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精神的故乡
郑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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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子里都长草了，我在铲草。”暑期回到老家的父亲站在富顺兜山镇杨家村的一个院坝边拨通我的电话，口气无奈而苍凉。
因为疫情，自前年正月从老家回来，已有近两年没再踏足家乡。父亲是随着在重庆读书的外侄女回去的。母亲去世几年后，年过八旬的父亲被我们接到重庆，只能寒暑假回去一次。这次回去，因老屋没人收拾，父亲就住在他弟弟，也就是我叔叔家里，但却“上班”似的，每天吃了早饭，总要到老屋坐上半天。父亲说，还去翻了翻我读高中时的一口木箱子，那里有我的初高中毕业证和几个笔记本、一叠车票。父亲知道我现在在档案馆工作，对这些“老东西”很感兴趣，就用塑料袋装了，拨通我的电话说，怕放在老家生霉了，回重庆时带来。父亲说得若无其事，我却突然鼻子一酸，眼睛湿润。
从偏远的杨家山村，到山城重庆，一生没离开一个“山”字。虽然200多公里在当今便捷的交通条件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车程，但山村和山城依旧那么遥远。此刻，那长满杂草的院坝，铁扣已经生锈的小木箱，发黄的学生证、毕业证、笔记本、车票······像涨水时漂在河面的杂物似的，浮现在眼前，浮现在时间的河床上。
不用例举那些大文豪，大作家，即使如我这样的普通作者，说到文学，又怎能不说到自己的故乡？换言之，文学不就是一种“精神的还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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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在《富顺报》发表文章并收到报纸的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奶奶很会讲故事，就是四川人说的“龙门阵”，我是听着奶奶的“龙门阵”长大的。初中在杨家山下的罗家湾中学，班上就两老师，一个教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个教数学、物理、化学。或许从小受奶奶影响，我有些偏科，特别喜欢讲故事，对作文课更是用心。老师叫写周记，那周正好是“献新节”——稻谷快成熟时，南方农村的一种祭祀仪式，有的又叫“尝新节”：就是割几绺谷穗，手工剥壳成米，和旧米煮了饭，连同甑子下面煮的茄子、豇豆，还有一刀肥肉，先敬天地菩萨，再敬狗——传说，远古时候，妖魔作怪，毁坏庄稼，是狗游过大海，去妖怪的晒谷坝打了一滚，翘着沾满谷粒的尾巴回到人间，人们重新种下······所以，人们特别敬重为人类取回种子的狗。“献新节”那天，把肉、茄子、豇豆和米饭摆在狗面前，如果狗先吃米饭，那就意味着今年的米贵，先吃茄子豇豆，自然是蔬菜贵，先吃肉，就是猪肉贵……我那篇周记就这样写了“献新节”。语文老师说写得很好，帮我寄给了《富顺报》，十几天后，文章发出来了。镇上邮递员住在罗家湾附近，顺道就带回来，我们放学出门正好碰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见报。太阳快落坡时，我爬上了杨家山顶，但见：夕阳西下，霞光万道。
成长的过程，就是与故乡渐行渐远的过程。高中在富顺永年中学，离家已是二十多公里。大多数学校都改三年制了，我们还是两年。各科都抓得很紧，作文照样要写，但再也没投稿。班主任是历史老师，讲得生动形象，于是，我又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为节约车费，周末回家，得从永年镇走小路穿过邓关盐厂到石夹口，再乘车回兜山镇。结合历史老师讲解的盐井故事，我写了一篇有关邓关盐厂曾经遭遇日军轰炸的短文，参加《课堂内外》杂志举办的全国性征文，居然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厚厚的《辞海》。这是自己的文章第一次在全国赛事获奖，值得纪念。
高中语文老师邹继智对我影响很大。她是自贡荣县人，之所以说她的影响大，主要是对我的阅读启蒙。即使在那个应试教育完全占上风的年代，她也坚决认为，只嚼课本没什么出息。所以，她经常占用正课时间，给我们朗读梁晓声的《京华闻见录》《无冕之王》以及张承志、张贤亮、贾平凹、王朔等人的小说和散文，还普及了“伤痕文学”“朦胧诗”的基本概念······这些都还没进入当时的教材，如果不是邹老师，我的文学知识简直没法超出课本。但这样的教法在当年的高考却迎来严重“失败”，我们班语文成绩比理科班还差，我自以为豪的语文，也只得了76分······但我依然十分感谢邹老师，是她使得我进了大学中文系后，当同学谈起当下的作家作品，我不至于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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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考入原西南师大中文系，我才真正开始系统接受文学教育。写作课第一篇作文，要求写自己的家乡。我写了一篇长题目的散文《爷爷奶奶和他们的猫与狗》，把奶奶讲的神话传说与家里的猫和狗、我们的童年生活杂揉在一起，虽然稚嫩，倒也丰富。这篇作文得到当时的写作学老师董小玉教授的高度肯定。但她也分明看出，我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技巧不熟悉。课间交流时，董老师叫我多去泡图书馆，把1979年以来的小说、散文、诗歌年度选本找来读读。我自小有写日记习惯，就是记录某天读某书多少页至多少页。大一结束，检阅日记，竟然读了230多本书或杂志（当然不是每本都读到底朝天。）那些宁静的读书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元气满屋。
阅读和写作能力在大学得到系统训练，但写作的资源还主要来自故乡，这也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文化心理吧。大四时，在《民间文学》教师彭维金教授指导下，我以奶奶讲的故事为蓝本，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对全国范围内流传最广的四大民间故事——孟姜女、梁祝、白蛇传、牛郎织女——做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以当时最时髦的“系统论”“符号学”等理论为构架，写出了两万多字长篇论文《人仙妖之恋——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的共性结构与文化内涵》。
这篇文章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彭老师带着我先后参加了石家庄举行的一个国际民间文化论坛和重庆市民间文艺家的年会，在现场宣读论文时，与会专家还误认为我是彭老师带的研究生。这篇论文发在《中国民间文化》杂志1991年4期栏目头条，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也予以收录。毕业前，学校举办首次学术节，我也因这篇论文而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在当时，本科生能在全国性学术刊物发表长篇论文，的确罕见，这也让自己“骄傲”了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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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文学生活是逆向展开的。我从山村走向山城，但也有两年时间又从山城走向了山村。留校后的1992年至1993年学年度，我被派往贵州平坝县一个山沟里的军工厂子弟校支教，当了一年高中语文老师，写下了以喀斯特地貌为主题的《水洗布似的石头》等一组散文；八年后的2000年，又被派到长江边的忠县政府挂职锻炼，几乎天天都在乡村走访、调研和参与扶贫项目，年底写出了一组《扶贫手记》，其中一篇获《中国作家》杂志的征文一等奖，后来这组散文还获得了首届林非散文奖，其中的《移民的乡愁》获得了《新华日报》举办的全国乡愁散文征文奖，苏童、毕飞宇等名家担任评委，颁奖时还见到了毕飞宇先生。
对写作者来说，他乡也是故乡。走在同样生活场景的山村，我更加思念富顺的故乡和故乡的人们。长篇散文《吉子河记》，就写的高中学校附近那条河流的故事，在《散文百家》发表后，获得了第二届孙犁散文奖。
由于工作日益繁忙，2000年后几乎长达十年时间，除了写不完的报告、总结、计划、方案、教案等应用文体，很少有纯文学创作。2012年，或许受到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励，决心重新拿起笔来。第一个动作是发表过的散文编成了一本书《永远的紫罗兰》正式出版。事实证明，这种自我激励是正确的。激情再次点燃后，我以诗歌、散文为主，偶尔写点小说，走进了重庆文学圈，先后在《中国作家》《边疆文学》《滇池》《诗歌月刊》《芒种》《时代文学》《星星》以及川渝两地报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300余篇（首），获得了两届徐霞客文学奖和连续三届重庆晚报文学奖。虽然，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成就，但童年的文学初心终于开出了一簇簇小花。
故乡像母亲一样，一直“眼盯”着儿子的成长。正因为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家乡富顺连续两次邀请我回乡参加富顺国际豆花文化节，还被聘为“富顺文化守望者”······
真是“与有荣焉”，守望文学。年过半百，人生之旅也已过半，但文学之旅似乎才刚刚开始。如果一切写作都是寻找精神的故乡，那么，我愿意一直走在故乡的路上。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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