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云水先生领导一家国际化公司已有二十多年。公司总部虽在北京,他一年中却有大半数时间在国外旅行,足迹遍布五大州,还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像陈先生这样的,他们一般都受过名校良好的教育,多在国外留过学,操两种以上的语言,观念开放,眼光前卫,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常常游刃有余地行走在世界舞台。可以说,他们融入了一个超越国家概念的国际体系中。这样的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族群,被人称为”国际人。”他们眼里的世界,又是个怎样的世界?编者请陈先生从去过的五六十个国家中选了十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土耳其、巴西、新加坡、印度,香港、台湾)来聊聊他的经历和感受。这些经历绝不是蜻蜓点水般的所见所闻,标准是他本人去过多次的,并且住过一段时间,与当地有相当的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交集,这样的视角应该和普通境外旅游者全然不同,聊过来会有些新意。
本系列访谈的第一站,从意大利开始。

北京京伦饭店,1984年9月建成开业
于:您是哪年从意大利回国的?
陈:89年就回来了,在意大利也就呆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找不到合法留下来的途径,我又不愿意当个非法移民,就回来了。回来计划在北京的外企找个工作,恰好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老马,后面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他来展开的。
老马,1949年出生,东北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好40岁。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随之加入了联合国,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国家需要大量懂外语的专业人才,于是马上安排当时的所有外语院校开始招生,加速培养亟需的各类外语人才。老马当年20出头,被录取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意大利语,在79-81年又被送去意大利的Calabria留学了一段时间,属于当时中国意大利语圈子里面的正宗科班出身。意大利语是小语种,那时全中国学意大利语的人也没几个,老马意大利语说的非常不错又去过意大利,而且人很精明能干,喜欢交朋友,所以在当时北京的意大利圈子里颇有知名度。
1990年北京亚运会
我认识老马的时候,他还是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员工,但是已经不怎么在那正儿八经上班了。当年的国旅可不像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社,它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的外联机构,承担着很多旅游之外的对外联络,接待来访的任务,更像一个半官方的外交机构,官气很浓。常年在国旅工作,势必会结识大量的国内以及意大利方面的各行各业的政商人物,因为所有的交流都必须要仰仗语言的沟通,一个能够熟练操持两种语言,熟悉两边文化的人是极其重要,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老马天生就不满足于当个翻译、导游这样的角色,他敏锐的捕捉到那些渴望着与中国做生意的意大利商人中蕴藏的商机,凭借他的语言、善于交际,且熟悉两国的文化,风土人情的优势,组织和协调各种关系资源,很快就把他的“副业”做得风生水起,一晃就变成“主业”了。这时,他正需要人手帮助他打理和照顾越来越多的来自意大利的商机,看到我这个毛头小伙刚从意大利回来,品性还不错,又急着找工作,就拉着我跟他一起折腾。再有,他当时毕竟还没有辞去公职,很多事情不方便出头露面,需要有个得力的人帮他处理很多事情。对我来说,找不到正式外企的工作,这个机会觉得也蛮适合我,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人和事情,开眼界,见世面。话说回来,当年的中国、北京,哪里有今天这样丰富的就业信息和机会?
老马当时手里有一批意大利商人,涉及各种不同的生意,但很多国内的资源是可以共享的。老马扮演了这些意大利商人中国联络/代理人的角色,这在当时对意大利商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拿着从这些意大利商人处得到的经费,我们就在京伦饭店租了一间长包房,买了张老板台,一套沙发,这个联络处就算开张了。老马是旅游行业中人,跟这些饭店经理都非常熟悉,房间自然是最好的价格,好像是二、三十美元一天,在京伦饭店当时的房价里边是很便宜的了,京伦饭店是北京开业最早的四星级合资酒店,旁边就是国贸,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了。
前苏联的拉达尼瓦(诞生于1965年)
办公室解决了,但交通依然是个问题,那个年代私家车还几乎没有,高端的交通出行要么是临时叫出租车(打的),要么是长期包车(出租车长期包用)。当时的出租车大部分是日本进口的皇冠、尼桑,每公里的价格是0.80-1.20元人民币;如果按月包租的话每辆车加司机加汽油大约7-8千元。我们当时的经费负担不起长期包车,而临时叫车很多时候又不方便,于是我们从一个朋友那里租了一辆私人小汽车,我记得一个月是2千元左右,不含汽油费。这辆车是前苏联产的叫拉达-尼瓦,国内叫拉达吉普,是一款四驱的车。这车其实是辆新车,当年大概是2万多人民币一辆,但质量实在不行,不是这坏,就是那里坏,最后我都成了修理工了。但是你想想那是30年前,90、91年的时候,在北京能开这么个车是很拉风的。于是,我既是办事处的洋买办,也是开着小拉达吉普的司机,一个人什么都干。老马或客户要用车,我就拉着他们到处跑。
于:住着京伦饭店、开着拉达吉普,确实挺牛。
陈:老马让我结识了不少意大利商人,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我接触的第一个意大利商人,是一家客机座椅的代理。这个人叫Luciano,家在罗马附近,他代理的客机座椅是一家叫Sigma的法国公司。当年全球生产航空客机座椅主要有三家公司,其中两家是美国的,一家就是法国的Sigma公司。Luciano正是通过老马的关系到中国来推销航空座椅。当时中国民航已经开始大量采购波音、空客飞机,而飞机的采购就像我们老百姓买房子一样,波音也好,空客也好,卖给你的就是一个能飞的,但没装修的飞机,机舱里是空的,就跟毛坯房一样,首先你得装修,然后还要添置家具。也就是说机舱内用什么座椅,用什么面料,铺什么地毯、面板,使用什么样的灯光、娱乐系统,卫生间等等,都需要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单独采购。
1990年的天安门广场
当时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比较穷,肯定搞不起豪华装修,都是按照最经济的标准来搞,而且中国的客户还没有见过世面,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也根本不了解,很难拿到最有竞争力的价格。91年时候民航局和航空公司刚刚分离,以前都叫民航总局,没有航空公司,为了跟国际接轨,政企分开,先后成立了几大航空公司,国航、东航、南航、北方和西南航空公司。其中国际航线主要就是国航在飞,而东航和南航都还没有什么国际航线。我记得经济舱的一排三个座椅大概是好几千美元,而公务舱或者头等舱一个座椅就要上万美元了,很贵(当然是那种最经济简单的座椅)。一架飞机如果是200多个座椅的话,这一个座椅就是百万美元的生意,其中的利润我猜是非常高的。Luciano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会做生意,会来事儿,按我们中国话说就很鬼。他在卖航空座椅的同时还卖飞机上用的防火阻燃那些布料,实际上就是为客户提供装修解决方案了。意大利人非常善于搞这些含有设计元素的东西,而这在当年的中国是非常缺乏的东西,任何工业产品都没有设计感,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这些业务让我了解到飞机上的所有东西价格都非常高,包括那些餐车,显示屏、厨房用品等。比如餐车,就那么一个铝合金做的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却要卖天价。
还有一个插曲,当年航空部的襄樊601所,也就是中国的专业研究开发军用飞机座椅的国营机构,就琢磨着把民用飞机的座椅国产化,通过Luciano与Sigma讨论技术转让或者合资生产,我就参与过他们之间的好几次谈判,最后没什么结果。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中国人要做点事确实不容易。
1990年的北京长安路
大概在2006年前后我还见过Luciano,那时他已经改行做汽车设计了。因为中国民航做大以后,采购渠道就不一样了,中间商慢慢就没有空间了。他后来娶了一个太太,从去世的前夫那里继承了一个意大利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意大利的汽车工业很发达,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其实更厉害的是汽车设计。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本土的汽车行业开始迅速的发展,中国人能造车,但是设计车的水平与国际有很大差距。当时有很多车企,包括长城、奇瑞,开始委托国外的汽车设计公司来设计汽车,尤其是外观设计。汽车设计是一个很大的生意,他的这家汽车设计公司给几家中国车企设计和好几款非常成功的车型,又火了好几年。Luciano这个人总能捕捉到商机,按当下的说法就总能站在风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人,也是我认识的很成功的一个意大利商人。
另外有很多业务往来的意大利商人叫Portogallo, 这是他的姓,意思是葡萄牙人,但我给人家起了个绰号叫”葡萄干儿”,不过,这个绰号没有任何贬义,实在是他的意大利名字中国人叫起来太绕口,而葡萄干儿则非常朗朗上口,容易记住。葡萄干儿当年大约40出头,属于那种老实厚道,没有什么花花肠子的人,我对他是很尊重的,但他没有Luciano的情商高,不太会来事。当时他也代理了几家意大利的产品,其中一家是做地对空通讯产品(机场空管)的公司。这个叫做OTE的公司当年隶属于意大利的Selenia集团,是意大利著名的军工企业,以雷达著称。因为雷达涉及到军用,所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技术和产品,当年的“巴统”对中国是禁止出口的。实际上我知道他们也跟军方有联系,但是相关的采购都是以民用雷达的名义来购买。我更多参与的是OTE公司机场地对空塔台通讯指挥这部分的产品销售,主要是跟民航局空管部门联系。当年民航的主要技术干部,包括处长、副处长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我都算是同龄人,很容易沟通,因为老人要么退休了,要么所学的航空通讯技术过于陈旧,只能让这些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来干。我记得当时一个华北局空管部门的负责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做了很多次技术交流,关系挺好。这哥们后来官做大了,采购金额也越来越多,出事进去了。
1991年北二环雍和宫
有意思的是,葡萄干儿后来娶了一位中国太太,这算是我身边发生的,亲眼见证全过程的这么个跨国婚姻。这种跨国婚姻在当年的北京还是不少见的,但更多是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看到。这个太太是个朝鲜族女士,长得像个日本娃娃。那个年代中国的,尤其是北京的女孩还不怎么化妆,但她基本每天都是“浓妆”,非常正式,一丝不苟的打扮,当时就觉得比较另类。也许是这种形象符合欧洲人心目中典型东方美女的形象,让葡萄干儿最终抱得美人归,两个人婚后十分幸福,生了两个孩子,很多年以后我还在街上遇到过他们。中国女性嫁给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等大城市是刚兴起的比较时尚的一种现象。
葡萄干儿和民航系统接触多了,后来还做过发动机的维修生意。航空器材、设备在国内是空白,那个时候全靠进口,你想采购量有多大,有多少机会。虽然买飞机这个事肯定都是那些权贵干的,但是你围绕着飞机买来以后的一些相对小的生意,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包括设备的各种保养和维护等等。对葡萄干儿这些人来说,每个生意都不算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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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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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于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