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关于“叛”的定义
但《春秋》经文并没有这一条，《春秋·定公十三年》倒是有这样两条：“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并没有将赵稷、涉宾的行为定性为“叛”。
是否因为赵稷、涉宾资位不够，所以《春秋》未评呢？个人认为不然。
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赵稷、涉宾的行为是实在难以称其为 “叛”的。
第一，所谓叛，就是叛国。
赵稷、涉宾反对的只是赵鞅，只是不服从赵鞅的指令，而赵氏与邯郸氏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一家，赵鞅并没有指挥邯郸氏的权力，更没有擅自动用“家法”处死赵午这样一位国家大臣的权力。
第二，邯郸氏在晋国还有范氏、中行氏两个强大靠山，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宜公然叛国，否则范氏、中行氏就难以在朝堂为自己提供任何辩护和支持了。
所以，这里所谓的“叛”，其实应该是赵稷、涉宾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正式通知赵鞅，两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并提出强烈抗议；第二，向朝廷提出控诉，请求国君惩罚赵鞅擅杀国家大臣的罪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立即向范氏、中行氏通报情况，商量对策，请求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并且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
因此，在《左传》简单记事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场复杂而重大的诉讼。
在晋定公看来，诉讼的双方一家是卿，一家是大夫，为国家大局考虑，他选择了支持赵鞅，理由自然是好找的：
第一，赵鞅负责东方外交事务，赵午有义务服从；第二，赵氏、邯郸氏毕竟存在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赵鞅的杀人行为也算有情可原。
2、翻案
事实上，邯郸方面眼下并不用为国家军队前来围剿而过于担心，这次领兵前来的籍秦，正是中行家的亲信和死党，自然不会真刀真枪地进攻，派籍秦前来，这里面自然是荀寅、士吉射努力争取的成果。同时，范、中行两家断然拒绝派出自家的军马参与“围剿”邯郸，他们在继续打官司，向赵鞅发起了强烈的政治攻势。
按照晋国法律，“始祸者死”，率先发动叛国行为者当死罪。而荀寅、士吉射的斗争目标，就是将赵鞅定性为这次内乱的“始祸者”，进而名正言顺地置之于死地。
打官司，荀寅、士吉射是很有理直气壮的理由的，赵鞅在没有请示国君的情况下私自杀害赵午，无论如何是不能心安理得地解释为家族内部事务的。《春秋》称赵鞅为“叛”，重要的依据就是私自拘捕并处死了赵午，就连鲁国的孔子也这么认为，可见此事是没什么好强辩的。
晋定公一开始支持赵鞅并派兵围攻邯郸，多半是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而在法律上进行了“通融”。但现在情况又有不同了：赵鞅的反对面站着范、中行两大家族，荀寅是赵午的亲娘舅，士吉射又是荀寅的儿女亲家，这样的亲密关系导致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坚决。
在晋定公看来，现在的力量对比，赵鞅是一比二处于下风，在法律上又明显悖理，面对这种情形，定公实在难以再坚持原有的立场了。而一旦改变先前的“判决”，宣布赵鞅私斩赵午为反叛，就意味着要作出诛杀赵鞅的判决，这样的决心，定公也是十分难下的。
现在，官司也许还没有终结，定公也许还没有最后表态，但事实表明，诉讼形势在向着不利于赵鞅的方向发展。定公可能已经明示或默示地表达了支持荀寅、士吉射的态度，只是未下最后的决心而已。
赵鞅这边自然也分明感到了压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荀寅、士吉射两家已经在厉兵秣马，随时有对赵家发动武力进攻的可能。
董安于得到消息，赶紧来找赵鞅：“范、中行两家在准备动手了，咱们还是早做准备的好。”赵鞅还很自信：“按照晋国之法，始祸者死，他们先动手就是始祸者，是死罪，到时候我们再奋起反击就行了嘛。”
很明显，赵鞅现在还在坚持，自己处死赵午完全是执行家法，合情合理合法，根本难以构成“始祸”，但眼下的情形已经不同了，一旦国君认定处死赵午为非法，赵鞅就成为了第一个反叛者，荀寅、士吉射再发动进攻，就是执行国法，那里还有什么“始祸”的罪名？
董安于继续劝：“一旦动起手来，必然是民众涂炭，国家遭殃。当今之计，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吧，就说诛杀赵午全是我的主意，朝廷最多处死我一个人，这样，内战就可以避免了。”——要求赵午交出卫国的 500家人质，以及后来处死赵午，可能还真是董安于给赵鞅出的主意，这也完全是出于赵氏家族的利益，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董安于请求自己承担，一是为赵氏的安危考虑，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内疚——毕竟赵鞅是听了自己的话才弄成这样的。但要牺牲董安于，赵鞅哪里舍得，坚决不依。
3、晋阳之围
荀寅、士吉射这边，眼看诉讼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国君似乎已经默认：赵鞅私自处死赵午为非法，为反叛，但就是下不了处置的决心。二人再不愿听定公这样含糊其辞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
7 月，荀寅、士吉射纠集两家人马，对赵鞅在都城的府第发起猛烈攻击，赵鞅难以抵挡，只得仓皇逃往自己的老巢晋阳，拼命死守。
这次攻击赵府，很快就被晋定公追认为合法，或许二人在动手前已经向定公摊牌，定公眼看处置赵鞅在所难免，也就点了头。——无论如何，荀寅、士吉射的攻击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而赵鞅先是私自处死国家大臣，随后逃到封地——同样是国家的领土——负隅顽抗，两种行为都属于叛国。于是，晋国出动国家军队，围攻晋阳。
围攻的军队很好物色：
现在赵午已经被认定是受害人，邯郸家族自然无罪，正在围攻邯郸的籍秦的部队正好掉头去围攻晋阳，说不定邯郸氏的军马也立即与籍秦合兵一处，积极出征呢。如果说籍秦围攻邯郸是虚张声势，那么现在围攻晋阳自然就是真刀真枪了。“国军”在晋阳周围筑起垒倍——防止城中突围或反击的围墙，随即开始攻城，晋阳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4、第二次翻案
忧喜、得失、祸福、存亡瞬息转换的场合，叫做戏台，现在的晋国就成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大戏台。
现在的荀寅、士吉射可谓扬眉吐气：两人对付一个赵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而且取得了国君的支持，占尽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是，黄雀在后，晋国还存在着知、魏、韩三个家族，眼看着这个热闹一出大戏，这三家当然忍不住也要上台表演一番。
前面的一系列活动，荀寅自然是没有和执政荀跞商量过的，两个人已经是互相仇视的政敌了，而荀寅的得志，也当然让荀跞看着难受。尽管原来是一家人，但是今天，如果让荀跞选择在其他五个家族中除掉一家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行氏，第一是因为讨厌荀寅，第二，荀跞非常喜欢一个叫梁婴父的大夫，除去中行氏，国家就能空出一个卿位，安排梁婴父上去，今后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看着眼前形势生气的还有韩不信。韩、赵两家是世交，眼看赵氏亡在旦夕，韩家自然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况且，韩不信与荀寅关系紧张，这也是先人留下的积怨，荀寅越是开心，韩不信就越是难受。
还有魏曼多，与士吉射也是分外眼红的政敌，也不愿意事情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士吉射还有一个内部的敌人：范皋夷。这个范皋夷虽然是范氏族人，但在士吉射那里很不得志，时时想着在家族造乱，然后取而代之。眼下，士吉射正忙着对付赵鞅，范皋夷不但不愿出力，还在暗地到处活动，忙着对付士吉射。
如果战事迅速结束，赵氏迅速被灭，可能荀寅、士吉射真的会笑到最后。但赵鞅在晋阳的坚守为自己赢得了转机：时间一长（现在已经是前 497 年冬天了），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恶劣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吃了大亏。
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五个人——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梁婴父、范皋夷——终于凑在了一起，一个改变几个家族乃至整个晋国命运的协议终于达成：
（1）宣布荀寅、士吉射谋反并将二人驱逐出国；
（2）事过之后，晋国保持六卿体制不变，梁婴父取代荀寅职务，范皋夷取代士吉射职务；
（3）韩不信、魏曼多力主恢复赵氏职位（对此荀跞似乎未明确表态）。
计议已毕，随即由荀跞领衔，出面向晋定公主张：“您曾对大臣们下令：始祸者死，那令书至今还沉在黄河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明信于神鬼）。
这次事件，赵鞅、荀寅、士吉射都是始祸者，却只驱逐赵鞅一个人，这样的刑罚不公平啊。现在请您下令，把三个人都驱逐出去！”
荀跞的话自然令定公惊愕不已：这样的定性是否合法、是否强词夺理还在其次，关键是，六家卿族，一下子要赶走三家，这合适吗？这可行吗？——但定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否决了三家的意见而支持其他两家，危险系数显然更高，再说，荀跞与定公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
于是，最终定案，赵、范、中行三家都是叛乱分子，都在惩处之列！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