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达数千部的方志是因为响应君主下达的修志诏令而完成的，比如1418年永乐皇帝的圣旨、1454年景泰皇帝的圣旨。这些方志呈送到朝廷时往往是手抄的副本，其原稿或同时产生的其他手抄副本则会保存在当地。此外应本省或本府的要求，州县也会完成一些方志的手稿。
浙江《严州府志》的编纂，就是为了响应1454年景泰皇帝的圣旨。该志的一份手抄本呈送到翰林院，另一份保存在府学中。记载里以“录本”“副本”来区别于原始手抄本的“正本”或“底本”。因为严州府收到了上级要求编纂方志的命令，因此它很可能将正本存放于衙门中。将手抄本放在当地衙门和儒学里，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1557年版广东《翁源县志》也做了两份手抄本，一份放在衙门，另一份放在县学。1434年，宋骥赴任南直隶的徐州，成为州学学正。他要求学生们将当地应1418年圣旨编成的方志拿给他看，但学校里找不到，最后是在衙门里找到了这份匆忙编纂的方志的副本。这个例子表明，人们会很自然地以为在儒学里能够读到方志副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地方官在将稿本呈送朝廷之后，常常希望还能借助副本对方志进行增补、刊印，因此，方志手抄本的副本并不总是存放在学校。当然，许多方志最终也没有刊印，而是很快丢失了。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方志编者们经常提到，早年旧版的志书已经杳不可寻。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出现在本书参考书目当中的洪武、永乐时期的旧版方志。
地方上反复地提交志稿，结果是使朝廷收藏了大量的方志。这种收藏的规模可以从藏书的目录里窥及。在前文第三章中曾提到，1441年的《文渊阁书目》将方志分为“旧志”和“新志”两部分，前者列出600部，后者列出568部。文渊阁的藏书曾毁于1449年的一次大火。到了万历时期，《内阁藏书目录》中列举的方志总数约880部。根据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人们可能觉得朝廷应该有更大规模的方志收藏，但是地方上编纂的方志并不会定期全部呈送到朝廷来，图书馆中的藏书还可能会被某些官员窃取。此外，为了国家修志工程而呈送到朝廷的方志，未必就会保存在这些藏书阁里，因为像1418、1454年的国家修志都是由户部、礼部和翰林院等部门实际主持的。
除了上述的主持部门，至少还有一个中央机构在搜集地方志，那就是行人司。该司的官员被派往全国各地时，也会收集图书。他们在1602年的藏书目录中设有“地理类”，其中列举了270部作品，绝大多数是府州县志。行人司专门负责向高级政要人物传达那些非常规的信息，获知有关地方的详细情况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
朝廷藏书中方志的受众，无疑是皇帝和官员。正如第一章中讨论的，正德皇帝想要在去南京的旅途中阅读方志；景泰皇帝想要在闲暇时阅读各地方志，而发出了修志的诏令；这都不是为了惠及当地的、普通的读者。许多明代前期的方志手抄本都有副本收录在《永乐大典》中，这部类书始编于1403年，完工于1408年，当时仅有手抄本。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和朱鸿林（Chu Hung-lam）所言，《永乐大典》之所以仅有手抄本，是由丛书的性质以及它的目标受众决定的，并不是要避免印刷的成本。这项浩大工程的最初启动，既不是为了文化传播，也不是为了增进受教育阶层的知识水平，而是为了给皇帝及其亲信文臣们提供一座可资参考的图书馆。
方志编者们强烈地感觉到，位于宫中的藏书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都将是难以企及的，这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呈交手抄本方志之后，就迅速付诸刊印。1418年，朱徽刊印了他的家乡江西新城县的方志，就是为了在民众中传播，因为手抄本呈送之后，“不易为民所见”。1454年，在翰林院发布了修志规则之后，湖广行省的荆州知府编纂了一部方志，先是制作了一份手抄本呈送给朝廷，随后又很快在府衙制作雕板，刊印成册以扩大读者群。他希望人们，甚至是远道而来的人们能够读到这部方志，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是难以看到朝廷藏书的。1457年版广东《惠州府志》是在1455年送呈朝廷的手抄本基础上扩充编辑后的版本。编者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接触手抄本的人群实在太少。
只有部分官员可以读到朝廷收藏的方志，其中多数是翰林院官员或者其他的高级官员。有证据表明，地位较低的官员也有办法直接或者托人设法读到这些方志。有些官员是在编纂新版方志时，使用了朝廷保存的较为稀见的旧志。还有一些官员则需要将方志作为参考书使用，甚至能够随意翻阅。1493年，来自翰林院的经筵讲官李东阳提到：“予读中秘书，见天下图志简帙山积，时取而阅之。”明初内阁首辅杨士奇（1365—1444），受邀写一篇序言时，曾到馆中查阅江西饶州的方志。太子少傅李（1521年致仕），河南彰德人，他在1519年从朝廷藏书中借出了家乡在宋元时期的方志，并送到彰德给编修新志的作者们使用。
上述讨论的俱是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可以直接获得国家藏书中的方志。对级别较低的官员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北直隶的易州位于北京南面100公里，它的知州戴敏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当他开始编纂1502年版的方志时，先请一名本地人撰写草稿，又写了一封信给兄长，时任兵科给事中的翰林院庶吉士戴铣。他请求兄长帮忙查阅旧志并润色草稿。戴铣接受请求，读完草稿后，将其中的条目与朝廷藏书一一比对。等到他修改完毕后，戴敏便到京师，从兄长处取回了志稿。
存留在地方上的手抄本，是供人们在完稿到刊印之间的过渡期内阅读使用的，既有可能保存在本地，也有可能流传到外地。举例来说，根据1084年版《吴郡图志》的序言记载，1011年的本地图经非常简略，到11世纪70年代时，其中的内容已经过时了。大约在1078年，苏州知府请朱长文增补旧图经，他接受了这一请托。当朱长文完成时，原知府已经迁任他处，朱长文便将增补完成的方志存放于家中，没有公开出版。三年后，应新知府的要求，朱长文润色了他的志稿，并誊抄了一份置于衙门里，以备官员参考。此外，他还誊抄了一份置于家中，供他人阅读。1098年，新到任的官员决定刊印这份手稿。他认为即使衙门存有手抄本，也鲜少有人读到，因此，1100年时决定在衙门的库房中制作雕板。这样看来，在朱氏志稿完成后约20年里，它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供人阅读的。另一个相似的事例发生在元代。一位曾担任益都路税吏，名为于钦（1284—1333）的山东人编纂了一部地方志《齐乘》。他收集资料后完成了手稿，存放在家里。1333年临终之际，他交待其子于潜说：“吾或身先朝露，汝其刻之。”于潜当时也是官员，一直到1351年他才完成父亲的遗愿，出版了此书。据他所说，此前一直忙于公务，难以脱身。从于钦去世到方志刊印的18年间，《齐乘》始终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于世。1339年，名臣苏天爵在序言中提到，他在扬州第一次读到《齐乘》，将该书推荐给了山东官员。类似的情况，在宋元明时期并非罕见。
有些零星的记载表明，借阅、手抄也是方志流通的重要途径。著名学者方孝孺（1357—1402）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到，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当地历史人物不为人知的事迹的著作，希望给地方上的民众树立榜样。为此，他回到浙江宁海的老家，去南面80公里外的台州府学里借出了当地方志，手抄完毕再归还原本。另一个事例是四川夔州的知府，他在1511年从一位府学生员处获得了一部方志的手抄本。1531年，归有光（1507—1571）在南京参加省试，他从吴中英处借得了南京地区14世纪晚期的旧志。29年后，归有光读到了一部元代的南京地方志，他开始思考历史上的变化，于是又从吴家借阅前志，重读后写了一篇后记。在17世纪10到20年代，浙江仁和县的一名学生家中藏有沈朝宣所编1549年版方志的手抄本，当时知县借阅之后没有归还。1657年，沈虯，他可能是沈朝宣的亲戚，从知县家中借出方志，请一位县人誊抄后刊印出版了。
选自[美]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