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一談及與宋朝相關的曆史問題，人們最先想到的，是這一時期的積貧積弱，農民需要承擔的苛捐雜稅十分繁重，這才導緻了宋朝200多年裡大小不斷的農民起義。古詩中更是寫道：
“霜耕冰在趾，雨種泥沒膝
”；就連司馬光也寫：
“四民之中，為農最苦。”
在這些文人墨客筆下，農民永遠生活在悲劇之中，他們辛勤勞動，似乎毫無幸福可言。這些都是人們對于宋朝的固有印象，可是宋朝明明繁榮富庶，農民生活的真有這麼苦嗎？
農政機構完備，又有何用？
在任何一個王朝，農業都是放在國家第一位置的決定性生産部門，這是因為農業生産的優良狀況與國計民生緊密相關，是以中國曆朝曆代都将農業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首要任務。
宋朝也是如此，重農思想一直傳承千年，宋朝基本上已經完善了前代的農政制度和管理機構，更制定了一系列與農業相關樣的法規條文，隻為了保證農業生産能夠順利進行。
想要真正的了解宋朝農民的生存狀況，自然要從各種農業管理制度入手。
早在宋朝以前，各個朝代已經有着與農業息息相關的管理機構。《左傳》中記載，夏朝有專門負責掌管農事賦役的啬夫；商朝更是出現了一系列專門管理農業的官員，比如小衆人臣、小丘臣等官員，專門負責糧食的耕種、管理、生産、收割和賦稅等諸多事物。
到了戰國秦漢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善的農業管理機構，比如使書中記載的“内史”、“少内”等；再從三國兩晉南北朝發展之隋唐時期，管理農業的機構有增無減，甚至也越來越重要。
直到宋朝年間，已經形成了非常完備的，從地方至中央專門負責農業管理的機構。
宋朝中央主要負責管理農業事務的機構為戶部，《宋史》中記載戶部的職能為：
“掌天下人戶、土地、錢谷之政令，功賦、征役之事”。
宋朝的工部，也是一個與農業資訊相關的管理機構，工部有四司，這四司之中的水部司和屯田司，前者負責水渠、河道等修理，後者負責屯田、營田、官莊的修茸問題。在這些中央農業事務管理機構之下，還有非常重要的地方管理機構。
宋朝管理地方實行的是州縣制，知州所肩負的職責共為7項，這其中的勸課農桑、新修水利、赈濟災荒、安撫流亡的4項職責，都與農業有着密切關系。
宋朝州一級的機構中，還有通判參與農政管理，比如通判掌管着賦稅錢糧，主管着常平義倉，更負責一些農田水利、赈濟災荒的工作。
在這一職位上做的比較出色的嘉祐年間越州通判曾鞏，他在越州擔任通判一職時，正巧遇到饑荒，然而當時用來備糧救災的常平義倉并沒有足夠的糧食赈濟災民，曾鞏就采号召當地富人自願納糧，随後再用平常價稍高一點的價格賣給平民，随後在災荒結束以後，又為這些貧農種糧，才讓整個越州的百姓全部活了下來，由此可見，通判的農鎮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是極大的。
當然再低一級的縣令、縣丞等官員，所負責的農政工作就更為詳細。
然而看似嚴密合理的農政管理機構，卻在宋朝年間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官官相護”、“豪強官員勾結”的戲碼。
在交通訊息不發達的封建王朝裡，還是真正的
“天高皇帝遠”
，地方豪強與官員勾結，稍微在自家的土地做一下手腳，這些豪強就成了當地的富戶，那些可憐的貧農隻能越發的窮，這種現象在《宋會要》一書中有記載：
“其為等雖同，而貧富甚相遠”
，是以在宋朝年間的“富農”與“貧農”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更導緻了喊着“均貧富、等貴賤”口号的農民起義四起。
苛捐雜稅，民怨四起
宋朝總是與“沉重賦稅”挂鈎，似乎正是因為衆多的苛捐雜稅，還導緻了宋朝的積貧積弱。那麼，宋朝的賦役是否正如大家所想的這樣沉重呢？接下來這部分内容，将對宋朝賦稅進行研究分析。宋朝農民的賦稅主要有“田賦、各種雜稅、身丁稅、科率、和籴、和買”等。其中最主要的田賦，其實是宋朝承襲了唐朝中後期的稅收做法，田賦每年征收兩次，這也就是當時百姓口中的一年兩稅，隻是宋朝時期所敲的田賦，與唐朝相比減輕了不少。
唐朝每年征收這兩稅時，農民除了要交納田賦以外，還要交納丁錢、徭役，這樣一做比較，宋朝農民似乎要比唐朝農民過得更加舒适一些。
然而宋朝的田賦制度可以說是套路滿滿，按照史書中記載，宋朝的田賦确實稅率十分的低，可是各地農民要交納的稅收差别卻存在着巨大差距。《續資治通鑒》一書中記載：
“天下之田，有一畝而稅錢數十者，有一畝而稅錢數者”
，之是以會形成這樣的稅收差距，在《宋會要》一書中就能夠找到準确答案：
“富豪形勢者田多而稅少，貧弱者地薄而稅重”
，其實這與前文所提及的
“富農和官商勾結”
有着緊密關系，這些鄉紳富豪平日裡對官員好酒好肉的伺候，交稅的時候自然就能少交一些；那些貧農沒錢招待官員，到了交稅之時，就被官員們巧立名目增加稅收，這一層又一層的官員機構，讓貧農苦不堪言。
在各種稅賦中排在第2位的便是身丁稅，身丁稅名思義就是按照家中人口繳納賦稅。
在五代時期，身丁稅對于廣大人民而言是一項非常沉重的賦稅，因為五代時期在征收身丁稅的時候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甚至連殘障人士甚至是以死之人都要交納身丁稅，這就導緻百姓苦不堪言。乾德元年，宋太祖明确了身丁稅的征收性别、年齡界限；太平興國9年，宋太宗又對身丁稅進行了一次大的赦免與廢除，據史書中記載，此後，未成年人，老人以及深有殘疾之人不必再交納身丁稅，即便是要繼續繳納身頂水之人，對于他們稅額又進行了又一次的減免。
雖然這一沉重賦稅一直未被廢除，但是農民所要負擔的身丁稅越來越輕也是不争的事實，可是僅這一項稅收的減免，又給這些底層農民能夠減輕多少負擔呢？
宋朝的賦稅有些方面在朝着好的一方面改進，而有些方面卻從早期的惠民利民政策，逐漸變成了農民肩頭上的重擔。宋太宗年間，宋朝出現了“和買”一詞，和買的主要做法為：官府于每年春季提前給民戶預支本錢，随後到了夏季，農民向政府歸還與本錢同等數量的絹帛這種做法，既滿足了宋朝軍隊的需要，同時又讓農民種地的熱情高漲，這本是一項非常好的利民政策。
然而到了宋仁宗時期，由于軍隊所需要的絹帛需求量更大，一時間農民入不敷出，這項惠民政策反而成為了一種負擔性的稅收。
不僅如此，這些專門負責稅收的官員，很喜歡玩“預征”的把戲。南宋年間發生過這樣一件大事，整個南宋境内的農村，竟然沆瀣一氣開始玩起了“預征”，所謂預征就是提前向農民征稅，有些州縣提前征收了數十年之後得稅收，就連南宋亡國前夜，竟然還有州縣官員在征收賦稅。
這一行為導緻宋朝發生了這樣的景象，那些貧農日日受到催稅之人的騷擾，不僅如此，南宋末年天災人禍橫行，天降旱災讓百姓顆粒無收，連年戰亂更是讓百姓無處耕田。
那些宋朝文人還過着酒飽肉足的精英生活，可是又有何人在乎過兩宋農民的一把辛酸之淚。
從不知百姓之苦
單看宋朝農業的管理機構、頒布的農業法規，先進的勸農制度，以及統治者為了推廣農業技術，解決農民生産困境所做的一切，宋朝農民似乎生活在一個比較安穩太平的時代中。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朝廷隻考慮到如何讓農民增加收入，卻從未考慮到如何幫助農民減輕負擔。
這些賦稅徭役，早已經榨幹了農民的血淚；在征收賦稅徭役的過程中，這些底層的百姓還要忍受官員的強征暴斂、強取豪奪的行為。
這些貪官名義上是在為國家征收賦稅，實際上卻隻是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農民要勞作、要吃穿，他們更要拿着自己的收入去填滿這些鄉紳富豪、貪官污吏的口袋。他們的辛勤汗水，在宋朝機關的司法腐敗以及天災人禍面前不值一提，最終隻能讓農民的生活狀況越發糟糕。是以才有文人筆下的：
“匍匐孩提童，伛偻百歲翁。饑婦更啾唧，黧面頭蓬蓬。”
此番景象簡直令人觸目驚心，可是高高在上的帝王看不到，那些在京城享樂的達官貴人看不到，他們隻知社會一片繁榮，卻不知底層的百姓之苦，這是何等的悲哀。
參考資料：
《宋朝農業管理初探》
《宋代農民負擔問題》
《宋代社會的基本經濟沖突和農民戰争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