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塔，李大钊之孙，获“七一勋章”
2021年6月29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72岁的李宏塔，荣获“七一勋章”。
身边的人都知道李宏塔，在长达18年的民政系统工作期间，他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基层度过的。
他视社会弱势群体为自己的亲人，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和廉洁清正。
李宏塔的优良作风，源自于对革命坚定信念的代代传承。
因为他的祖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他的年岁与共和国同龄，只是在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李大钊已经被反动军阀杀害22年了。
从小，李宏塔对祖父的所有印象，都源自父亲李葆华以及姑姑等人的回忆和讲述。
李大钊
除了三女李钟华在三岁时意外夭折，李大钊一生育有5个儿女。
子女们对父亲最深切的记忆，就是1921年共产党成立之后的那段岁月。
彼时，十几岁的长女李星华记得很清楚，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父亲拿回家的不是银元，而是一把欠条。
那是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之后的日子，为了维持党组织的活动，李大钊每个月会拿出80块的银元，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
除此之外，他在北大工作，平日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青年学生。
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自五湖四海，有些家庭很贫苦。
只要他们张口，李大钊也会毫不犹豫地资助他们。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以至于李大钊在担任北大图书馆长期间，每月工资高达140块大洋，担任教授后更是涨到了200块，可家里的生活依旧十分拮据。
后来，北大校长蔡元培嘱咐会计，每月发工资的时候，直接从李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交给李大钊的夫人，这样家里也就不致断顿了。
也是在这期间，长子李葆华在父亲的引导和教育下，年纪轻轻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16岁的李葆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李大钊的鞭策下，年轻的李葆华除了努力学习革命思潮和理论，也积极投身到了各种革命活动中。
然而，危险也正在向李大钊一步步逼近。
晚年的李葆华夫妇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
“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这是李星华的散文，《十六年前的回忆》一文中的段落。
彼时的李星华，还不知道局势已经相当紧张。
而就在1927年的这一年，国民政府右派已经向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势力举起了屠刀。
那年的4月5日，恰好是清明节放假。
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师和他们的子女，都到沈士远家里去玩。
沈士远是沈尹默的哥哥，后者和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是《新青年》杂志编委会成员。
北京李大钊故居内景
沈尹默和李大钊平日交往深厚，所以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也趁着清明放假，到沈家去玩了。
然而就在沈士远家里的第二天，沈尹默就在北京城里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的消息。
因为，李葆华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也一并被抓走了。
仅仅二十多天后，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而当时的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的妻子和儿女限期离开北京。
1927年的5月，全家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了河北乡下老家。
丈夫被害后，妻子赵纫兰一病不起。
李星华作为家里的长女，回到老家后不得不辍学，担负起了照顾母亲和年幼弟弟妹妹的重任。
而那时候，她的大哥李葆华还在京城里东躲西藏。
父亲李大钊遇害的消息，是沈尹默当面告诉李葆华的。
他告诉这个悲痛的年轻人，你的父亲是为主义而牺牲的。
茫茫人生路，李葆华立时失去了最坚定的主心骨。接下来要怎么走？一切都还是未知。
不过，李大钊的这些老友，决心把李葆华送到国外留学。
此时的李葆华，中学还没有毕业，要想按照正常的程序出国未免有些困难。
于是，蔡元培、沈尹默、钱玄同等人，想办法给他开出了一张孔德中学的高中毕业文凭。
有了这个证明，接下来就能着手准备出国的各项事宜了。
1949年，李葆华、赵毅敏、叶剑英在北京
李大钊的老友都建议李葆华去日本，于是李葆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开始学习日文以及其他课程。
1927年秋天，李葆华化名“杨震”，与沈尹默的儿子沈令翔一起奔赴日本，李葆华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物理化学系。
而且，在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沈尹默的安排下，他费尽千辛万苦将李葆华的自费生改成为公费生。
这样李葆华在日本，每个月就能领到河北省政府发放的70块大洋。
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公费生名额很少，在彼时303名赴日本的留学生中，有296人都是自费生，公费生只有7个人。
可见，沈尹默做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以至于他的儿子沈令翔都是自费生。
1951年，李葆华在荆江分洪区
但是为了老友李大钊，再难的事情，他都要尽力去做。
李葆华在日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努力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
1931年5月，李葆华在日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担任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大举入侵东北，在组织的安排下，李葆华返回了上海。
随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葆华在上海组织了“上海留日学生会”、“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一系列左派进步组织。
就在李葆华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期间，他的妹妹李星华，又回到了北平重新开始上学。
李葆华与周恩来
此时的李星华就读于孔德学校的初中部。
为了筹集足够的学费，在周作人的安排下，李星华在课余时间，还负责给学校刻蜡版，靠着这种半工半读的形式，她勉强维持着学业。
虽然生活相比于父亲在世时艰苦了许多，但是她心中的那团火焰，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李星华和大哥李葆华一样，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1932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李葆华秘密回到了北平，担任门头沟矿区的支部书记。
此时的他或许还不知道，妹妹李星华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开始了秘密的地下活动。
李星华
李大钊去世5年后，他的两个儿女，都先后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
在孩子们的心中，只有继承父志，才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
随后几年，李葆华一直在北平地区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
而李星华则靠着半工半读，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平的中法大学。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这一年，李星华大学毕业。
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她毅然决然投入到了爱国救亡运动中。
第二年，她参加了冀东暴动。
由于暴动失败，她只好带着弟弟妹妹们又秘密回到了北平。
此时的北平已经沦陷敌手，北京大学的领导架构，也被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所取代。
在周作人的安排下，李星华进入了伪北京大学，在会计科当了一名出纳。
抗战已经正式开启，她的大哥李葆华离开了北平，在晋察冀分局担任组织部长。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逐步稳固和扩大，李葆华在组织部门的工作上，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政工干部。
1940年6月，李葆华当选为代表，赴延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
也是在这一年，还在北平的李星华，带着弟弟和妹妹，也将奔赴延安。
那时候，北方大部都在日军占领下，沿途盘查得十分厉害。
临行之前，周作人为她预支了薪水，并且还为其办理了所谓的“良民证”。
李星华随后带着弟弟妹妹辗转了三四个月，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才最终抵达了延安。
革命圣地延安的感召力是如此巨大，父亲当年向往的那种社会，彼时在延安已经有了初步的蓝本。
李星华在抵达延安后，在鲁迅艺术院文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之后，她便长期在延安的中学担任老师。
也正是在这期间，她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和《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等，都是李星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此后，李星华长期奋战在教育战线上，一直到1950年，才再次回到北京。
大哥李葆华于七大之后，在延安党校系统学习了两年。
随后，他再次回到晋察冀，担任分局委员、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
老年时期的李葆华
在1945年的七大会议上，李葆华成为了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李葆华出任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
1949年建国前夕，李葆华北京的市委领导，为了开国大典的事情忙前忙后，而且他的第二个儿子李宏塔，也已4个月大了。
22年前，父亲李大钊为了信仰和理想而牺牲；22年后，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立了起来。
当李葆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的内心感慨万千。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担任水电部第一任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
由于长期的战乱，各地原有的水利设施早已满目疮痍，旱涝频发的局面在全国各地上演。
李葆华在水电部任职时，视察工作
李葆华刚上任的第二年，淮河流域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为了根治淮河的水患，在转过年的初春时节，李葆华陪同水电部部长傅作义，在淮河流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
他们轻车简从，随后将详实的考察报告送交了国务院和党中央。
随后，治淮工作提上了国家日程，一系列水利设施工程建设纷纷上马。李葆华又陪同着淮委会主任谭震林，亲自下到各处工地。
他们和工人们一样，吃住在不能防雨的工棚里。外面一旦下起大雨，工棚里也立刻到处漏水。
从战争岁月里走过来的他们，对于这点苦完全不在意。
上世纪六十年代，李葆华又出任安徽省委书记。
那时候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粮食的供应和配额。
李葆华夫妇在李大钊烈士陵园纪念册上签名
他一个人到粮店去买粮，工作人员卖给他3斤大米和7斤红薯干，李葆华立刻就发现了这里面有很大的出入。
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人每月的粮食配额是7斤大米和3斤红薯干，粮店却把这个规定给翻过来了。
李葆华立刻和工作人员争论起来，但是粮店的工作人员不以为意，说是上面让他们这么卖的。
随后事情查明，粮食的配额问题也得以解决。
不过，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事，在安徽各地流传开来。
在任职安徽期间，他坚持发展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并且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很多错误问题。
也因此，他被当地人称为“李青天”。
李大钊纪念邮票
在儿子李宏塔的记忆中，父亲虽然早已是国家的高级干部，但是家中的陈设却几近寒酸。
尤其李葆华在1982年离休之后，他还长期居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分配的房子里。
2000年，有关部门想要给他分配新房，李葆华以年龄太大为由拒绝了。
正是在父亲李葆华的影响下，工作之后的李宏塔，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李宏塔长期在安徽工作，在合肥市的长江路和六安路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男子。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再到其后担任了领导工作，二十多年的时间，李宏塔一共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和7双胶底鞋。
一直到年纪大后，随着体力下降，他才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
李大钊之孙李宏塔
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宏塔在安徽省的民政系统就是厅级干部了。
按照规定，他可以分到较好一点的房子，但是在他担任领导，先后主持4次分房的时候，一共分出去两百多套房子，从来没给自己留一套。
以至于单位的很多同事都看不下去，直到1998年，省里才多补给他二十多平米。
在李宏塔看来，父亲生前的教诲，以及祖父李大钊从不为了个人名利的情怀，才是他内心真正的根系。
这一点，李宏塔的两个姑姑和两个叔叔以及他们的后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李宏塔的另一个姑姑李炎华，以及最小的叔叔李欣华，与李星华一样，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李大钊所书对联
他的另一个叔叔李光华，抗战期间随同姐姐李星华也参加了冀东暴动，随后长期在河北唐山工作。
1959年后，又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无论身在什么岗位，他们更愿意传承和发扬的，是李大钊倡导的革命精神和不为名利的家风情怀。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李宏塔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民政系统的工作岗位。
李宏塔获得“七一勋章”
而他的叔叔李欣华，则扎根北京山区的学校，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无论是从政还是从事教育工作，他们都没有辜负李大钊早年的期盼。
正如李宏塔的堂弟李建生所说，身为李大钊的后代，他们既要继承家族的精神和传承，更不会以李大钊后代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
这份情怀，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是中国共产党能传承百年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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