是两个步兵团加一个骑兵团，每个步兵班里都有一匹马负责驮给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青马骑兵已经不是一窝蜂的野蛮乘马冲锋，视地形条件和战场情况，也下马作战，以步兵队形进行攻击，在抗战后期，马步芳开设过一个82军、骑5军军官训练班，青马各级军官都按照国军的军校教材进行轮训，作战方式有所变化，装备也大为改观， 马继援出兵的时候，其82军直属部队就是用150辆卡车运到陇东的。
青马第一次和西北野战军交手是在合水，当时王震率西北野战军359旅、教导旅等部攻击合水城，守合水的是骑8旅重兵器营和当地民团共千余兵力，在一野部队的猛烈攻击下，城内守军退到城角一隅的“葫芦把”固守，而骑8旅主力则疯狂驰援，多处突破西野的阻击阵地，王震率部撤围而去。合水一仗打的相当激烈，359旅旅长郭鹏、教导旅一团团长罗少伟、副团长熊光焰、二团政委关盛志都负了枪伤。
马英的骑8旅1团，在之后的攻击子午岭、夺占长武彬县、迂回冉店桥、激战张家坡诸战中，凭借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 频频突破西北野战军的阻击线，给西北野战军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最嚣张的一次，冲到了六纵纵指和旅指挥所附近，在解放军的顽强抗击下才没有得手，使马英骄横一时。西府战役中，骑8旅追击撤退的西北野战军主力，与胡宗南的整编65师迎头相撞，因联络不畅，双方恶战一场互有伤亡，整65师抓住了几个青马的人，因该部原属粤军系统，听不懂青海话，青马的人更听不懂粤语，暴打一顿也问不出个一二三，最后写了字才知道是友军，马步芳只问自己人吃亏了没有，被告知粤军伤亡远大于自己，才放了心，马继援却因骑8旅贻误战机，撤掉了旅长马步銮，由马英接替旅长一职。
在此后的咸阳和固关战斗中，骑8旅充任侧翼警戒和预备队，未遭沉重打击，兰州战役中，骑8旅守卫北岸河防，基本上建制完整地撤回了青海，所以马英自认为还有实力，在青马高级军官召开桥头会议，决定向一野投降时，只是在一旁嘿嘿冷笑，在众人给彭德怀司令员的信上，唯独一个没有签字的就是他。
马继援飞走前，曾给手下青马高层写了9封信，叮嘱部下“战马变耕马，武器藏地下，待机而动”，这些信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加上消息闭塞，青马军官连“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开始，美国要用原子弹轰炸北平”这样的谣言也信，所以才发动了后来的叛乱。马继援登机前，马英是少数在机场见到他的青马将领之一，马继援问马英下一步的打算，马英说要带人去陇东打游击，马继援为了鼓励他，专门写了一张便签盖上私章， 批给军牧场的牛羊数百头以充军资，一旁的亲信忍不住开口：军长，都这时候了，你把整个牧场划给他算了。结果被马继援狠狠白了一眼。马继援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权威，马英则顿有临危受命之慨。
陇东是革命老区，解放战争中虽然曾被青马一度占据，但此时早已解放，在那里打游击也就是随口一说，都知道陇东是产粮区。青马残余曾有过多种打算，如100师师长谭呈祥在兰州溃败一下来就喊：好枪好马我要哩，柴达木进去哩，共军人多我就跑，人少我就打。此外，青南草原是他们最可能选择的去向，劝降团的马丕烈以长者的身份说：从前我们去，藏民都是捧着哈达，端着酥油茶出来，现在恐怕一粒青稞都不会给，你们半路上就会被抢被杀。众人听后默然不语，都知道这是实话。
解放前青海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马步芳对果洛、玉树地区的部落多次屠杀，一味依靠军事手段，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马家军曾逼迫青南的部落到西宁献马献宝，这些部落带着大量骏马、带着猞猁、熊皮等礼物走到半路，传来马家军覆灭的消息，头人们大喜之下没有返回，而是继续赶到西宁，非要把礼物送给1军，廖汉生政委再三婉拒都不行，只好也搜集了大批礼物回赠这些头人，这段历史有影像记录，片名叫《红旗漫卷西风》。调解、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宿怨，禁止民族仇杀，也是1军在青海做出的重要贡献。
马英第一次被抓住是在门源马场，解放军根据群众的报告，出动骑兵包围，马英带180余名部下缴械投降，被送进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第二次逃跑被发现被带回，也并未对他进一步处理。训练处很自由，家住西宁的军官晚上可以回家，第三次，马英借口寻找妻儿请假离开，再未归队，这一次开始闹事了，这就是发生在1949年12月5日的青海大通、门源叛乱。
叛乱发生时，大通和门源等地的驻军很少，除了外出执行任务的人员，留守的兵力与地方干部加起来多则百十人，少则四五十人，而叛匪少则数千，多则上万，马英等人裹挟煽动大量群众，割断电线，堵塞道路，打旗擂鼓来势汹汹。马步芳的妹夫、大地主冶生华大喊：都给我放心上去打，你们的口粮我管十年！
城上的县长对着喊：马步芳都卷着家当跑了，你还在这里骗人，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你有没有明天还不知道呢，大家不要上他的当，都回家去吧！
驻守大通各处的是1军3师9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团政委余金龙当机立断，带着机炮连的百十人，冲出西门，他要把驻在硖门的四连接回来，避免被叛匪各个击破，四连的驻地也遭到上千叛匪围攻，余金龙下令：全体上刺刀，机枪开路，他们冲破包围，把四连接回了县城，马英虽然煽动起来的人不少，但这些乌合之众早已不是训练有素的骑8旅，攻势受挫，大半散去，而城内的农会则组织群众协助守城，区县领导多是1军调来的各级营团级政工干部，他们战斗经验丰富，危急时刻心不慌，手不软，区委书记等人都能熟练使用机枪，打的叛匪始终无法登城，只有一个赤膊叛匪轮着双刀爬了上来，被一位区委干部一个突刺捅了下去，大通和桥头的守备战，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
门源的情况很严重，当地驻军兵力不足一连，数千叛匪发起了疯狂进攻，城头一挺重机枪要封锁150米的正面，在4位打机枪的干部战士相继牺牲后，县城陷落，主持工作的副县长翟鸿儒率部突围，在野外遭叛匪杀害。
叛乱发生后，1军立即组织机动兵力驰援，援军在3师师长兴中率领下赶到，各处叛乱迅速被平息，马英在溃逃中被师骑兵营的司号员连发两枪击毙。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那时的地方干部，青海建政初期，因人员缺乏，地方干部要从部队抽调，大通县委书记李传常30岁，是原2团副政委，县长马有成28岁，是原2团政治处副主任，县委县府合署办公，领导班子里一个副职也没有，全体工作人员算上通信员、炊事员和养马的不到四十人。平时绝大多数人要下到各区乡，宣传民族政策，摧毁保甲组织，建立政权，成立农会和民兵，征收公粮，帮助生产，登记青马的散兵游勇，搜剿散落民间的枪支弹药。轮到谁下乡，两人一组， 打起行李背上三八枪就走，有马骑马，无马步行，人人都是多面手，个个都要肩挑数职。主持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自兼秘书、收发 、文书，遇到叛乱还要组织战斗，随时接受生死考验。那时是供给制，县长、县委书记每月津贴2.8万元，普通干部2.4万元，不过是旧人民币，每万元折合新币1元。那时的地方干部真是好样的。
马英毙命后，马忠义、韩起功、谭呈祥等青马骨干陆续发动叛乱，至1951年全部被平息，马家军阀的消亡过程，事实清晰，史料确凿，1军解放青海，军地共同执行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的历史，抓铁留痕，不容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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