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为人处事，有个著名的江湖准则：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刀切豆腐面面光。
所谓刀切豆腐面面光，换一种说法就是懂得四处逢源，八面玲珑，当江湖局面一片大好时，能够做到大吃一方，却也不冷落忽视其他一方；而当敏感的湖面上停着两条船时，又能够做到不踏上任何一条船，并且不得罪任何一方。
从江湖行事上讲，江湖局面大好时，只要去掉傲气，懂得居安思危，有谦恭的姿态，事情就好办，难的是江湖风雨飘摇下中立自处，让风波自动退去的同时还能做到不得罪任何一方。
在杜月笙几十年的江湖纵横中，刀切豆腐面面光的事屡见不鲜，但最大、最有心机城府，也最高明的一次还要说他暮年飘零香港时施出的那一记两不得罪的“调包计”。
这件事，杜月笙办得有多隐晦高明呢？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贾樟柯导演拍纪录片，讲述上海滩的一百个人，其中就包括杜月笙。为此，贾樟柯采访了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接受采访时，杜家长女讲到了杜月笙在香港时分别给毛主席和蒋介石写信的事，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底细真相她却完全讲错了，又或者说，杜家长女所讲的全是杜月笙故意释放出的烟雾弹。
客观地讲，在当时的环境下，杜家长女没有避实就虚的必要，她之所以没能讲出真相，那是因为她像外人一样让杜月笙误导“欺骗”了。
连最了解香港杜公馆内幕的长女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见杜月笙这次“调包计”的非同寻常。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咱们就来讲一讲。
1949年前后，上海许多大资本家，特别是大的工商、实业、银行业资本家，大多数像杜月笙一样，都选择了暂居香港，脚踩两只船，静观时局的变化。杜月笙在上海滩经营多年，特别是在工商金融领域，威望和影响力始终不可低估，因而那一批代表当时中国金脉的上海乃至江浙工商金融巨子，暂避香港的同时，都在看着杜月笙的举动。
如果杜月笙选择回归上海，他们多半会追随；如果杜月笙选择远走台湾，他们多半也会效仿。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杜月笙无论是对大陆还是对台湾，都有着某种特殊时期的战略价值，因而在那一时期，双方对杜月笙的诚邀拉拢从未间断。
对当时的杜月笙而言，落叶归根是他内心的夙愿，但上海滩发生的几件事，最终还是让他放弃了回归的想法。
一件就是他看到了黄金荣留在上海的处境。这位昔日上海滩的大亨，先是写下了长篇的“忏悔书”，公开登报谢罪，后又在他一辈子创办的产业“上海大世界”门前，每天清晨扫马路。黄金荣的“遭遇”对杜月笙影响很大，据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善回忆，当在报纸上看到这些信息时，杜月笙曾忧虑地说，如果我回到上海是不是也会去扫马路呀！
另一件对杜月笙产生的影响更大，那就是昔日的小八股党成员叶焯山、马祥生因“汪寿华血案”遭到了枪毙。四一二期间杀害汪寿华，是杜月笙一生中最大的心结，在这一段历史中，杜月笙虽然是被利用的工具，但他最终呈现出来的姿态却让他很痛苦，很难洗刷曾经犯下的罪恶。
什么样的姿态呢？
虽然不是真正的主角，但也绝非配角。
另一个选择，远走台湾，在杜月笙那里也非理智的选择。去台湾，他最终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像夜壶一样被彻底冷落在床底，要么像残渣余孽一样遭受打击。
这就是当时杜月笙的处境，湖面上虽有两条诚邀的大船，但一条他不敢踏，另一条他不愿踏，究竟怎么才能做到刀切豆腐面面光，既能从容自处，又两方不得罪呢？
说到这里，有必要讲一讲杜月笙身边的谋士。
有一种说法，杜月笙有三个重用谋士，杨管北、杨志雄、杨度，是为“三杨开泰”。但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善却说，这种说法看到的只是表面，杨管北和杨志雄只是他父亲在实业上的重要助手，而杨度只能算作杜公馆的门客，真正能进入杜公馆密室，为他父亲出谋划策的其实是这三个人——绍兴师爷骆清华、一生挚交钱新之、得意门生陆京士。
面对两方诚邀，破这道难题的正是杜门三位谋士中的两位，绍兴师爷骆清华和一生挚交钱新之。
骆清华建议杜月笙，委婉推辞不如让双方心领神会，让双方心领神会还需留下不言自明的余地，不妨写两封大意相同的谢辞信，然后施一个调包计，但有一条，此事必须做成无心之误，这样即便哪一方怪罪下来，在台面上也有说得过去的借口。
杜月笙听了骆清华的建议，心领神会地看向了钱新之。
钱新之默契地说，我是上海滩有名的“酒鬼”，此前又多次为杜先生传递书信，这出“醉酒误事”的好戏由我来唱最合适。
杜月笙说，只有委屈钱先生来背这个黑锅了。
三人定下这一调包计后，杜月笙亲自让秘书胡叙五，拟定了分别给大陆和台湾的信，两封谢辞信的内容基本一致，信中先是寒暄地对诚邀表示了感谢，之后便讲了最无可挑剔的理由——沉疴复发，哮喘不止，行动不便，难以成行，只得暂居香港。
信写好，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高调放出消息，杜月笙的联络信件一向由上海滩著名金融家钱新之负责传递，而私底下，钱新之则悄悄地将两封信调了包，将写给大陆的信装进了送向台湾的信封，将写给台湾的信装进了送向大陆的信封。
信件发出后，一切果然如杜月笙三人所料，大陆和台湾看到调过包的谢辞信后，知道对方都在争取杜月笙，而杜月笙不声不响、不遮不掩地选择了中间道路，暂居香港，谁也不得罪。因而从此之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双方不再你争我抢地拉拢杜月笙，曾经的江湖枭雄终于获得了一份体面的从容。
因为高层人物自然懂得杜月笙调包计的深意，不会声张问罪，而密谋此事的杜月笙三人事后又三缄其口，所以此事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除了局中人和杜月笙的个别亲人，外人几乎无人知道。
在最后的时光里，杜月笙之所以向长女杜美如提及此事，用意也是很深远的，他没有向杜美如说出真相，而是留下了设计好的烟雾弹，所以若干年后，杜美如回大陆可以讲的时候，她便代表杜家表达了深深的遗憾，杜美如说，如果不是当初钱新之醉酒误事，将两封信放错了，他的父亲也许就回来了。
对于杜美如所言，即便是很有阅历的人也顶多会认为杜月笙长女在信口开河，如此重要的事，又是昔日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在办，怎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殊不知，这样的质疑恰是少了一份境界水平，听到杜美如的这一段口述历史，真正的明白人一定是沉默之下，会心一笑——
风雨飘摇无易人，
江湖苦心已是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