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
——民国《平阳县志》
继2018年2月《刘绍宽日记》出版之后，以刘绍宽为主编纂的民国《平阳县志》历经五年的整理，其点校本2020年9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民国《平阳县志》是民国时期温州唯一刊行的一部县志，是一部名志，洪焕椿在《浙江方志考》中评其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它是如何编纂的？主要有什么地方值得今人借鉴？现试择要略作阐述，管窥蠡测。
师徒配合 功德无量
▲ 民国《平阳县志》主任 王理孚
1937年，王理孚在致“云南状元”、曾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穀信中说：“深悔少年轻躁，奔走革命，其所得竟非所望，自分非特无功，且增罪过，于是无意再出，日以垦草修书为务，持之十年，得书近百卷，垦草足养万人。”王氏“垦草”即指开发南麂岛，“修书”即修志，一事功，一文化，可见修志在王氏心目中的地位。同时王理孚随信还向自己的老领导（王氏曾任省提学使司科长）“谨呈”新修《平阳县志》一部。
门生修志，恩师编志。现在新出版的民国志点校本封面上著者一栏署“王理孚修，符璋总纂，刘绍宽副纂”，有些读者表示不解，怎么把王理孚大名也写在前面？其实对以前志书编撰过程有所不了解。那时地方上很多事务都是由绅士操办，自治程度比较高，有点类似于“小政府，大社会”。地方长官经常只是提倡者，也没有多少资源、经费可以支配。修志事业也一样，官方提“盛世修志”一说，六十年要修一次，有经费，也是不多的。也没有硬性规定什么时候开始修，什么时候完成，具体编撰些什么内容。总之，官方没有管得很细，基本上不插手具体事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再辞张郡侯修志书》中说：“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具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只要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不写丑恶的、伤风败俗的等内容就行。
谁修志，就如同谁修桥造路一样，有了钱，才能鸠工庀材。因此出资方就很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修志是一项公益事，可谓留芳百世，功德无量。如民国时期以陈训正（陈布雷堂兄）为主编纂的名志——宁波《鄞县通志》，也是由集资而刊行的，“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这样比较自由宽松，容易修出名志，不会有黄宗羲“公志每不如私志”之叹。王理孚在鳌江有王广源商号，在其次子王文弨的精心经营下，风生水起，家财雄厚，远近闻名，不仅是鳌江首富，也可以说是当时平阳首富。王家又是书香门第，“富而好礼”，其恩师刘绍宽出任《平阳县志》编纂的主要人物，他当然会鼎力相助，互相成就名山事业。
▲ 民国《平阳县志》副纂 刘绍宽
《刘绍宽日记》民国四年（1915）四月廿五日载：“为修县志事开会，议举修志主任王志澂，得廿四票。”毫无疑义，王理孚当选为修志局主任。是年七月，刘绍宽拟定县志纲目、采访事例等，八月一日，正式开局。其实早在民国二年（1913），县知事项霈就因禁烟罚金多余下来的钱问大家有什么用，都说修志好，于是推举王理孚负责修志这件事。开局才三年，禁烟罚款用完，其间曾发生“公款为人挪用，暂行停办”（符璋《平阳县志序》）的事。接着陆维李知事向省长请示，批准在田赋（土地税）上另外征收一份钱，限期为两年，其实不够用。之后至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平阳县志》刊刻成书，在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里，修志经费不够的部分都由王主任自己支出。师生配合，同事齐心，才没有断炊或揭不开锅的时候。
开局修志当年，刘绍宽即聘请永嘉“寓公”、学者符璋（有号曰后江东生，江西宜黄人，晚年寓居温州城区）任总纂，自任副纂，周喟、鲍铭书、夏绍俅、刘蛰（即刘绍宽胞弟刘绍瑀）任分纂，各当一面。《刘绍宽日记》修志部分没有写总纂符璋有来平阳办公的内容，可能漏记，《符璋日记》（陈光熙点校我，2018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有，民国五年三月三日，符氏到平阳修志局，之后一年里断断续续来平阳参加编志，民国六年就离任到上海去了。志书刊行时，符总纂应邀写了一篇序，其中说：“刘君素服膺章实斋书，又兼综各家，不暖姝一先生说以自胶柱，与余持论多合。又为故训导钱塘吴承志、故户部瑞安孙诒让高足，渊源有自，学行并优，所约诸君一皆沆瀣，故余绝无异同。”没有异议，最后说：“且得挂名简端，为深幸焉。”自认总纂一职是挂名的，诚实不欺，学人风范。
继承创新 渊源有自
▲ 民国《平阳县志》（点校版）
古人很多志书都是一两个人就能编成，内容简单，一支笔到底。那时一般是在原来旧志的基础上进行续写，把旧志进行改写、重组，再续上新的内容。到了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今非昔比，单枪匹马，已不能胜任，得有“小分队”，如何协调好？志书这种“旧瓶”是否能装得下“新酒”？新鲜事物如何与旧志纲目衔接？有时枘凿难符，都是修志人面临的问题。
平阳县知事沈陈棨在《平志序》中说：“刘君又言：今之修志者，自清以前断代为书，民国以后别撰新志，以新旧政制每相悬绝，通合为一，檃栝为难。”那时就已有撇开旧志不管，就像现在二轮修志一样，二十年修一次，就修最近的二十年。沈知事认为还是要合在一起，“若惮于制裁，断代纪述，乃苟简操觚而已，非著书之正式也”，目前还没看到过“断代纪述”这样的旧志。史有断代史，志没有“断代志”的说法，“断头志”说法也不对，因为整个古代几乎没有了。如民国二十五年开始准备修《永嘉区志》，刘绍宽在是年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说：“午后二时永嘉区开会，……同时开纂修《永嘉区志》会，到者孙孟晋、梅冷生、徐世康、沙迦耶、杨雨苏、刘贞晦。发议时，孙孟晋主前清截为府志，民国另为区志。刘贞晦主专修民国为区志。最后决议，从杨雨苏说，从前皆通为区志。两会皆推余为主席，许专员列席。”“最后决议”就是从古到今都编成一部区志，还是不好操作。区志开修会议都开了，大家意见还是不统一，翌年二月九日，刘绍宽在日记中说：“余为区志委员代表，孙孟晋来商区志办法。余拟提一案，应专修民国以来，勿牵涉旧府志，庶易就绪。”如是这样，古今分开，“非著书之正式也”，这是古代志书从来没有的，不是著书的正式，也许可以说是志书的“别裁”。最后区志没有修成，不了了之。民国初年编的《平阳县志》不一样，它充分吸收了乾隆《平阳县志》，这样就不需要再看以前的旧志了，而且在很多地方进行了创新，保证新酒能很好地装进旧瓶。
光绪年间，平阳训导吴承志已开始编纂《平阳县志》，历时十多年，已初步成稿，内容应该是以古代的为主。吴氏出自诂经精舍，系俞樾高第弟子，可以与孙诒让相颉颃，旗鼓相当，应该同属当时全国第一流学者。《刘绍宽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廿日载：“吴祁甫师承志纂修《平阳县志》粗成，谋梓，同人为筹刻赀，即午设席于婴局，议加米每石钱一千文库卷，每户另发小票，注明一年即止，为法颇便。”后来没实行，出书经费就没有，再加上受到孙诒让为首的反对，说这部志书没有给镇压金钱会的张启煊、杨配篯等立传，不了了之。吴逝世后，这部志归他的另一位门生、平阳当时最大绅士陈筱垞保存。民国四年八月开始修志，这部志稿应该就在刘绍宽的思考之中，是年十二月十日，刘绍宽在日记中说：“夜陈少文承绂来，言吴祁甫师县志稿如得赠束脩，可以取出。”要看要用，得付费。后来不知道有没有付费给陈氏，志稿是供刘绍宽他们用了，刘氏在民国九年五月一日的日记中说：“陈筱垞来检吴祁甫师志稿，仍存局，乞封寄吴子修先生庆坻。”此时修志时间已进行到一半。刘绍宽继承了其师吴承志修志的成果，充分运用了考据大师这部志稿，加以吸收消化，成为民国《平阳县志》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承志《平阳县志》稿没有给镇压、防御金钱会的平阳那些主要人物立传，根据黄宗羲的标准，不写，也是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当然会受到孙诒让他们的反对。轮到刘绍宽编志，就与瑞安孙家立场一样，给一批因金钱会起义，获得军功而起家的人物写了传记，如殷鸿畴（殷汝骊父亲）、杨配篯父子、杨佩芝等。到了1993年版《平阳县志》，杨配篯他们就看不到了，把金钱会首领赵起立传了。如想全面了解金钱会历史，还得看民国《平阳县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轮修志，“详今略古”，旧志中很多内容、人物都在删削之列，如列女节妇、孝义等次要人物，选举志、经籍志、诗文征等几乎都没有了。选举志有的只列个进士、举人表，其他科举科目、其他途径获得功名的人就没有写了。一般都是这样，根据需要删取旧志。其实修志如造谱，新族谱出来，一般不用看旧谱。现在不一样了，新志（续志）出来，还得看旧志，一本不够，还要看两本、三本……因为现在规定二十年修一次，不断有续志出来。
在修志期间，民国六年（1917）八月，刘绍宽还再次出任温中校长一职（当时校名为浙江省第十中学校），由于诸多不愉快，至翌年十二月离职，共一年三个月。他在给吴璧华的信中说：“如弟于此处得能歇手，专心壹意于乡邑修志之事，不致半途废弃，名山之业亦自有在，恐先生亦不必以为谬也。”
▲ 民国《平阳县志》
总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平阳县志》刊行，共九十八卷，三十册，附地图一册。
“三书”结合 “四善”臻美
董朴垞《孙诒让学记》中交游部分刘绍宽传略说：“绍宽自辞中学后，纂修《平阳县志》垂十年，裒然成集。其体尽法章氏实斋‘三书’例，特详文徵，为近出新志之冠。” “三书”，即指志书由志、掌故、文徵三部分组成。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中说：“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文徵包括诗徵，“大旨在于证史”（“徵”字此处不简作“征”字）。民国《平阳县志》三十册，其中文徵就占十册，共三十六卷，全志三分之一多。现在点校本分上、中、下，文徵部分刚好全部分在下册。
清代乾嘉时期修志及其相关的方志理论有两大家，一是皖派戴震，研究《水经注》，其修志实践及方志理论，注重地理沿革，一是浙东学派章学诚（字实斋），研究历史文献，就注重文徵。我们这边属于浙东学派范围，“刘君素服膺章实斋书”（符璋语），刘绍宽编志，就更重视对文献的搜罗，可谓毕其功于一役。陈增杰教授在民国《平阳县志》点校本首发式上说自己两次用到这部志书，写《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两书时，从中获得很多材料，内容丰富，谨慎严密，都注有出处，有线索可查，给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如其中人物志，很多事迹都是以后面文徵中的文献（如墓志铭等）为依据。当然，民国《平阳县志》地理沿革部分也是编撰得非常详细，刘绍宽在第一卷《舆地志》前面序中就说：“郡县志于目录家属地理。地理，志之本也。”没有“如吴氏（吴承志）稿本之泥古”（符璋《平志序》）。
这部志书主要优点，符璋在序中概况为“四善”：体例之善、搜罗之善、考据之善、叙述之善。符氏已说得很具体精确，不佞再罗嗦几句。如考据，刘绍宽师承考据大家吴承志，有专攻。引用吴氏志稿时，很多地方注曰“吴纂”，不掠师之美。如不同意其师考证，即实事求是，说明理由。全志小字夹注触目皆是，旧志、档案、采访、吴纂、纂（新写的），等等，分得一清二楚。平阳周干先生曾在方志刊物上发表《新方志应重视资料出处的注释》一文，其中举民国《平志》为例，如：“民国《平阳县志·武卫志》，说明的夹注173条，资料出处的注释147条，所引注的资料有《系年要录》、《明会典》……”如不重视注释，上文说：“易使修志人员产生马虎心理，增加审稿难度，使志书易出差错。”切中肯綮。有注牵制住，正文就不易如“天马行空”一样杜撰。刘绍宽在《重修平阳县志跋》中说：“至于事迹出处，未敢一字臆撰。”犹如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这部志书是典范之作，确实值得今人借镜。至于“叙述之善”，如此志每卷前面序言就写得简明扼要，精彩纷呈，以致刘绍宽把这些短文都收入自己《厚庄诗文续集》中（见《续集》卷一《平阳县志篇目序（子目小序附》）。
这部志书当然也有瑕疵，瑕不掩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沈知事在《平志序》就说：“刘君又言新《志》稍繁，将别约成一编，虽不如《朝邑》、《武功》之简要，而事增文减，当视前志更少篇帙。”刘绍宽自己认为此志“稍繁”，有些多，想简约编一本，继续创新。
刘绍宽编纂民国《平阳县志》，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兼具史才、史学、史识之“三长”，复具史德，偕高足王理孚及其同仁，整整十年，磨成一剑，成为一方名志。
曾任瓯海道尹、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为民国《平阳县志》所撰写的序言（选首、尾两页）
来源：文荟平阳
作者：陈骋
责编：朱伟伟 审核：杜友男
监制：潘瑞波 郑月丽
如有侵权或违规内容，请联系我们
小编邀你收藏平阳第一时间
微信改版啦！
学会以下三步，将我们设置成星标！
这样，就能每天及时收到新闻推送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