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就是古代的流放之刑。在古代众多刑罚中，流刑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介于死刑与普通刑罚之间，是古代君王，对犯了重罪之人的一种惩罚。让原本可以实施死刑的罪犯，得到一份生还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体现了古代君王的仁德之心。而儒学家丘浚也在《慎刑宪》中说道:
“刑以弼教。教之大者,伦理也。”
主要核心也是指出刑罚应该意在教化，才算符合伦理纲常。而流刑的诞生，恰恰是体现了古代君王对儒家学说的包容与适从。话虽如此，流刑对犯人的打击，仍然很大。今天，我们就从流刑的起源与发展，浅谈一下古代刑法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理念。
流刑是如何产生的？
流行最早的产生背景，差不多要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都知道，在远古时代的母系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氏族”。这样一群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一同生活在某个地方。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古人对无法解释的现象，便将其与鬼神结合在一起。氏族中人犯了大错，比如造成了粮食短缺，亦或是亲人离世。氏族首领，就会驱逐这个犯了错的人，让其远离群体，独自生活。而在那样的时代里，一旦脱离了群体，就很难能够生存。因此被驱逐离开群体的人，和流放别无二致。这应该算是，历史上流刑的最早前身。
而历史上真正对于流刑，有所记录和实行应该是在商周时期。《尚书》中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刑。《尚书》里记载：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其中提的“流”、“放”、“窜”、“殛”，都是“流宥五刑”之中的流刑，意思是驱逐、流放。关于流刑的施刑地点，《史书》是这么记载的：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罪犯被流放，其地点各朝代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远离故土，流放海外。历代流放的地点，都是经过君王深思熟虑而产生的结果，大多是些漠北苦寒之地、荒无人烟的小岛。比如黄帝时期，曾说过：
“黄帝轩辕之臣曰茄丰，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后是为扶伏民，去玉门开二万五千里”，
再比如唐代宰相李德裕，就被发配到海南岛，曾经留下说这样的诗句：
“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
对于古代人来说，背井离乡的游子，尚会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乡感慨。对于流放的犯人，这种感觉则更深。而且路途遥远，资源匮乏，在路上病死的犯人，也不在少数。所以，流刑看似是暂时摆脱了死亡。却对罪犯来说，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打击。
流刑的发展与改革
秦朝以前的“流刑”，虽然有记载，但是大多施行于口语化。真正将流刑体系，演变成一种专门的制度，其实是在秦朝以后。秦朝的法律严明，对于流刑，也有相关的规定。《云梦秦简●法律问答》中记载:
“五人盗，臧(赃)-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
可见，在秦朝的流刑，是对偷盗之人进行的处罚。秦朝法律中明确表示，如果五个人一共偷东西，赃物价值在二百到一钱，就要“迁之”，也就是流放。而除了对盗贼施行流刑外，还有的就是对重大罪犯的一种“殃及刑罚”。
比如当时权势滔天的嫪毐，经过秦始皇的谋略部署，最终拿下了嫪毐。对其施行车裂，但是他的门下罪不至死，因此施以流刑。《史记》中记载：
“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
而流放的地点，正是房陵。秦朝的流放地点，大多都在房陵，除了嫪毐的门下，当初秦始皇打破赵国的时候，赵王也被流放在房陵。房陵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君王流放的最佳去处，就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南通川陕，北抵郧汉，东连襄邓，西接金商。”
而距离统治者的都城，相距还不算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君王能够及时作出反应。因此，秦代以后的流放地点，也大多在房陵。
流刑的本意，就是在死刑上“罪减一等”，起到君主仁慈的表现。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各类刑罚量刑的时候，也都考虑孔子所说的：“不教而罚是为虐”的仁爱思想。刑罚作为辅助作用，意在教化犯人。因此，流刑在这一时期，是体现君主对儒家思想的践行与尊崇。与之前类似的是，汉朝受流刑的罪犯，并非只是流放即可。君主法外开恩，也并非是任由罪犯去享福，而是要干活出苦力的。比如在《汉书●高祖纪》中记载：
“徙诸侯子关中，治长乐宫”。
将罪犯流放关中，用来修筑长乐宫。再比如《汉书●成帝纪》中记载:
“前将作大匠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宜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
罪犯流放，体现君主的仁爱之心，让他们大兴土木，一来可以充当劳动力，减少民夫的劳动，二来也是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为当时犯下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一做法的施行，既惩处了罪犯，又体现了君主的儒家思想，得到了百姓的信服。
南北朝中后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朝廷律法，早就失去汉朝人性的光辉，渐渐演变成，仅仅是为了惩处罪犯的一种刑罚。而由于南北朝特殊时期，战乱四起，这些犯了死刑的人，就酌情法外开恩，意为让他们流放到军队，充当士兵人力，为君主打仗。《齐书》记载：
“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
如此流放，也是战乱时期的一种权衡手段罢了。将流刑制度继续细分，成为明令典型的一种，其实是在唐朝。唐朝延续了秦汉时期传下来的流刑制度，并加以改良和区分。对于不同犯人流放的时间和地点，都有所规定。比如李渊在位期间，对死刑犯网开一面，将其流放：
“于是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唐朝律法规定，施行流刑以“千里”计位，从一千里、两千里往上叠加。犯的罪越重，发配的地方自然越远。但是唐代流放的罪犯，并非一生都要远离故土。《唐律疏议》中记载：
“役满一年及三年，或未满会赦，即于配所从户口例，课役从百姓。”
罪犯流放一般一到三年就释放了，这个释放的先后，要依据罪犯的情节轻重。
到了宋朝，流刑渐渐衍生出了别的刑罚，比如刺配刑和充军。在其原有流放的基础上，增加了“刺配”，就是在犯人脸上刺字，类似春秋战国传下来的“墨刑”。《水浒传》中的林冲、宋江等人，都受过刺配之刑，并被流放。这对古人来说，是种莫大的耻辱，即便恢复身份，脸上的刺配标志，也让犯人很难做人。宋朝律法有此规定，意在提高律法的严明，让以后的人引以为戒，却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后来很多人加入梁山泊，也是因为其刑罚太重，被逼无奈才加入了梁山。刺配之刑，和流放相辅相成，或者说，刺配是归属于流刑的一种。《宋史·刑法志三》中记载：
“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
犯了重罪，本应该“刺配”的，若是情节较轻，便可以只需要流放，却不用刺配，这对凡人来说，也算难得的法外开恩了。
元朝开始，对流刑的制度体系，基本延续了唐宋的办法。唯一的改革，对流放的罪犯施行“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政策，《元史.刑法志》中记载：
“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
其意很明显，古人对于家乡的情节是情根深种的，南方籍贯的犯人去北方流放，北方籍贯的犯人去南方流放。就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故土，去荒凉的地方流放，以示惩戒。流刑到了明清，经常与充军一起论处，却又大有不同。总的来说，犯人如果可以挑选的话，都会希望流放，而并非去充军，理由很简单，《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
“军罪虽发极边烟瘴，仍在内地,遣罪则发于边外极苦之地,所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者，此军与遣之分别也。”
可见，流放虽苦，却要比充军幸福得多。
如何评价流刑这一刑罚？
流刑自商周兴起萌芽，意在惩戒犯了重罪之人。以远离故土，流放荒凉之地作为惩罚。其实最初并无人道主义意思，就是因为古人的故乡情结严重，而流放异地的痛苦，甚至比死还要难过。所以，在早期流放的犯人，自己结束生命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而从汉朝开始，因为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在于这个“仁”字，宽恕别人，有教无类。才有了对犯了死刑犯的宽容，所谓“法外开恩”就是从这个时候兴起的说法。对死刑犯罪减一等，流放做苦力来赎罪的办法，无疑与儒家文化大程度相符合，古代君王但凡想要得民心，必须要以仁爱之心来对待百姓，因此流刑的改革与发展，正是顺应了儒家文化的宗旨。
尤其是到后来的明清，皇帝对于流放的罪犯，给予了很大的宽容。流放并非意味着政治生命从此结束，明朝出台的“输役”政策，就是为流放的罪犯量身打造的，只要做苦力或者担当一部分朝廷的责任，就可以以此来减少流放的时间，获得自由的权利。这一改革，对于古代的人民，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恩赐，更是体现了君主仁爱百姓的胸襟。
总结：
流刑的诞生，从表面来看只是种普通的刑罚。但其实，它的存在是用来安抚民心的制度。试想一下，暴秦、隋朝为什么那么快覆灭，除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外，朝廷对待罪犯的刑罚也太过惨重。当初刘邦不过是十里亭长，哪里有推翻暴秦的胆量，无非是因为误了押解民夫的时辰，考虑到后果，才不得不揭竿起义。所以，刑罚太重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而流刑这一刑罚的产生，恰好弥补了刑罚的严苛性，给了百姓一种安定的日子，体现君主的仁爱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