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1921，所以2021。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出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上海开篇。
100年来，红色文化的引领，海派文化的赋能，江南文化的滋养，使这座光荣之城、人民之城、人文之城的独特气质和神采得以不断彰显。
近代以来，众说喧嚷中，马克思主义初传中国，并以上海为登陆口。20世纪大幕拉开后，马克思和他的学说渐渐成为上海滩上一道特别的光芒。当时的一些进步报刊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光明奇伟之主义”，必将“千红万紫团簇全球”。
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述及影响自己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以及《新青年》等报刊，几乎都是在上海撰写或出版的。
他“深刻铭记”的三本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马克思主义从上海登陆，是一种历史必然。近代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最大窗口。徐光启提出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体现了面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近代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江南知识分子延续这一传统，走在引进西学的前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陆与传播，延续的正是这一伟大传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无愧于西风东渐“最显著的成果”。
理论界常言“三李带回马克思”，除李大钊在北京，李汉俊、李达都主要在上海活动。中共一大代表中，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籍贯与身份相吻合。比如，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人，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是湖北人。而上海的两位代表：一个是李达，湖南人；一个是李汉俊，湖北人。那时，“两李”在上海生活都不满三年。他们代表上海，可谓这座城市开放品格的生动体现。
也正是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参与建党、走上革命道路后，又有意识地将革命的火种带回故乡。比如沈玄庐，从上海返回浙江萧山衙前，以兴办教育、激发阶级觉醒的方式，向农民传播革命信念，衙前农民协会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科学的理论只有为先进阶级、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爆发出强大的现实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走上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开办工余学校，教识字、搞活动，深入浅出地讲故事、说道理，看“有字的书”，更读“无字的书”。
2021年6月，“新生的力量——上海机器工会纪念雕塑”正式落成。雕塑中的六人或坐或站，坐着的一人手拿书本，一旁放着长衫，寓意先进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海沙尔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活动方式的创新。比如，确立“机关社会化”原则。党的各级机关大多分布在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不起眼的房屋中。最早建立的政治局联络点，就设在同孚路柏德里700号。那是一幢两楼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子，工作人员称其为“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邓小平几乎每天要到这里来办公；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表面上是一家古董店，这样外国人进出也不易引起怀疑。
红色文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之于上海，还表现为对全国各地文化及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积极影响。在上海诞生、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多，影响特别大，视野特别开阔。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产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产生在上海；《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都诞生在上海。
有人说，在上海，江南文化是高地，海派文化是高原，红色文化是高峰。上海面积不算大，却被誉为“大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形成和丰富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城市精神和“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格。
对于上海的包容，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生动。他说，自己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宣传新文化，为他处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这类人物。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上海一步步成为“光明的摇篮”。
勇立潮头踏歌行。正如《上海：一个亚洲都市的革命与发展》一书中所言：“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凡树有根，方能生长；凡水有源，方能奔腾。
今天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是物阜民丰、流光溢彩的东方明珠。但这座城市始终坚信，红色是最鲜亮的底色，人民是最坚实的根基，正能量是最大的流量。