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精神的故鄉
鄭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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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子裡都長草了，我在鏟草。”暑期回到老家的父親站在富順兜山鎮楊家村的一個院壩邊撥通我的電話，口氣無奈而蒼涼。
因為疫情，自前年正月從老家回來，已有近兩年沒再踏足家鄉。父親是随着在重慶讀書的外侄女回去的。母親去世幾年後，年過八旬的父親被我們接到重慶，隻能寒暑假回去一次。這次回去，因老屋沒人收拾，父親就住在他弟弟，也就是我叔叔家裡，但卻“上班”似的，每天吃了早飯，總要到老屋坐上半天。父親說，還去翻了翻我讀高中時的一口木箱子，那裡有我的初高中畢業證和幾個筆記本、一疊車票。父親知道我現在在檔案館工作，對這些“老東西”很感興趣，就用塑膠袋裝了，撥通我的電話說，怕放在老家生黴了，回重慶時帶來。父親說得若無其事，我卻突然鼻子一酸，眼睛濕潤。
從偏遠的楊家山村，到山城重慶，一生沒離開一個“山”字。雖然200多公裡在當今便捷的交通條件下隻不過兩三個小時車程，但山村和山城依舊那麼遙遠。此刻，那長滿雜草的院壩，鐵扣已經生鏽的小木箱，發黃的學生證、畢業證、筆記本、車票······像漲水時漂在河面的雜物似的，浮現在眼前，浮現在時間的河床上。
不用例舉那些大文豪，大作家，即使如我這樣的普通作者，說到文學，又怎能不說到自己的故鄉？換言之，文學不就是一種“精神的還鄉”麼？
2
永遠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在《富順報》發表文章并收到報紙的那個陽光燦爛的下午。
奶奶很會講故事，就是四川人說的“龍門陣”，我是聽着奶奶的“龍門陣”長大的。國中在楊家山下的羅家灣中學，班上就兩老師，一個教國文、政治、曆史、地理，一個教數學、實體、化學。或許從小受奶奶影響，我有些偏科，特别喜歡講故事，對作文課更是用心。老師叫寫周記，那周正好是“獻新節”——稻谷快成熟時，南方農村的一種祭祀儀式，有的又叫“嘗新節”：就是割幾绺谷穗，手工剝殼成米，和舊米煮了飯，連同甑子下面煮的茄子、豇豆，還有一刀肥肉，先敬天地菩薩，再敬狗——傳說，遠古時候，妖魔作怪，毀壞莊稼，是狗遊過大海，去妖怪的曬谷壩打了一滾，翹着沾滿谷粒的尾巴回到人間，人們重新種下······是以，人們特别敬重為人類取回種子的狗。“獻新節”那天，把肉、茄子、豇豆和米飯擺在狗面前，如果狗先吃米飯，那就意味着今年的米貴，先吃茄子豇豆，自然是蔬菜貴，先吃肉，就是豬肉貴……我那篇周記就這樣寫了“獻新節”。國文老師說寫得很好，幫我寄給了《富順報》，十幾天後，文章發出來了。鎮上郵差住在羅家灣附近，順道就帶回來，我們放學出門正好碰上。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見報。太陽快落坡時，我爬上了楊家山頂，但見：夕陽西下，霞光萬道。
成長的過程，就是與故鄉漸行漸遠的過程。高中在富順永年中學，離家已是二十多公裡。大多數學校都改三年制了，我們還是兩年。各科都抓得很緊，作文照樣要寫，但再也沒投稿。班主任是曆史老師，講得生動形象，于是，我又對曆史産生了濃厚興趣。那時，為節約車費，周末回家，得從永年鎮走小路穿過鄧關鹽廠到石夾口，再乘車回兜山鎮。結合曆史老師講解的鹽井故事，我寫了一篇有關鄧關鹽廠曾經遭遇日軍轟炸的短文，參加《課堂内外》雜志舉辦的全國性征文，居然得了二等獎，獎品是一本厚厚的《辭海》。這是自己的文章第一次在全國賽事獲獎，值得紀念。
高中國文老師鄒繼智對我影響很大。她是自貢榮縣人，之是以說她的影響大，主要是對我的閱讀啟蒙。即使在那個應試教育完全占上風的年代，她也堅決認為，隻嚼課本沒什麼出息。是以，她經常占用正課時間，給我們朗讀梁曉聲的《京華聞見錄》《無冕之王》以及張承志、張賢亮、賈平凹、王朔等人的小說和散文，還普及了“傷痕文學”“朦胧詩”的基本概念······這些都還沒進入當時的教材，如果不是鄒老師，我的文學知識簡直沒法超出課本。但這樣的教法在當年的聯考卻迎來嚴重“失敗”，我們班國文成績比理科班還差，我自以為豪的國文，也隻得了76分······但我依然十分感謝鄒老師，是她使得我進了大學中文系後，當同學談起當下的作家作品，我不至于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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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考入原西南師大中文系，我才真正開始系統接受文學教育。寫作課第一篇作文，要求寫自己的家鄉。我寫了一篇長題目的散文《爺爺奶奶和他們的貓與狗》，把奶奶講的神話傳說與家裡的貓和狗、我們的童年生活雜揉在一起，雖然稚嫩，倒也豐富。這篇作文得到當時的寫作學老師董小玉教授的高度肯定。但她也分明看出，我對當時流行的文學技巧不熟悉。課間交流時，董老師叫我多去泡圖書館，把1979年以來的小說、散文、詩歌年度選本找來讀讀。我自小有寫日記習慣，就是記錄某天讀某書多少頁至多少頁。大一結束，檢閱日記，竟然讀了230多本書或雜志（當然不是每本都讀到底朝天。）那些甯靜的讀書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也是元氣滿屋。
閱讀和寫作能力在大學得到系統訓練，但寫作的資源還主要來自故鄉，這也是大多數作家共同的文化心理吧。大四時，在《民間文學》教師彭維金教授指導下，我以奶奶講的故事為藍本，通過大量查閱資料，對全國範圍内流傳最廣的四大民間故事——孟姜女、梁祝、白蛇傳、牛郎織女——做了系統的比較分析，以當時最時髦的“系統論”“符号學”等理論為構架，寫出了兩萬多字長篇論文《人仙妖之戀——中國民間四大愛情故事的共性結構與文化内涵》。
這篇文章奠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彭老師帶着我先後參加了石家莊舉行的一個國際民間文化論壇和重慶市民間文藝家的年會，在現場宣讀論文時，與會專家還誤認為我是彭老師帶的研究所學生。這篇論文發在《中國民間文化》雜志1991年4期欄目頭條，當年的《中國文學年鑒》也予以收錄。畢業前，學校舉辦首次學術節，我也因這篇論文而作為學生代表在會上發言。在當時，大學生能在全國性學術刊物發表長篇論文，的确罕見，這也讓自己“驕傲”了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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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文學生活是逆向展開的。我從山村走向山城，但也有兩年時間又從山城走向了山村。留校後的1992年至1993年學年度，我被派往貴州平壩縣一個山溝裡的軍工廠子弟校支教，當了一年高中國文老師，寫下了以喀斯特地貌為主題的《水洗布似的石頭》等一組散文；八年後的2000年，又被派到長江邊的忠縣政府挂職鍛煉，幾乎天天都在鄉村走訪、調研和參與扶貧項目，年底寫出了一組《扶貧手記》，其中一篇獲《中國作家》雜志的征文一等獎，後來這組散文還獲得了首屆林非散文獎，其中的《移民的鄉愁》獲得了《新華日報》舉辦的全國鄉愁散文征文獎，蘇童、畢飛宇等名家擔任評委，頒獎時還見到了畢飛宇先生。
對寫作者來說，他鄉也是故鄉。走在同樣生活場景的山村，我更加思念富順的故鄉和故鄉的人們。長篇散文《吉子河記》，就寫的高中學校附近那條河流的故事，在《散文百家》發表後，獲得了第二屆孫犁散文獎。
由于工作日益繁忙，2000年後幾乎長達十年時間，除了寫不完的報告、總結、計劃、方案、教案等應用文體，很少有純文學創作。2012年，或許受到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激勵，決心重新拿起筆來。第一個動作是發表過的散文編成了一本書《永遠的紫羅蘭》正式出版。事實證明，這種自我激勵是正确的。激情再次點燃後，我以詩歌、散文為主，偶爾寫點小說，走進了重慶文學圈，先後在《中國作家》《邊疆文學》《滇池》《詩歌月刊》《芒種》《時代文學》《星星》以及川渝兩地報刊發表了詩歌、散文、小說300餘篇（首），獲得了兩屆徐霞客文學獎和連續三屆重慶晚封包學獎。雖然，這根本算不上什麼成就，但童年的文學初心終于開出了一簇簇小花。
故鄉像母親一樣，一直“眼盯”着兒子的成長。正因為近年來的文學創作，家鄉富順連續兩次邀請我回鄉參加富順國際豆花文化節，還被聘為“富順文化守望者”······
真是“與有榮焉”，守望文學。年過半百，人生之旅也已過半，但文學之旅似乎才剛剛開始。如果一切寫作都是尋找精神的故鄉，那麼，我願意一直走在故鄉的路上。
（作者機關：西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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