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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奉阴违与执政成本

一些地方官员对待上级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认可,还要造出计划,作势要实行,实际上却不动地方,根本不去实行。或许,这样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而对他们有好处的政策,他们就会立刻去实行,一点都不迟钝,也不会阳奉阴违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官员的阳奉阴违?

阳奉阴违与执政成本

或许是执政成本的原因,毕竟国家非常大,官员非常多了,从执政成本来说,要想设立一些监督机构,监督官员每天的举动,基本上不能实行。要真是那样,就会增大执政成本,让很多官员不敢做事,一定要早请示晚汇报,而且不具备独立决断权,生怕一步走错被追究责任,而且监督的人员要非常多,队伍庞大,每个人都要获得一份不菲的工资,不然,不会好好干活,当然,有些监督人员本身也不可靠,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被收买之后,也就成了腐败官员,到底谁监督谁呢?

在分封制盛行的时代,周天子把自己的皇亲国戚分封到各地做诸侯,诸侯的封地就叫做国,靠诸侯一人统领。诸侯的权力很大,不但可以制定法律,而且具备对属地的人们的生杀予夺大权,还拥有自己的军队武装。所有的诸侯国加起来就是天下,受到周天子的统治。诸侯可以会盟,可以打仗,当他们武装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具备挑战其他诸侯的能力,也可以问鼎中原,自己做天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在诸侯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都要做大做强。那个时候,只要自身强大了,就可以免受别国的欺负。只是,从周天子分封开始,就注定了诸侯们阳奉阴违的做事风格,也给天下四分五裂埋下了隐患。欧洲的那些国家,也是如此,原来都是皇室成员到自己的封地行统治之事,后来就谁也不服谁了,要互相兼并,战争不断。国与国之间确立了边界,也明确了各自的法令法规,军队长期驻守边疆,防止别国的军队入侵。

如此一来,从开始分封的时候,诸侯们就具备了太多的权力,完全可以阳奉阴违,可以防止天子对自己的监督和削权。于是,诸侯做大做强之后就要争霸,争霸带来的后果是生灵涂炭,却只是为了满足了诸侯们的权力欲望。看来,阳奉阴违的诸侯们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人选,天子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毕竟,天下太大,周天子的权力鞭长莫及,不能有效统治诸侯,只是定期组织诸侯朝见,或者提倡道德约束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效果。

到了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之后,皇帝拥有了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超越法律而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官员都要听皇帝的,但是,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治理天下呢?根本忙不过来,要靠各级地方官员来治理。而地方官员数量庞大,仅凭上下级的约束很难实现真正的吏治清明。于是,在皇帝管束不严的情况下,官员们各自为战,为自己谋福利,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大多心如铁石,不会同情老百姓的疾苦,反而要拼命搜刮。连同皇帝都这样干,他们有什么理由不亦步亦趋呢?况且“皇权不下县”、“刑不上大夫”的规则,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以及法律豁免权。于是,各级官员就要跟着皇帝学做官了。

阳奉阴违与执政成本

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打着为黎民百姓服务,拯救天下苍生的旗号,背地里却干着贪污腐败的勾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证明做官有好处,没有好处谁还会做官?要是各级官员都为官清廉,不会官场潜规则的运作,还怎么达到“十万雪花银”的地步?于是,他们就要阳奉阴违,从来不违抗上级的命令,也不会为民请命,而是整天琢磨着怎样获得更多的钱财,怎样升官。要是没有什么事的和平年代还好说,要是一旦天下有事,到了战乱的年代,这些官员恐怕比谁都跑得快。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到朝堂上,惊奇地发现没有一个大臣上朝,或逃跑,或投降,把他弄成了光杆司令,也就大势已去了。

究其实,皇帝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代表统治阶级,而不是代表广大贫苦的人民,把路线走歪了,人们也就不拥护他了。按理说,权力只对它的来源负责,皇帝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要对人民负责,但他却带头阳奉阴违,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自己享乐,并且要搜刮民间财富供一人享用。而对于各级官员来说,更是严重跑偏,跟着皇帝走,只会为自己谋福利。而皇帝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想管,要是真管起来,就得先拿自己开刀,哪个皇帝愿意先拿自己开刀?况且,要想整顿官场作风,就会加大执政成本,还会动了自己的奶酪,皇帝当然不肯了。

虽然明朝强化了特务机构,但走了极端,弄得阳奉阴违的奸臣当道,而有作为的书生或忠臣良将大多被迫害致死,当然也就走向了衰落。

阳奉阴违的官员跟着皇帝学习,当然只对统治阶级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手中权力过大,可以自己做主,走潜规则就不会被限制;皇权或上级的权力适用范围有限,鞭长莫及,不会对下级官员做出有力的监督,即便设立一些监督机构也只是做做样子,并不能做到有效监督。而用特务机关监督,就会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会任用奸臣,迫害忠臣,弄得朝堂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阳奉阴违与执政成本

阳奉阴违的官员或许看中了监督的执政成本巨大的事实,当然也看到了“刑不上大夫”的法律豁免权,认为法律对他们来说并不会有太多的强制作用,于是就敢自己贪污腐败、拉帮结派,甚至要窃取皇权了。加强监督没错,对阳奉阴违的作风坚决抵制也没错,但监督确实提高了执政成本,要是没有提高多大成本,监督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阳奉阴违的作风就还会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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