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陈平、张良等人如果阻止吕雉杀戚夫人，那还真的属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对待吕、戚的个人恩怨，寻常老百姓分善恶，而政治人物则只关心利害关系。
这并不是冷血。西汉的开国元老们，有“布衣将相”的说法。这个群体放在中国古代也极为特殊：一群草根，在秦末的大舞台上成功逆袭、战胜了最为强大的军事贵族项羽，随后成了大一统帝国的管理者。这种巨大身份反差，并没有产生不和谐，反而让这些人具备极其珍贵的一项共识：不约而同地重视体系的稳定性。
简单说来，这些人明白汉王朝与个人之间是休戚与共、唇亡齿寒的——没有他们的同心协力，汉王朝就会有重蹈前代覆辙的风险；如果没有汉王朝，这些布衣极有可能被束缚在社会底层，权力地位从何而来？
因此，纵观整个封建时代，西汉初期的政坛具备一个非常难得的特质：团结。
这种性质，首选体现在吕后、戚夫人争储事件上。
究其根源，吕戚之争实际上是戚姬主动夺宠、吕后被动卫嫡。刘邦也许是色迷心窍，也许是宠爱幼子刘如意、不满忠厚的刘盈，也有可能是为了刻意削弱吕氏，所以起了易储的念头；但在开国元勋们看来，此事决不能忍。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跟吕后关系亲近，而是这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
根据宗法制，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这种规则的确立就是为了维持稳定。自古以来，由于不守规矩带来危险后果的案例数不胜数，如同叔孙通说的那样：“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当初西周灭亡，说起来也是起于周幽王废嫡立庶（废黜王后申后、太子姬宜臼 ，立宠妃褒姒为王后、庶子姬伯服为太子）。
因此，当听说刘邦想改立太子后，朝廷的大臣们几乎炸锅，他们各显神通、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通过这句记载来看，当时几乎所有大臣都跟刘邦对着干。其中，口吃的御史大夫周昌表示绝不奉诏、还直言刘邦是贪色的“桀纣之主”；叔孙通声称要血溅朝堂；张良苦劝不成，随后策划请出了商山四皓给刘盈站台。
最终，心知人心难违的刘邦只好打消了易储念头。汉初群臣之所以团结一心、反对刘邦，是因为他们知道“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仁孝的继承者绝不会像当初的胡亥那样行暴秦之道；而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而天下振动”，维护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
同样的，后来吕后残害戚夫人时，这些大臣们之所以默契地选择了视而不见，也是出于稳定的考虑。
由于这次痛苦的卫储经历，在升级为太后之后，吕后为了一泄心头之恨，对曾经的政敌/情敌展开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公元前194年12月，她鸩杀赵王如意，将戚夫人做成“人彘”，手段之恶毒，连儿子汉惠帝都痛斥“此非人所为”。
但奇怪的是，众大臣对此却保持了沉默。原因有二：
第一，吕戚之争，吕后被动卫嫡、掌握了正当性、合法性，而戚夫人则是恃宠而贪，试图动摇国本，未尝不是咎由自取；
第二，吕后执政，凭借自己的权威、手段，延续了刘邦的几乎所有政策、人事安排，客观上维护了汉王朝的稳定；如果大臣们只是为了保护“妲己”（周昌的评价）戚夫人、庶出的刘如意，无谓地造成宫廷争斗，自然是得不偿失。
后宫争斗本就如同战场，可怜的戚夫人在这场宫斗中落败，只能吞下自己酿就的苦酒。
但我们别以为吕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她对汉王朝的稳定带来了威胁，那些开国功臣同样不会坐视不理。
当初，刘邦临死前曾经内定了朝廷后续的人事安排，提到了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四个人。其中，对于陈、周他是这么评价的：“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刘邦不愧为一流的政治家，他留下的陈、周搭档，可谓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将、相组合之一。这俩人先后三次联手，堪称“安刘”绝配。
刘邦驾崩前，听说樊哙叫嚣今后要诛杀刘如意，于是召来陈平、周勃，与二人策划定计除樊哙。二人途中合计后，决定由周勃代樊哙为相击败卢绾、陈平押送樊哙送往长安（而非就地斩杀），既执行了刘邦的安排，又避免了得罪吕氏；
公元前187年，汉惠帝驾崩后，全面掌权的吕后野心膨胀，甚至违背白马之盟、大封吕为王，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却表示支持。面对右丞相王陵的指责，二人表示：“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因为二人明白，此时吕后权势正盛，若双方因此事生波澜，将会两败俱伤、给王朝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害。
而随着吕后去世，陈平、周勃展开了第三次合作。“勃与平谋，卒诛诸吕”，两人首先命人诱骗吕禄、夺得将印，随后号令军人“左袒为刘氏”，紧接着以“入宫卫帝”为由调兵遣将诛杀诸吕产......通过周勃、陈平智慧与力量的组合，功臣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清除了僭越的吕氏一族（平心而论，吕氏并没有谋反），再度维护了汉王朝的
看到这种冷酷到无情的杀伐果断场面，你还会认为这些人当初会保护戚夫人、刘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