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同时又是依靠自身家族力量开创的帝国，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爱新觉罗氏家族涌现出了一大批精英分子。这种家族式的创业方式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尽大可能地避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窟，走狗烹”的历史悲剧。
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入关后的康熙朝，都没有出现屠戮功臣的例子，像四辅臣之一的鳌拜那是咎由自取，不能说是康熙帝兔死狗烹。有清一代，只有雍正时期出现了这种情况，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在辅佐雍正帝继位后，落得了惨死的下场。
年羹尧的下场和他自身的骄横跋扈、功高盖主不无关系，事实上雍正帝对他不薄。况且雍正与诸皇子争储时，年羹尧在外任职，没有过多地参与宫廷争斗，充其量不过是在外替主子吆喝而已。若非他自己不懂人臣之礼，想来也不会遭到雍正的清算。
隆科多的情况就不同了。和年羹尧的飞扬跋扈不一样的是，隆科多知道自己在雍正的即位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角色，正如他后来自己所预言的那样：“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句话让人很费解，或许隆科多知道自己在最高权力转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雍正也许先会感激他，但权力稳固之后，自己的死期也就到了。因此，隆科多在雍正即位后，尽量夹起尾巴低调做人。
雍正即位之初，便如隆科多预言的那样，让他与怡亲王胤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随后，雍正又将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被革的公爵还给了隆科多，并肉麻地称呼他为“舅舅”。以辈分而言，佟佳氏曾抚养过雍正帝，她是隆科多的堂妹，叫一声“舅舅”也能搭得上边。不过，以天子之尊，在朝廷公文中堂而皇之地称呼隆科多为舅舅，就有点屈尊降贵了，这也反映出雍正即位后对隆科多的感激之情。
应该说，雍正对隆科多的恩宠是无以复加的。隆科多是康熙晚年的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雍正即位又命他为吏部尚书兼管理藩院，还让他担任《清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除了加官进爵，隆科多又获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缰等，可谓荣誉至极了。不仅如此，雍正还在朝臣面前恭维他说：“舅舅隆科多这人，朕先前未能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世大臣也！”
隆科多对雍正的称赞并不以为然，知道皇上不可能一直信任他。尽管隆科多在吏部的时候，照样纳贿卖官，但同时他也留了一手。他怕雍正抄家，便早早地将家产转移到自己的亲友家里。雍正二年（1724年），隆科多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似乎懂得自我谦抑的道理。
对于隆科多的种种举动，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在等待着一个成熟的时机揭下虚伪的面具。因为当时最需要解决的还不是隆科多，而是远在西北为患的年羹尧。在打击年羹尧的时候，隆科多也同时挨整，只是结案在后。
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雍正发动群臣谴责隆科多，六月，年羹尧的儿子和隆科多的儿子同时被惩。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隆科多被派往蒙古和俄国谈判疆界问题。本来隆科多在谈判桌上立场强硬，但后来发生了“玉牒”案，导致了隆科多被召回。
所谓“玉牒”案，是指隆科多私藏记录了皇家宗谱的玉牒，由此，雍正以“大不敬”之罪开始整治隆科多。雍正四年十月，隆科多被定了41款大罪。雍正说隆科多按罪当诛，看在他是先帝驾崩时唯一承旨人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将他囚禁在畅春园附近，让他在先帝的院外闭门思过。
两年后，即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还给他发了一笔“丧葬补贴”，这个待遇要比年羹尧要强一点。可明眼人都知道，隆科多之死，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其罪过也绝非是私藏玉牒，而是非死不可。
康熙帝临终前留下了什么遗诏，让谁继位这是个谜案，我们无法知晓。但假如隆科多真的是和雍正一手导演的阴谋，那隆科多就必死无疑。因为没有哪个皇帝愿意承认自己的皇位是靠某个下属得来的；如果隆科多是照实宣布了康熙遗诏，那么事后同样也是受人怀疑，雍正也不能容他。换句话说，就是谁当了皇帝，隆科多的命运都是注定的。
在康熙临终前交给隆科多这一艰巨任务时，隆科多其实就知道自己的结局，这才有了“白帝城受命之日，即为死期已至之时。”一定程度上来讲，隆科多之死是必然的怪不得雍正，要喊冤叫屈只能到九泉之下去找康熙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