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一谈及与宋朝相关的历史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这一时期的积贫积弱，农民需要承担的苛捐杂税十分繁重，这才导致了宋朝200多年里大小不断的农民起义。古诗中更是写道：
“霜耕冰在趾，雨种泥没膝
”；就连司马光也写：
“四民之中，为农最苦。”
在这些文人墨客笔下，农民永远生活在悲剧之中，他们辛勤劳动，似乎毫无幸福可言。这些都是人们对于宋朝的固有印象，可是宋朝明明繁荣富庶，农民生活的真有这么苦吗？
农政机构完备，又有何用？
在任何一个王朝，农业都是放在国家第一位置的决定性生产部门，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优良状况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历朝历代都将农业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宋朝也是如此，重农思想一直传承千年，宋朝基本上已经完善了前代的农政制度和管理机构，更制定了一系列与农业相关样的法规条文，只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想要真正的了解宋朝农民的生存状况，自然要从各种农业管理制度入手。
早在宋朝以前，各个朝代已经有着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管理机构。《左传》中记载，夏朝有专门负责掌管农事赋役的啬夫；商朝更是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员，比如小众人臣、小丘臣等官员，专门负责粮食的耕种、管理、生产、收割和赋税等诸多事物。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善的农业管理机构，比如使书中记载的“内史”、“少内”等；再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之隋唐时期，管理农业的机构有增无减，甚至也越来越重要。
直到宋朝年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从地方至中央专门负责农业管理的机构。
宋朝中央主要负责管理农业事务的机构为户部，《宋史》中记载户部的职能为：
“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功赋、征役之事”。
宋朝的工部，也是一个与农业信息相关的管理机构，工部有四司，这四司之中的水部司和屯田司，前者负责水渠、河道等修理，后者负责屯田、营田、官庄的修茸问题。在这些中央农业事务管理机构之下，还有非常重要的地方管理机构。
宋朝管理地方实行的是州县制，知州所肩负的职责共为7项，这其中的劝课农桑、新修水利、赈济灾荒、安抚流亡的4项职责，都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
宋朝州一级的机构中，还有通判参与农政管理，比如通判掌管着赋税钱粮，主管着常平义仓，更负责一些农田水利、赈济灾荒的工作。
在这一职位上做的比较出色的嘉祐年间越州通判曾巩，他在越州担任通判一职时，正巧遇到饥荒，然而当时用来备粮救灾的常平义仓并没有足够的粮食赈济灾民，曾巩就采号召当地富人自愿纳粮，随后再用平常价稍高一点的价格卖给平民，随后在灾荒结束以后，又为这些贫农种粮，才让整个越州的百姓全部活了下来，由此可见，通判的农镇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极大的。
当然再低一级的县令、县丞等官员，所负责的农政工作就更为详细。
然而看似严密合理的农政管理机构，却在宋朝年间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官官相护”、“豪强官员勾结”的戏码。
在交通讯息不发达的封建王朝里，还是真正的
“天高皇帝远”
，地方豪强与官员勾结，稍微在自家的土地做一下手脚，这些豪强就成了当地的富户，那些可怜的贫农只能越发的穷，这种现象在《宋会要》一书中有记载：
“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
，所以在宋朝年间的“富农”与“贫农”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更导致了喊着“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农民起义四起。
苛捐杂税，民怨四起
宋朝总是与“沉重赋税”挂钩，似乎正是因为众多的苛捐杂税，还导致了宋朝的积贫积弱。那么，宋朝的赋役是否正如大家所想的这样沉重呢？接下来这部分内容，将对宋朝赋税进行研究分析。宋朝农民的赋税主要有“田赋、各种杂税、身丁税、科率、和籴、和买”等。其中最主要的田赋，其实是宋朝承袭了唐朝中后期的税收做法，田赋每年征收两次，这也就是当时百姓口中的一年两税，只是宋朝时期所敲的田赋，与唐朝相比减轻了不少。
唐朝每年征收这两税时，农民除了要交纳田赋以外，还要交纳丁钱、徭役，这样一做比较，宋朝农民似乎要比唐朝农民过得更加舒适一些。
然而宋朝的田赋制度可以说是套路满满，按照史书中记载，宋朝的田赋确实税率十分的低，可是各地农民要交纳的税收差别却存在着巨大差距。《续资治通鉴》一书中记载：
“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有一亩而税钱数者”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税收差距，在《宋会要》一书中就能够找到准确答案：
“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
，其实这与前文所提及的
“富农和官商勾结”
有着紧密关系，这些乡绅富豪平日里对官员好酒好肉的伺候，交税的时候自然就能少交一些；那些贫农没钱招待官员，到了交税之时，就被官员们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这一层又一层的官员机构，让贫农苦不堪言。
在各种税赋中排在第2位的便是身丁税，身丁税名思义就是按照家中人口缴纳赋税。
在五代时期，身丁税对于广大人民而言是一项非常沉重的赋税，因为五代时期在征收身丁税的时候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甚至连残疾人甚至是以死之人都要交纳身丁税，这就导致百姓苦不堪言。乾德元年，宋太祖明确了身丁税的征收性别、年龄界限；太平兴国9年，宋太宗又对身丁税进行了一次大的赦免与废除，据史书中记载，此后，未成年人，老人以及深有残疾之人不必再交纳身丁税，即便是要继续缴纳身顶水之人，对于他们税额又进行了又一次的减免。
虽然这一沉重赋税一直未被废除，但是农民所要负担的身丁税越来越轻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仅这一项税收的减免，又给这些底层农民能够减轻多少负担呢？
宋朝的赋税有些方面在朝着好的一方面改进，而有些方面却从早期的惠民利民政策，逐步变成了农民肩头上的重担。宋太宗年间，宋朝出现了“和买”一词，和买的主要做法为：官府于每年春季提前给民户预支本钱，随后到了夏季，农民向政府归还与本钱同等数量的绢帛这种做法，既满足了宋朝军队的需要，同时又让农民种地的热情高涨，这本是一项非常好的利民政策。
然而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军队所需要的绢帛需求量更大，一时间农民入不敷出，这项惠民政策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性的税收。
不仅如此，这些专门负责税收的官员，很喜欢玩“预征”的把戏。南宋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整个南宋境内的农村，竟然沆瀣一气开始玩起了“预征”，所谓预征就是提前向农民征税，有些州县提前征收了数十年之后得税收，就连南宋亡国前夜，竟然还有州县官员在征收赋税。
这一行为导致宋朝发生了这样的景象，那些贫农日日受到催税之人的骚扰，不仅如此，南宋末年天灾人祸横行，天降旱灾让百姓颗粒无收，连年战乱更是让百姓无处耕田。
那些宋朝文人还过着酒饱肉足的精英生活，可是又有何人在乎过两宋农民的一把辛酸之泪。
从不知百姓之苦
单看宋朝农业的管理机构、颁布的农业法规，先进的劝农制度，以及统治者为了推广农业技术，解决农民生产困境所做的一切，宋朝农民似乎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太平的时代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朝廷只考虑到如何让农民增加收入，却从未考虑到如何帮助农民减轻负担。
这些赋税徭役，早已经榨干了农民的血泪；在征收赋税徭役的过程中，这些底层的百姓还要忍受官员的强征暴敛、强取豪夺的行为。
这些贪官名义上是在为国家征收赋税，实际上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农民要劳作、要吃穿，他们更要拿着自己的收入去填满这些乡绅富豪、贪官污吏的口袋。他们的辛勤汗水，在宋朝机关的司法腐败以及天灾人祸面前不值一提，最终只能让农民的生活状况越发糟糕。所以才有文人笔下的：
“匍匐孩提童，伛偻百岁翁。饥妇更啾唧，黧面头蓬蓬。”
此番景象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可是高高在上的帝王看不到，那些在京城享乐的达官贵人看不到，他们只知社会一片繁荣，却不知底层的百姓之苦，这是何等的悲哀。
参考资料：
《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宋代农民负担问题》
《宋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和农民战争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