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到浙江奉化雪窦山游览。雪窦山风景秀美，但人迹寥寥。我在山中很快便迷失了方向，兜兜转转之间，忽然看见路边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尊王安石的石像，在绿树掩映中颇为寂寞。
我当时立刻想到了熙熙攘攘的西湖边上昂首挺立的苏东坡像，这地位差别是何等的悬殊，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涌上心头。
前几天，诗人雷格准确地说出了我的体会：“学士风骚百代，相公寂寞千年。”
千年以来，苏东坡苏学士尽得风流，杭州惠州儋州，到处都有他的故事在流传，提到乐观豁达必提苏东坡；但是王安石，生前身后都争议不断，几乎被骂了千年，流传了个寂寞。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我们短短的一生能够恰好遇上几个人的千年诞辰呢，籍籍无名者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湮灭，能名垂千年仍如雷贯耳者寥寥无几；又有几个人能赶上大人物的千年诞辰呢，写《王安石传》的梁任公就没能赶上，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
所以在王安石诞辰日12月18的当天，学界有纪念王安石的学术研讨会，民间自有民间的纪念方式——那就是，学子们纷纷祈求Jeff（介甫）保佑当天进行的四六级考试顺利，真是新时代新景观。
我对王安石一直比对苏东坡更加偏爱，原因可能是先入为主。
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名字叫做《三难苏东坡》，故事是说苏东坡自恃才高，随意修改老师王安石的诗，自作聪明地在老师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后面添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结果，被现实打脸，满地黄花憔悴，菊花也是要落的。
我觉得老师肯定比学生厉害啊！
可是为什么到了后来，我还是更加偏爱王安石呢？
明明是苏东坡写诗更好，“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多么奇妙又多么自然。而王安石被人传颂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被奉为炼字的典范，但是我偏偏觉得这个绿字实在是压住了其他字，显得有点刻意而不够自然了。
我反倒比较喜欢他的另一首小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估计也是王安石自己的写照吧，他就是一枝对抗凛冬的白梅。
明明是苏东坡更加风流，我偏爱王安石，不是因为他有才华，或许是因为他性格执拗？
王安石勤奋博学、淡泊名利，却又争强好胜、性格执拗，被人称为“拗相公”，这不是典型的“真性情”吗？历史上，杜甫就是这样性格褊躁之人，他因直言顶撞，差点被救济他的恩人严武杀掉。
率真执着的性格自有其好处，一方面，它可以让人专注于某一方面，产生巨大的成就，杜甫写诗的水平就登峰造极；另一方面，这种个性其实是易相处的，因为他喜怒形于色，不会藏着掖着。《红楼梦》中林黛玉会当面就把花儿一丢，说，“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的也不会给我。”薛宝钗就绝不会这样，宝钗总是安分随时，但是你也别想得到她的真心。
太搞笑了，难道我偏爱王安石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绝对不是，王安石最大的魅力来自他的政治家体质。
王安石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堪称“政治家”的人物，俗话说，“谢安石，王安石，治国安邦两安石”。王安石也自视甚高，自比孟子。他老师欧阳修夸奖他文章写得好，“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您就是李白再世，当代韩愈啊！不得不说欧阳修夸得不在点上，王安石自然不认同，他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我志不在文学，我的目标是孟子！
其实，以我们粗陋的见识，王安石应该对标的人物是管仲管子。后者是中国古代的“凯恩斯主义”推行者，春秋时的齐国正是由管仲发起改革，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对经济进行宏观管控，才实现了霸主的崛起。而王安石推行变法，也是意图通过税收改革来增税、调节贫富，利用信用借款来刺激经济，从而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由于种种原因，诸如触动了大地主的利益、政策执行走样、他本人性格上的暴躁极端不能容人、识人不明被小人利用……等等。
于是上千年来他成了历史的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明明他在先进发达地区鄞州已经局部试验成功了的呀！不是他的方法不好，而是所有的配套条件都在背弃他，时代跟不上他的做法，王安石与现代的我们更接近，反而与他同时的人物格格不入。
古人推崇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但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知识分子占据了话语权，才把“立德”排在了首位。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成为高高在上的圣人难，还是躬身做事更难呢？
反正我觉得，做事是相当难的。如果你想让别人都称赞你很容易，只要光说不做就行了；但是知易行难，只要你开始行动，必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必定会有臧否。改革者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无数种悲剧的可能。
毕竟时代已经改天换地。有时我想到我们的朱总理，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总理无惧，以雷霆手段推行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时的质疑改变不了大国崛起的趋势，历史终于证明了这位改革家、躬行者，他比圣人更艰难、更伟大。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不畏浮云但浮云重重，王安石终究不能冲破时代的迷雾，他不能克终大业，徒留下北宋的不幸和千年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