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华为时就想，只要能赚到10万块，我就走人，就退休。”
这是华为前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曹贻安在刚入职时候的想法和心态，其实不光是他，当时华为的很多员工都是类似的想法。
曹贻安一开始到深圳是去一家做交换机的国有企业应聘，对方表示进人指标有限，“蛇口好像有个叫华为的，是渔民搞的，属于个体户，可能有需要。”
于是曹贻安就去了华为。
现在说起来，这些都是笑话一样，但在那个年代，华为实在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小公司。
任正非很欣赏曹贻安，曹贻安在1991年刚入职时候的工资是月薪300块，第二个月就提到了800块，曹贻安就找任正非说自己“无功不受禄”，任正非就笑着说别来这套，以后给你8000块你都嫌少。
据华为首任HRD张建国回忆，他是1990年到华为应聘，当时华为还是租的民房当办公地点，条件很简陋，总共几十个人，嗯，张建国第一个月工资也是300块。
对了，大家不要觉得300块很少，当时国内企业的薪资水平普遍在100块左右，华为这个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我记得在2000年后参加工作时候都还是月薪500到800的样子。
从这点来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如今，华为在薪酬待遇方面一直保持在国内的先进水平。这也跟任正非的用人策略有关，《华为基本法》里有提到一个人力资源方针：
“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与事业发展良好阶段，员工的人均年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
这是任正非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在华为实力很弱，无论办公环境还是物质条件都很差的时候，只能用高薪酬来吸引人才。以此保持一个自身的竞争力。
但华为招聘的大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是聪明人，他们很清楚华为的状况，跟同行相比，华为的前途是堪忧的。因此很多人都是把华为当个中转站或跳板，有更好的机会就走了。
曹贻安就提到华为那时候有几个特别厉害的人才，但后来哪怕任正非送深圳户口和房子，都没能留住。
而任正非是一个十分爱才的人，每次人才流失，他都很痛苦。那些年任正非经常端着茶缸子找员工聊天，讲一些战争故事，谈华为的事业和前途，做员工的思想工作。
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有主见，他们在华为这里积累了一定资本后要么出国了，要么去创业了。所以任正非后来还表示华为这么多年能留下来的人都是比较笨的。
为了留出人才，任正非就想出了员工持股的制度，这当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任正非曾给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说过这点：
当时华为对待员工如果像“农民工”一样砌一块砖给1元钱，他们肯定会离开，我们的技术就没有积累。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把股票分给大家，大家认为“长城”每一块砖都有他的份，走了就没有啦，所以大家都留下来了，同时公司通过股票认购也积累了一些资本。
虽然是这样，但该走的还是要走的，在很多员工心里，股票就跟纸一样，如果公司没了，那股票就一文不值。
话说任正非为啥重视郑宝用，就是因为华为最初是做交换机代理，厂家一旦不供货，那华为就没有饭吃了。而郑宝用一开始可以改进交换机的功能，后来又研发出了交换机，所以曹贻安说任正非当时是谁都可以走，唯独郑宝用不能走。
而曹贻安后来也要走，走的时候，任正非脸色很难看，说要给他深圳户口指标什么的。
在华为的发展历程中，曹贻安起到过关键作用，他属于自学成才（任正非所说），他很早就想做数字交换机，而华为长期是做模拟交换机。现在我们都知道数字交换机是未来，可是当时人们不知道啊。
包括任正非都认为从模拟交换机到数字交换机“一步到位”的说法是错误的，可大势如此，如果不是曹贻安坚持做数字机，为此不惜跳槽，华为可能就赶不上形势了——再晚就拿不到入网证了。
曹贻安在华为等于搞了个“小特区”，任正非给钱，他自己去招兵买马，用了一年多时间搞出了数字机。后来李一男他们搞08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因此有人说曹贻安和郑宝用、李一男是一个级别的天才。
所以说华为真的是创业维艰，曹贻安说华为几十年没有一天是不苦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困难。最后曹贻安去海外做市场，受不了也辞职了（部分原因是为了结婚，他太太一直还在华为）。
而任正非作为华为公司所有人的总负责人，他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不知有多大，既要为钱的问题犯愁，又要操心找人、用人、留人的问题，还要考虑战略、方向、管理……华为能走到今天，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事业的成就从来不是轻易而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