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清朝乾隆只有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冬天，忽然觉得天气很冷，宫中却暖气腾腾，惦念起穷苦百姓：“地炉燃炭暖气徐，俯仰丈室惭温饱。此时缅想饥寒人，茅屋唏嘘愁未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天性善良孩子发自内心的感触。几年后，他和其父雍正皇帝外出谒陵打猎时，看到田野中破衣烂衫的农民盯着炎炎烈日在地里干活时，宫廷长大的他顿时觉得老百姓真是太苦了，于是写了一首诗：“吾闻四民中，惟农苦莫若。有年谷价低，歉年委沟壑。即今丰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为政者，仁民最先著。”正是基于这种淳朴感情，当了皇帝后，每逢遇到灾害之年，乾隆都会迅速做出部署，对赈灾所需银粮拨付都非常慷慨及时。
乾隆晚年画像
理政的七年时，安徽发生特大水灾，导致二百多万人口无家可归。乾隆接报后，迅速特批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赈济灾民。乾隆多次强调救灾是：“国家第一要务”，并且说，过去督抚工作存在的各种失误我都能宽恕，从轻处理，唯独在赈灾方面出现偏差，“朕必重治其罪”。
乾隆收藏的宝物
乾隆十八年，（1753）户部官员对乾隆一朝和雍正一朝救灾拨款比例进行了总结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两，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主管漕运的官吏对乾隆说：“康熙年共漕运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在二百九十万石。从乾隆元年到二十年，本朝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乾隆听了未免也觉得惊讶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己。”乾隆的解释完全符合早年对民生疾苦的善良，甚至给了各级官员贪污截流的机会。也正因此，一些官员摸到了乾隆心理，竟然主动“制造灾情”，甚至将小灾情进行大演绎，以此将巨额钱财纳入己囊，可以说贪官们抓住了乾隆治国理政感情上的软肋。
万国来朝图
众所周知，乾隆在中后期的国家治理上较早期逊色很多，在吏治上逐渐变成“由严从宽”，甚至还推出“议罪银”制度，将早期励精图治的整治成果大打折扣。但是乾隆是非常精细的皇帝，尤其对财务数字非常敏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甘肃省爆发了苏四十三回民起义的紧急事件，经过数次交战，官兵损兵折将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4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
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4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布政使），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捐监有关？清代的藩司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4万两私银。于是，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 一查，甘肃特大冒赈案开始浮出水面，成了史上罕见的一桩集团贪污大案。
乾隆出行图
原来，王廷赞的前任是山西人王亶望时任甘肃布政使。这个人本来就属于官二代，他父亲是江苏巡抚王师，知子莫若父，王师看得出这个儿子根本就不是读书料，但却十分聪明，自小就鬼主意不断，这种精明性格更适合在官场上混，于是给他花钱捐了一个知县，从而越过了科举到官场的最大障碍。王亶望靠着钱开路买官，捐资得知县。历官甘肃宁夏知府、甘肃布政使、浙江巡抚。王亶望这个人的豪奢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超乎常人想象。
《竹叶亭杂记》中提到，王亶望很喜欢吃驴肉丝，府中专门养了几头毛驴。每当王亶望想吃驴肉，厨子就拿上一把锋利的菜刀，到驴身上挑选一块肥厚的地方，生生割下一块肉。被割处鲜血淋漓，厨子就用烧红的烙铁止血。所以确切地说，王亶望吃的是“活驴肉丝”。可谓吃的残忍，毫无一点底线。
乾隆出行
除了吃“活驴肉丝”外，王亶望对吃鸭子也很有创意。取一个绍兴酒坛，敲去坛底，把一只活鸭子放进坛子里，用软泥把坛口封住，只让鸭子把头露在外面。喂鸭子的饲料也是特制的，是肥肉和米混合到一起。鸭子被囚在坛子里，动弹不得，连吃七八天这种饲料，身体迅速肥大，肉质如同豆腐一般，肥润而嫩滑。
这些疯狂享受还不够，他的欲望越来越大，天天想着如何升官发财，终于在乾隆三十九（1774）年，王亶望给写奏折给乾隆汇报说：“甘肃这几年大旱，百姓颗粒无收，因此请朝廷批准，在当地开展捐粮，捐的多的富户可以给予监生资格。”乾隆对救灾很重视，在户部尚书的不断怂恿下同意了这一建议。不过在施行过程中，王亶望只收银子，不要粮食，没几年就筹集了几万白两白银，但是这笔巨款一分钱也没用来救灾，而是伙同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进行了私分。与此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乾隆，说他办理捐粮救了多少多少百姓，现在甘肃的百姓对皇帝感激涕零，这些让乾隆非常受用，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从甘肃调到浙江巡抚，可谓破格提拔。亶望通过赈灾名义达到敛财和升官的目的，让王亶望一时得意忘形。
乾隆书法
乾隆四十五（1780）年，办理接待乾隆南巡，精致豪华，办理贡品，获得欢心。乾隆走时，叮嘱王亶望修建海塘修好，造福百姓。为了进一步受到乾隆赏识，王亶望表示要一次性捐款50万两白银用于修造，这时候引起了乾隆注意，浙江巡抚工资加养廉银，一年不过两万两，王亶望来浙江不过三年，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这里边可能有重大经济问题问题。恰巧第二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派大臣阿贵前去平叛，阿贵遇到大雨，行军困难，并把情况向乾隆汇报。乾隆得报后想，王亶望过去经常说甘肃不下雨，经常大旱，才有了赈灾事情，心思缜密的乾隆发觉这其中一定有了猫腻。更可笑的是，王亶望的成功模式，已经被接替他的王廷赞照搬，如前文所述，主动掏出了几万两白银捐款用于镇压起义，明显是巨额财源来源不明，一查，牵出了王亶望的集团贪污大案。
王亶望只知道乾隆好大喜功，却不知道乾隆十分精明，尤其对财务数字非常敏感。早在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修理太庙所用的“庆成灯”，申请领银300两和200串钱，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但精细的乾隆觉得“此灯不过略为粘补修理，何至用银过如许之多？”工部官员以为皇帝不懂工部业务含混敷衍说：这笔钱是预支的，将来按使用报销，剩余的交回。谁知新皇帝登基以来，虽然日理万机，却日夜提防臣下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为此乾隆小题大做，整个工部衙门全部被降罪。尚书、侍郎或被调离，或被降级，最侥幸的也受到罚俸。此事一出，满堂朝臣无不震惊惶悚，再也不敢轻视乾隆。一位御史曾大胆指出他明察太过、师心自用的弱点：“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虽然中后期的乾隆政治懈怠，但是脑力并未不济。
乾隆朝宝物
贪腐大案揭锅后，乾隆震惊而又愤怒，这样的案件在历史上都十分罕见。他反映出到乾隆中后期的统治腐化，监察系统已经接近全面崩溃。甘肃官场甚至对此形成了全面而细致的“攻守同盟”，整个甘肃官场基本沦陷。乾隆对此感叹道：“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这件事情不仅全省涉案，甚至延伸到了大清高层官员中间。当时王亶望向乾隆建议开捐时，乾隆有过犹豫。当时主管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不断进言，说王亶望的办法如何如何好，才最终获得批准。于敏中死后，竟然有二百多万两的财产，当时乾隆一直搞不清巨额财产来源，知道冒赈特大案件浮出后，才知道串联已经深入到了高层官吏中间。
如何进一步处理整个甘肃省所有涉案官员成了摆在乾隆面前的最大难题，法不责众一时让乾隆深有体会。如果严格办理，当时甘肃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员都要处死，那么甘肃省官僚体系必将全线瘫痪。因此最后乾隆不得不下了一条红杠两万两以上处死。这种情况下，被处死者仍有五十多名，免死流放四十六人，革职、畏罪自杀数十人。
整体看来，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多种形式，即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小官巨腐”的普遍现象。乾隆三十四年，一个贵州知州就贪污公款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一次侵占公款九万两。
其次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蔓延，被处理的高层官员越来越多，效果却非常甚微。乾隆对此也承认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最后是腐败呈现集团化，官僚体系往往利益牵连，权利交易普遍盛行，窝案、串案明显。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往往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这条腐败链条锁死了通向政治清明的道路。
然而乾隆不愿予以承认腐败呈现全面化，强调都是孤立案件，以免影响其“盛世”评价和“十全皇帝”美名。此后以和珅为代表的巨贪集团已经在乾隆政治高层形成，并且在和珅短短十余年的恶劣影响下，大清帝国早期励精图治的系列改革成果随之付之东流，为此后不久的嘉道中衰埋下了巨大的伏笔，腐败最终让清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